环境外交篇 15：我和国合会

夏堃堡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简称国合会），是环境与发展领域中外高层人士与权威专家组成的高级国际咨询机构。国合会成立至今已经16年，对中国环境与发展领域的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很多政策性的建议，为促进中国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事业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我参与了国合会的筹建，并在第一阶段担任副秘书长，负责组织了国合会第一阶段的5次会议和其它相关的合作活动。

        1988年，我受伤住院手术，一年后出院。1989年6月下旬恢复了工作，回到国家环保局外事处。当时国家环保局正在建设新的办公大楼，临时在车公庄路北京市委党校办公。市委党校大院，春夏秋三季，绿树成荫，鲜花盛开，十分美丽。院内十几栋大楼，是梁思成建筑风格，灰墙青瓦，大屋顶，十分雄伟。车公庄路道路宽广，人行道边和道路中央都有绿化带，树木花草互相辉映，是北京最漂亮的大街之一。国家环保局刚分配给我一套三室一厅住房，在离此不远的扣钟庙。我每天沿着这条大街走去上班。

        1990年初，我看到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来的一个公文。文中说，原联合国助理秘书长、国际咨询专家马丁·里斯（MartinLees）先生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提出，建议成立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并附一封里斯给马洪的信。里斯说，联合国已开始筹备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环境与发展问题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中国环境状况关系到世界环境的健康和人类的福利，因此，他愿意帮助中国建立一个国际合作机制，促进中国和世界的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事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建议国家环保局对里斯先生的建议研究处理。

        我觉得里斯先生的建议很好，遂拿起笔，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来文中写上:“建议同意，请曲局长、金局长审定。”金局长是当时国家环保局副局长，主管外事工作。他批示同意后送曲局长审定。几天后曲局长批示，要外办和里斯联系，建议他到北京访问，与我们共同协商此事。

        我立即照办，给里斯发去了一个传真，邀请他访华。里斯很快回复，愿意接收邀请。1990春季，里斯访问中国。我和外办国际处处长张崇贤一起到机场迎接。里斯是英国人，高大英俊，见了我们，显得十分高兴。我们送他到北京饭店安顿下来以后，已是傍晚。我们一起到北京饭店附近的一家小饭馆吃饭。

        里斯给我们讲述了他的中国情结。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他已经多次访问中国。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安排，他会见了当时国家领导人赵紫阳和邓小平。赵紫阳亲自对他说，希望里斯帮助建立一个促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国际合作机制。应赵紫阳的要求，里斯组织了一个由各国政要和国际著名经济学家组成的一个小组来到中国，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探讨如何建立赵紫阳提出的国际合作机制。该小组与马洪等中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和国家计划委员会等部委的领导举行了多次会议。他们还会见了邓小平同志，邓小平和赵紫阳同志对他的工作都表示十分支持。后来因为发生了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这件事没有继续办下去。

        里斯说：“去年12月22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44/228号决议，决定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环境与发展大会，讨论逆转全球环境退化，促进各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和措施。联合国随即成立了环发大会筹备委员会。环境与发展问题已成为国际关系的一个热点。我总是希望为中国做点事情。经济体制改革的事不能做了，我就想到了做环境与发展方面的事。这件事是一定可以做的。”我说：“我们非常欢迎你来与我们一起做这件事，曲格平局长明天将会见你，与你进行讨论。” 他听了非常高兴。我还告诉他：“中国对联合国环发大会十分重视，已经成立了一个筹备小组，我是该小组成员。”

        晚上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们点的菜他多数很爱吃，其中一份芥末鸭掌，他觉得十分好奇，说：“你爱吃这东西，太有意思了，我们是从来不吃的。”我说：“我最爱吃了。” 知道他不吃鸭掌，此后和他一起吃饭时，就再也不点这道菜了，但他还经常将此当作一个笑话提起。

        第二天，曲格平局长会见了里斯。曲首先对他表示欢迎，感谢他对我国环境与发展事业的关心和支持。里斯详细介绍了他的计划。他说：“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委员会是一个高层合作机制，由中国和世界上环境与发展领域的领导人和著名专家组成，目的是为促进中国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出谋划策。委员会下设若干工作组，对中国当前最为重要的环境与发展问题进行研究，提出研究报告。委员会提出的政策建议和工作组的研究报告均将提供给中国政府参考。”他还说：“这是一件既重要又十分复杂的事情，我们一定要非常谨慎非常认真地做。1990年主要做相关的筹备工作，一方面要从国际上筹措资金，另一方面要物色委员会的成员。” 曲局长说：“你的想法很好，我很赞成。 国际上的事，就请你操办了，中国国内的事，由我们来办。”里斯表示同意此安排。他还建议，当年下半年召开一次环境与经济发展高层国际会议，并在会上讨论如何建立此合作机制。曲局长也十分支持。

        此后，里斯在国际上开展了大量活动，做了很多工作。

        1990年中，里斯又一次来华，与我们讨论筹备中国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国际会议和成立国合会事宜。那时解振华刚被任命为国家环保局副局长，分管外事。曲格平局长首先会见了里斯，就会议的目的和主题进行了讨论，解副局长、张崇贤和我也都参加。大家同意，会议的主题是如何在中国实现环境和经济的协调发展，目的是通过讨论，提出成立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的建议。然后，解副局长和我与里斯就会议的组织方式和参会人员名单等具体事宜交换了意见。里斯告诉我们，他已和加拿大国际开发署进行了联系，该署已初步表示愿意对这次国际会议提供财政支持。我们听了以后非常高兴。他还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他建议邀请的国际著名人士的名单。
   

        当时国务院主管环保工作的宋健国务委员会见了里斯，曲局长、解局长和我等陪同，我任翻译。里斯给宋健讲述了成立国合会的设想和步骤，曲局长汇报了中国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国际会议的筹备情况。宋健表示完全支持，并感谢里斯为此作出的努力。

   

        照片34：宋健国务委员会见里斯

        里斯和我还一起找了福特基金会驻北京的代表，希望该基金会能为筹建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提供部分资金。里斯和我分别介绍了这个机构的重要性和中国政府的态度。福特基金会驻华代表说, 听了我们的介绍，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他将报告总部，有结果后会通知我们。大概过了二个月左右，我接到福特基金会一个电话，让我去他们那里一次。基金会驻京代表热情地接待了我，说：“总部已批准为筹建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提供部分财政支持。”我对他表示感谢，并邀请他参加将当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国际会议，他很高兴，说一定参加。

        我和里斯还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见了该中心国际部部长章含之。章是我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读书时的一位年轻教师，我曾听过她的课。她高高的个子，非常漂亮，是名人章士钊的养女，英文又非常好，因此十分引人注目。她英语语音语调特别好，我们的听力材料，有些是她录制的。后来她成了毛主席的英语教师，到了外交部，并嫁给乔冠华，也成了名人。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风风雨雨后，她还是那么漂亮。里斯说章是他的老朋友，见面后立即和她热情拥抱。我们三人商量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如何参加到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的活动中。我请章参加10月的国际会议和以后的国合会会议，她表示非常愿意参加，但后来却一次也没有去，可能是因为忙吧。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我国杰出的经济学家马洪担任了国合会的委员，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里斯此次访问以后，我们开始筹备中国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国际会议。国家环保局就此写了一个报告，会签外交部后报国务院审批。国务院很快批准了这个报告。然后和政策法规司一起研究提出了中方参加会议成员的名单，报局领导批准后由法规司联系落实。我负责的外事办公室根据里斯提出的名单，联系落实外方参加人员。

        1990年10月22－24日，金秋送爽，佳朋满座。40多位环境与发展领域的外国知名人士和30多位中国部长级官员和著名专家，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中国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国际会议。曲格平主持了会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主任宋健致开幕词，强调中国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途径，对于形成世界范围内可持续发展的格局将产生重要的影响。中外专家就环境与人口、环境与农业、资源、交通、水利、科技和教育，以及环境领域的国际合作等问题发表了意见。会议提出的建议有：采取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战略方针；进行城乡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把科学技术作为促进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推动力；调整产业结构，优化生产要素的组合，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理顺资源价格，实行资源核算，促进资源产业的发展，以求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等。代表们提出建议，成立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

        当时担任联合国环发大会筹委会秘书长的斯特朗(Maurice Strong)参加了此次会议。斯曾担任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筹委会秘书长和联合国环境署执行主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是世界上最为著名的环保领域的领导人。他在会上介绍了联合国环发大会的筹备情况，强调中国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将对世界的可持续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他的夫人也陪同他一起出席了会议。我已在国际会议上与斯多次见面，最近一次是当年8月在内罗毕召开的联合国环发大会第一次筹委会会议，因此互相认识。会议休息的时候，我和斯特朗在会场外的花园内聊天。他说中国代表团对环发大会第一次筹委会会议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表示十分赞赏。他还说：“你们的这次会组织得很好。”我对他拨冗前来出席会议表示感谢。

        闭幕式后，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与会代表，宾主进行了长达一个半小时的谈话。

此次大会后，我们起草了关于成立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的报告，会签外交部后送国务院审批。报告中，我们建议国务委员宋健担任国合会主席，曲格平、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顾明和加拿大国际开发署署长马塞尔﹒马赛（Marcel Massé）任副主席。国务院很快批准了我们的报告。

        1991年，我们化了整整一年的时间落实三件事，一是成立国合会秘书处和温哥华支持办公室；二是落实资金；三是确定中外委员的名单。

        在国内成立了秘书处，当时国家环保局的副局长解振华担任国合会秘书长，我和当时法规司的副司长胡宝林担任副秘书长，里斯和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汪松担任顾问，其他成员还有牟广丰、张崇贤、严珊琴、李兵等。秘书处主要由外事办和法规司两部分人员组成。法规司主要负责文件的准备和与国内委员的联络；外办主要负责与外国委员、加拿大国际开发署和温哥华支持办公室的联络、国合会会议的筹备和组织。
   

        这里，我要特别提到我的二位同事，就是张崇贤和李兵。

        张崇贤比我大几岁，我们都叫他老张。老张1979年末调入国务院环境保护办公室，先做环保科技工作，后来从事国际合作工作，国合会成立时担任国家环保局外事办公室国际合作处副处长，后来升任处长。老张在组织环保领域的国际合作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89年3月，在英国伦敦召开了拯救臭氧层部长级国际会议。中国政府派出了以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刘明璞为团长的代表团出席。老张是代表团团员，负责代表团的组织工作，参与了与会对案的制订，是团长发言稿的主要起草人。团长发言强调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支持成立保护臭氧层多边基金，受到热烈欢迎。后来保护臭氧层蒙特利尔多边基金于1990在伦敦召开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第二次缔约方大会上得到通过。从1989年至1996年，老张一直负责《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和《蒙特利尔议定书》的工作。他作为以国家环保局副局长王扬祖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团员，出席了多次《维也纳公约》和《蒙特利尔议定书》的缔约方大会。在国内，他组织了许多次保护臭氧层的国际会议，并参与了部分利用蒙特利尔多边基金淘汰耗竭臭氧层物质项目的实施。《维也纳公约》和《蒙特利尔议定书》是多边环境协议中实施得最为成功的，蒙特利尔多边基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是老张做过的最为得意的一件事。我作为国家环保局外事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也参加了其中部分工作。

        在国合会的成立及其第一阶段的运转过程中，老张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里斯每次与我和老张见面时，总要同我们拥抱，并带着洋腔洋调叫我们“老朋友”。
   

        李兵，曾经是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高年级教研室的主任、副教授。曾在中央电视台英语教学栏目“客居英国”教授英语。1989年，她在壳牌集团公司担任职员。1990年陪同该公司中国项目经理孙似钦参加了中国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国际会议。此次会议我认识了她，并动员她到国家环保局外事办工作。后来她调到国家环保局。1993年，外事办升格为国际合作司，我任司长，李兵被任命为国合会秘书处处长。她在国合会第一阶段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以前中央领导接见国家环保局的重要外宾时，通常都是我当翻译的，自从她来后，就请她做翻译了。她曾二次给江泽民主席当翻译。

        我曾数次赴加拿大驻华使馆，拜访当时负责开发援助的参赞谢孝旌。谢是加藉华人，是加拿大国际开发署派驻使馆的官员。我与谢商量并落实了加国际开发署对国合会的财政支持。资金落实后，谢通知我，加国际开发署决定在温哥华建立一个办公室，负责管理这笔资金，并决定任命狄鄂（Earl Drake）教授为该办公室主任。

        狄当时在温哥华西蒙弗雷泽大学任兼职教授。他于1987－1990年曾任加拿大驻华大使，对中国事情十分了解。据说，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期间，狄没有像一些在华西方记者和外交官那样弯曲事实对外报道，而是比较客观地向加政府报告了当时中国发生的事情，使加政府很为不快，很快把他调回国内。

        狄鄂于1991年年中访华。曲格平局长和解振华副局长礼节性地会见了他。我和他就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讨论。狄开始坚持他的办公室叫国合会“国际秘书处”。我们认为不妥，因为一个组织不能有两个秘书处。经过协商，双方同意他的办公室命名为国合会“温哥华支持办公室”。后来，我们合作得非常好。狄鄂每年都要来华一至二次，我和李兵等也曾数次访问加拿大，商量和落实国合会的有关工作。

        我们对国合会第一次会议非常重视，做了非常认真和充分的准备。中方秘书处和温哥华支持办公室一起商定了会议的方案，包括邀请的中外委员、观察员和特邀嘉宾的名单以及会议日程等。然后我们起草了邀请信，经宋健主席签字后发出，还准备了中方领导人的讲话稿和其它文件。会前的准备工作非常复杂和繁重。秘书处的几个人往往通宵达旦地工作。

设计好方案后，曲格平局长带领解振华、胡宝林和我到中南海宋健同志的办公室做了汇报。在我国政府中，下级对上级一般用职务相称。宋健当时是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人们一般不习惯把“国务委员”当作称谓，叫他“宋国务委员”不妥，而叫他“宋主任”，似乎也不妥，因此，我们也仿照一些领导同志那样，叫他“宋健同志”了。宋健同志办公室在中南海的一个小楼的二层。这是我第一次到一位国家领导人的办公室。到达时，宋健同志的秘书在门口迎接。他领我们穿过秘书办公室，进入了第二间房子，看来是会客室，请我们在沙发上坐下。刚落座，一位女服务员给我们送来了茶水。这时，宋健从里边他的办公室走了出来，微笑着与我们一一握手，显得十分和蔼可亲。

        曲局长就会议召开的目的、内容和组织安排等方面作了详细的汇报。宋健非常满意，并做了指示，要求我们提供更为详细而具体的议程，还要求我们将所有中文讲话稿和其它文件翻译成英文，并送他审阅。

根据宋健同志的建议，我们起草了一份报告，邀请负责外事的吴学谦副总理到国合会开幕式上讲话。为落实此事，我曾和当时担任吴副总理秘书的我的我大学同班同学侯清儒联系，后来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

   

        照片35: 国合会秘书处部分成员在钓鱼台国宾馆花园合影,

前排左起：高兰、作者、金兰、张崇贤、林文利、白长波；站立者左起：张孟衡、李兵

        国合会第一次会议1992年4月22－24日在北京召开。

        参加此次会议重要的外方委员有加拿大国际开发署署长马赛，日本众议院议员、前环境厅长官爱知和男，巴西教育部长哥登伯格，马来西亚科学技术和环境部部长刘显镇，印度尼西亚人口与环境国务部长萨利姆，荷兰皇家壳牌集团石油公司总经理吉宁斯，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总干事赫斯，国际自然保护同盟总干事霍尔盖特、联合国前助理秘书长、国际咨询专家里斯，国际科学联盟理事会执行主任莱芙尔，美国世界资源研究所所长斯佩斯，以及国际水稻研究所前所长、被称为印度“绿色革命之父”的斯瓦米唐等22人。

        出席会议的中方委员是各有关部委的领导和著名的科学家，除主席宋健、副主席曲格平和顾明外，还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化工部副部长贺国强、中科院副院长孙鸿烈、全国人大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厉以宁、中国科协副主席刘恕等共计29人。

        宋健主席主持会议。吴学谦副总理讲话。他指出：“中国政府批准成立国合会的目的是为了在环境与发展领域更好地执行对外开放政策，进一步加强中国同国际社会在这一领域的合作与交流。中国政府十分愿意倾听委员会专家提出的建设性意见和建议。你们的经验和智慧将有利于我们改进中国在环境与发展领域的工作。”
   

        宋健随后也发表了长篇讲话。他指出：“环境问题只有在发展过程中才能得以解决。我们中国肩负着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的双重任务。唯一的出路是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他深情地说：“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她十分美丽，但又十分脆弱。地质学家和生物学家提醒我们，在亿万年的进化过程中，如果人类误入歧道，地球可能像火星和金星那样，变成一个寂静和没有生命的星球。我们必须保护人类赖于生存的地球。”

        经过3天的讨论和交流，委员们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建议，主要有：要树立一种新的观念，即环境保护不应是发展经济的负担，只要采取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充分发挥政策和科学技术的作用，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是完全可以解决的；中国能源结构和开放利用的方式还不够合理，如果采用先进适用的技术，制定节能和提高能源效率的各项政策，将有利于降低能耗，改善环境；加强环境与发展领域内政策方面的协调，建立协调发展的宏观管理机制，进一步发挥各有关部门保护环境的积极性；尽快建立包括环境资源在内的资源价格核算体系，建立起一套有利于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机制；中国的农业生产本身和乡镇企业都存在严重的环境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高新技术必须与传统的农业技术相结合，通过合理的组织，使在保护和改善农村生态环境的同时农村经济也得到可持续发展。

        委员会还决定成立能源战略和技术，监测、信息收集与污染控制，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培训，生物多样性保护，和资源核算、环境经济和价格政策5个专家工作组，并在这些领域开展研究工作。

        4月22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了与会的外方代表和部分中方代表。外方副主席马赛首先向总理报告了此次国合会提出的建议。李鹏说，这些建议很好，中国政府将认真研究并加以落实。他还说，环境问题是全球性的事情，中国政府的政策是使我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环境也能得到很好的保护。

        会后，5个专家工作组先后成立，并开展活动。我参加了部分活动。为支持专家工作组的活动，除加拿大外，德国、英国、日本、挪威和荷兰以及美国的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壳牌集团公司也提供了资金支持。

        国合会每年举行一次会议。第2次会议于1993年5月3日至5日在杭州举行。会后江泽民主席在北京会见了外方代表和部分中方代表。我参加了江主席的接见。李兵担任翻译，我做记录。马赛首先报告了国合会第2次会议提出的建议。江主席听了后说：“你们的这些建议很好，对中国的环境与发展是很有帮助的。中国经济发展始终不可避免地同世界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也同全球的环境保护工作紧密相关。中国政府愿意同国际社会在环境保护方面开展紧密合作，以促进我国的环境保护，推进全球的环境保护事业。”

        照片36：江泽民主席在北京会见国合会代表，刘显镇（左一）和马赛（左二）等全体外方委员、宋健（右一）和曲格平等部分中方委员出席

        为筹备国合会第3次会议，我于1994年上半年率国合会秘书处代表团访加。狄鄂先生陪同我们访问了渥太华和温哥华等城市。在渥太华，我们拜访了加环境部和国际开发署。马赛先生在他的办公室会见了我们。他说，他能参加中国国合会的工作，并任副主席，感到非常荣幸。他赞扬中国秘书处在组织国合会第一、二次会议和组织专家工作组的活动中作了很好的工作。他还告诉我们，他已被任命为加拿大负责魁北克事务的部长，因此不再担任加国际开发署署长，也不能再参加国合会的工作了。当时他正在竞选国会议员，在渥太华的大街小巷，我们看到许多宣传海报，上面印着他的头像。在温哥华，我和狄鄂就第三次会议的安排，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国合会第3次会议于1994年9月20日至22日在北京举行。会议选举加新任国际开发署署长霍尔盖特．拉贝尔（HuguetteLabelle）女士为委员会副主席。

        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指出，环境保护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中国真诚地主张并积极参与国际环境与发展方面的合作。国际环发合作的当务之急是尽快建立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提出的“新的伙伴关系”。一是要切实履行环发大会达成的承诺，二是要真正落实环发大会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钱副总理希望国合会成为促进中外环境与发展合作的一座桥梁。

        宋健同志在开幕词说： “中国科学界有句座右铭，叫做‘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我认为，这句话可以是我们这个委员会的共同论理标准。”他以此形容所有参加国合会工作的人都有一种奉献精神。宋还说，二年前国合会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到如今已经是“千树万树梨花开”，说明国合会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宋健同志讲话总是充满哲理和文采。

9月21日晚上，我们在颐和园昆明湖组织了一次游船活动，委员们都参加了。湖上秋风轻拂，明月当空，风景如画。我们一边欣赏着湖光山色，一边聊着天。这时，在同一条船上的我的一位年轻同事突然对大家说：“告诉大家一个秘密，今天是夏堃堡先生的生日。我提议祝夏先生生日快乐。”这时，昆明湖上响起了“Happy birthday toyou”的祝福声和歌声。在我旁边的拉贝尔女士马上与我亲切拥抱 ，《中国环境报》摄影记者按下了照相机的快门，留下了这难忘的一刻。

        照片38：加拿大国际开发署署长、国合会副主席拉贝尔祝贺作者生日

        1996年9月23－25日，第五次会议在上海举行。这次会议是国合会第一阶段的最后一次会议。在开幕式上，宋健主席对国合会第一阶段前4年的工作做了总结报告。他说，国合会及其专家工作组对关系中国环境与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了认真深入的研究，并形成了给中国政府的政策建议，具体表现在以下6个方面：改善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生物多样性保护，污染控制和监测，资源核算和价格政策，公众参与环境保护，以及环境法制建设。他充分肯定了国合会和6个工作组的工作成绩。他说，中国政府非常重视国合会提出的政策建议，对这些建议进行了研究和认真的落实。他说，国合会对中国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宋健主席对加拿大等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各位中外委员表示诚挚的感谢。当他说到成绩的时候，脱离了稿子，对着里斯说“DearMartin Lees，are you happy？”（“亲爱的马丁．里斯，你高兴吗？”）里斯开心地哈哈大笑道：“Yes！”然后，宋健又满怀深情地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些曾经帮助过我们，对中国的环境与发展事业作出过贡献的国际友人。我们要把他们的名字镌刻在石碑上，并把这块石碑置放在高高的山顶上，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记住他们。”宋健当时非常激动地讲述了这些，同声传译开始没有听明白。宋健又把这段话重复了一遍，当翻译把这几句话译出后，会场上发出了经久不息的掌声。我看见里斯的眼中含着泪花。
   

        在会议的闭幕式上，里斯满怀深情地说：“能为伟大的中国工作这么长时间，是我莫大的荣幸……我想借此机会提到我们的老朋友曲格平教授，他在北京像一头猛虎一样为国合会的成立而奋斗。我也要提到解振华先生，他是为使各种具体安排得以实现的关键人物。还有许多人为国合会作出了贡献，但没有人提及他们。我想借此机会提到在国合会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的两位老朋友夏堃堡先生和张崇贤先生，他们为国合会已工作多年。” 他说到这里时，会场上发出了热烈的掌声
     

        晚上，上海市政府组织与会代表乘船游览浦江。黄浦江西岸，灯光灿烂，把那里几十幢雄伟的古典建筑，打扮得更加美丽；浦东，伟大的建设已经开始，一栋栋大楼正拔地而起。黄浦江上，我们看到了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我和当代中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坐在一起。这位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从中国经济改革之初就提出用股份制改造中国经济的构想，包括用股份制改造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乡镇企业以及其它所有权不明晰的企业，对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而又重要的影响，为中国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是国合会委员，是国合会下的资源核算与价格政策工作组中方组长。在他和外方组长渥尔福特（Jeremy Warford）先生领导下，工作组对此课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很有价值的政策建议。我向厉教授请教有关股份制的问题，他耐心地回答了我的问题。

  

        照片39：作者和厉以宁在游船上合影

        里斯先生是个性情中人。人们们赞扬他的时候，他高兴得不得了。但如果有什么不顺心的事，他就会发脾气。9月23日晚上举行晚宴，招待与会代表。以前国合会举行宴会时，我们总把里斯排在主桌就坐，但这次将他排到了第二桌上。当他兴高采烈地进入宴会厅，直奔主桌的时候，却找不到自己的名字，工作人员告诉他他的位子在第二桌，里斯立刻生气了，扭转头就往外走。当时国家环保局国际司处长张世刚连忙向解振华秘书长报告。解立刻追了出来，想拉他回来，但他不干。解说：“你不回去，我也不回去了。我们另外找个餐厅，我单独宴请你。”世刚陪着他们两人，并担任翻译，在另外一个地方吃了一顿饭。里斯是国合会的创始人之一，我们不能忘记他的功劳。解振华和里斯促膝长谈，使里斯非常感动。

        25日晚举行了闭幕招待晚宴。很多人，宋健、曲格平、拉贝尔、里斯等人都讲了话，赞扬了国合会的工作，对它的成果给予高度评价。里斯被安排在主桌就坐。

        当时，国务院已经任命我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环境署副代表。我很快就要去内罗毕任职了。在国合会5年的工作中，我和国合会外方委员建立了非常良好的合作关系，还建立了友谊，特别是里斯。在晚宴上，拉贝尔讲话中特别提到了我，说我做了非常出色的工作，并对我被任命为中国常驻联合国环境署副代表表示热烈的祝贺。里斯也讲了话。他开玩笑地说：“夏堃堡先生被发配到内罗毕，我非常不高兴”，但他还是祝我一路顺风。

        里斯先后担任三届国合会委员，长达15年，一直到2006年，为中国和世界的环境与发展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2001至2005年，他还担任了联合国和平大学校长，现在担任著名的罗马俱乐部秘书长。1996年我赴内罗毕任职后，与他失去了联系。2003年回国担任联合国环境署驻华代表处主任，参加了当年的国合会会议，在会上见到了他。见面后，他用中国话说：“老朋友，你好”，与我紧紧拥抱。从此，我们又恢复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