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是当时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特命全权大使李肇星于1995年4月15日所写。诗中反映了联合国内激烈的斗争和他对联合国的期待。他写这首诗的时候，我正作为中国出席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代表团成员，也在纽约。李肇星是中国代表团团长。会议期间，我亲眼目睹了这位我国杰出外交家的风采。
李肇星，196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本科毕业后进入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读研究生。当时，我是北外英语系五年级学生，但我们并不认识。1965年我毕业后分配在外交部新闻司。他毕业后先在广东省牛田洋劳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就被调回外交部，并于1969年到江西省上高县外交部五七干校劳动。我1970年被分配到湖南省茶陵外交部五七干校，和他的夫人秦小梅在一个连。他后来在外交部新闻司从科员一直当到了司长和外交部发言人。
和他夫人认识23年以后，我和李肇星于1993初次见面。那时他已被任命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特别全权大使。曲格平局长为欢送李肇星赴纽约上任，特设晚宴。我和国家环保局国际司副司长王之佳作陪。
曲格平和李肇星都是山东人，他们是老朋友，已有多年的交情。1976年，曲格平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代表，常驻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中国常驻联合国环境署代表处设在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内，曲也在使馆院内居住。当时李肇星是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随员，担任中国驻肯尼亚大使王越毅的翻译。曲和李在同一个院子里办公和生活。在那段时间，他们成了好朋友。后来，李肇星调回国内，担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和外交部发言人，他们之间在工作上有了更多的联系。
晚宴期间，曲格平对李肇星被任命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特别全权大使表示祝贺。曲说：“国家环境保护局的外事工作有了很大发展，和联合国的联系也越来越密切了。环发大会后成立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中国参加该委员会会议由外交部牵头，国家环保局是主要参加单位。希望李大使今后对我们的工作多多指导和支持。”李说：“曲局长你太客气了，你是前辈，我要向你学习。”
我说：“与李大使初次见面，感到非常高兴。” 我还告诉他，我认识他夫人秦小梅。李说：“小梅说起过你。”我又说：“我们环保局和外交部有很多合作，特别是联合国环发大会筹备过程中，我们合作得非常好。外交部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和帮助。我参加了环发大会的四次筹委会会议，在这个过程中，学会了如何做好环境外交工作。6月份将在联合国总部召开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我期待着在你领导下参加这次会议。”李肇星笑着说：“你们都是专家了，开会还得靠你们，特别是环保方面的事，我不熟悉，要靠环保局同志把关。”
李肇星1993年3月赴纽约履新。6月14－25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了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中国代表团由外交部、环保局、国家科委和国家计委等单位组成，李肇星为团长，国家环保局副局长张坤民为副团长。我是代表团团员，参加了此次会议。
代表团全体成员都住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招待所，和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办公室在同一个大楼。该大楼位于纽约西区67街，著名的林肯中心对面。
抵达纽约的第二天，李大使设宴招待代表团主要成员，我也应邀出席。李大使见了我，和我热烈握手，说：“我们又见面了。” 我把张坤民副局长介绍给他。李对张说：“这次会，主要靠你们了。”张说：“我们在你领导下工作。”
晚宴后，我和张坤民，还有外交部的于庆泰一起在附近的百老汇大街散步。那时已是晚上九点多了，但街上仍是车水马龙，灯光灿烂，一派繁华景象。经过一家服装店，于庆泰说：“老夏，你还欠我一套西服呢。”我笑了一笑，未吭声。1990年8月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联合国环境署总部举行环发大会第一次筹备委员会会议，我和于都是中国政府代表团团员，张坤民是副团长。一次，也是我们三人在一起，于没有穿西服。我问他什么原因，他说：“没有钱买。”张对我说：“你给他买一套吧。”我笑着说说：“Ok!”后来，我们又一起参加了三次环发大会的筹委会会议，每次于都要我给他买衣服。当然，这都是开玩笑的。于庆泰当时是一个年轻英俊的小伙子，过了几年就当上大使了。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是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上决定成立的，是设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下的一个职能委员会，其主要目的是对环发大会作出的一些决定，特别是《21世纪议程》的执行情况进行审议，并为其更有效地执行提出政策建议和措施。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联合国总部举行，为期两周。会议对环境与发展领域所存在的问题和取得的成就，进行了回顾；对如何更有效地监督《21世纪议程》和其它里约协议的实施和机制进行了讨论；通过了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多年规划和委员会将来的工作领域；就国家级实施《21世纪议程》的情况交流了信息；还讨论了国际机构如何在他们各自的工作中推动环发大会决定的实施等。 会上，发展中国家特别强调资金、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等方面的问题。
中国代表团积极参加了这个会议的各项活动。李肇星大使在发言中强调，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不但应当审议水和空气等专门领域的问题，而且应当特别重视审议技术转让和资金等跨领域的问题。他还强调，可持续发展应当强调行动和效率。张坤民副团长在会议的发言中着重介绍了我国制订《中国21世纪议程》的情况。我主要参加了与环境相关的，如能源、海洋、污染控制、生态保护等与环境保护相关的分会的讨论，发了几次言。我的发言都是根据会前准备好的，经国务院批准的与会对案讲的，特别强调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和生存权、各国对环境和自然资源拥有主权和共同而又有区别的责任等原则。
中国代表团十分注意和发展中国家代表团密切磋商，协调立场。“77国集团＋中国”这一机制在此次会议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周末休会，我到著名的自由女神岛参观。站在岛上，仰望手持火炬的自由女神；隔着哈得孙河口，遥望曼哈顿区的高楼大厦，其中世界贸易中心大楼特别引人注目。
照片51: 作者在自由女神岛上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于1994年5月16－27日在纽约举行。除李肇星和张坤民分别担任中国代表团正副团长以外，我的大学同学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王学贤公使也是代表团副团长。这次大会的主席是特普费尔（KlausToepfer），当时担任德国环境部长，并于1998年被任命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执行主任。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了贸易、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消费模式等跨领域的问题，以及健康、人居、淡水资源、化学品和危险废弃物、固体废弃物和放射性废弃物等专门领域的问题。中国代表团在会上发言，进一步介绍了我们在实施《21世纪议程》中取得的进展，特别强调，占世界人口25％的发达国家消耗了世界75％的资源，他们应当带头实行可持续的消费模式，发展中国家在消除贫困、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应推行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式。
王学贤的夫人叫张凤琨，是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参赞，也是我北外的同学，和王学贤一个班。我一安顿下来，她就专门到房间来看我，给我送来了水果，并问我有什么其他的需要，使我在异国他乡的纽约感到非常亲切。
会议期间，我和张坤民副团长收到了英国大使的请帖，邀请参加在他的官邸举行的一个晚宴。我和张一起来到大使馆。大使和夫人在门口热情迎接，和我们亲切握手。进去时，已经有20多人，多数是主要国家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团团长。
我们首先在官邸的客厅里和外国客人一起聊天。张坤民懂日语和英语两种外语。他能用英语和外国人进行一般的交流，遇到困难时我协助翻译。在客厅里站着聊了一会后，大使馆一位年轻的女士招呼大家入座，桌子上已放了写有客人名字的桌签。我们很快找到了张坤民的位子。他的椅子后面放着一把凳子，上面有一张写着我名字的名签。在其它地方，我们也看到了几张同样的凳子。我马上明白了，他们把我当成专职翻译来安排啦。在国内即使是专职翻译，也是和领导人在一起坐在桌上的。按英国人的习惯，翻译坐在客人边上，提供翻译服务，不给饭吃。如果他们把我作为客人，安排在张局长旁边桌上就坐，我是可以在席间协助张局长进行交流的。我是中国代表团的一名主要团员。当时那样的安排降低了中国代表团的地位，有损我们的国格。我有点犹豫，没有在这个位子上坐下来。张坤民也看到了这里的问题，认为不合适。他和我一起走到那位女士面前。他说：“夏堃堡先生是国家环保局的司长，是中国代表团的一名高级成员，不是我的专职翻译，这样安排好像有点不妥。”那位女士听了张的话，有点紧张。她对我们说：“对不起，请等一下。” 她连忙向英国大使走去，说了几句话。大使马上向我们走来，连声道歉。他让那女士马上给我安排入座，说完就走开去招呼其他客人了。当时两个桌子都安排得满满的了。女士的脸上显出了为难的表情。我对张坤民说：“我就不参加了，行不行?” 他立即说：“可以。”我对那女士说：“我就不参加这次宴会了。张坤民先生自己能用英语交流。他旁边坐的是日本大使，张先生日文很好，也能交流。”她连忙说：“实在抱歉。”我说：“没关系。”她连忙安排英使馆司机把我送回中国代表团驻地。
第二天，我和张坤民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走廊里，碰到了李肇星大使。李大使突然笑着把我们拦住，说，“今天我收到了一份英国大使的信，对昨天他们在宴会上对夏堃堡安排不妥表示道歉。”张连忙说：“给你添麻烦了”。李大使说：“什么麻烦？你们做得对。这是我当大使以来第一次收到外国大使的道歉信，我很高兴。”
1995年和1996年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召开第三、四次会议，我也都参加了。
1996年9月，我被派往内罗毕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环境署副代表。
1997年4月8－25日，召开了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根据国内指示，我从内罗毕飞赴纽约，参加出席此会的中国代表团。代表团团长是当时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大使秦华孙。王学贤和张坤民仍然是副团长。
我和秦华孙早就认识。1965—1970年，我和他曾先后在外交部新闻司共事。1970—1972年，我们都在湖南茶陵外交部五七干校劳动。那时我20刚出头，他比我大六、七岁，也十分年轻。我们都血气方刚，一起经历了那场“大革命”的风风雨雨。20多年没有见面。见面后，我们紧紧握手。他还像以前那样叫我“小夏”。当年的情景好像依稀昨日，但我们没有提文革的事。我们谁也没有想到，今天还能在一起参加联合国的会议。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对在实施环发大会有关决定方面的进展进行了审议。各国代表普遍认为，5年来，全球在实施《21世纪议程》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许多国家相继制订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和计划；发展中国家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建设方面，也有了或多或少的加强；一些多边环境协议开始实施，有的进展还比较快，例如关于保护臭氧层的《维也纳公约》和《蒙特利尔议定书》。
但是，5年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南北鸿沟和分歧也进一步扩大。发达国家对于他们在环发大会上在资金和技术等方面的承诺，没有兑现。主要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官方开发援助，不但没有按照环发大会的要求提高，甚至有所降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贫困进一步加剧，可持续发展还只是一句空话。
中国代表团在发言中介绍了我国在履行环发大会的决定以及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取得的进展，重申了中国政府在资金和技术等方面的一贯立场，要求发达国家拿出诚意，兑现他们在环发大会上所作出的承诺。
这次会议决定同年召开联大特别会议，专门审议5年来环发大会决议的实施情况，并作出进一步加强其实施的决定。
1992年3月参加在联合国总部召开的联合国环发大会第四次筹备会议，加上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五次会议，我曾六度际会联合国。
我有一个大学同学万金章。1992年，他是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参赞。在我参加联合国环发大会第四次筹备会议期间，他亲自驾车和夫人一起陪我，到纽约洛克菲勒中心、中央公园、第五大道、百老汇大街等地参观游览，使我对这个世界最繁华的城市有了一些了解。他还带我在联合国总部参观，走遍了这里的每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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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1-17 21:4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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