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至1999年间,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包括印度、孟加拉、尼泊尔和越南,先后发生了洪灾,给这些国家造成了生命和财产的巨大损失。联合国人类居住中心(现联合国人类居住署)和联合国环境署与这几个国家的政府合作开展了一个题为“南亚洪水减缓、管理和控制”的项目。该项目的目的是帮助这些国家提高应对洪灾的能力,以减少洪灾的危害。我是联合国环境署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日本人中村武洋负责技术方面的工作。人居中心的负责人是该署自然灾害应对协调员加维迪厄(Jorge Gavidia),加拿大人休顿(Chris Huton)负责技术工作。
2000年1月24日,我从内罗毕飞往新德里,出席在那里举行的南亚洪水项目第一次会议。在孟买转机时发生了一件不太令人愉快的事情。我在孟买国际机场办理了入境手续。要赴新德里,必须到一个国内机场去转机。我领取了行李,通过海关走出国际机场时,一个穿得脏兮兮的印度小青年向我走来,伸手就来拿我手中的箱子,我连忙厉声地说:“你要干什么?”他很客气地答道:“先生,我帮你送到公共汽车车站。”我问道:“车站远吗?”他说:“很远的。”本来我想这是一个可以拉着行走的小箱子,很方便,不想让他帮我拿了,但因为他说很远,我想让他帮我拿行李也可以给我带路,就把箱子交给了他。谁知,刚走了大概十几步路,他就停了下来,说:“到了。”我当时有点生气,但想他既然已经帮我拿了行李,总得给他点钱,就掏出了两美元交给了他,可他摇着头说:“不行,你得给我五美元,这是标准价。”这时,班车快要启动了,看到已经没有时间和他争论,我就给了他五个美元,后来想想总觉得有点冤枉。
会议于1月24至25日举行。人居中心负责灾害应对的官员加维迪厄(JorgeGavidia)代表人居中心,我代表环境署,五国的政府官员和专家出席了会议。休顿参加了会议,但中村武洋没有参加。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对外经济合作办公室处长孙雪峰、中国环境科学院生态研究所所长高金喜和另一名专家代表中国参加。会议主要目的是各国代表就洪灾的形势和应对政策和方法交流信息和经验,以提高与会国家应对洪灾的能力。
我在讲话中指出,生态系统的破坏是造成近几年各国水灾的根本原因,希望各国在会上能很好地交流经验和教训,并要求各国提供有关洪灾的国家报告,报告应当包括洪灾的状况、预防和应对洪灾的机构安排、各国的能力、技术和经验情况以及人居和环境保护方面应对洪灾的需要等。加维迪厄在讲话中强调提高南亚各国应对洪灾能力的重要性。提出要开展减少洪水易损性的研究。
孙雪峰在会上代表中国作了一个关于中国和南亚间国际河流的合理利用和协调管理的报告,介绍了中国洪水管理方面的经验和技术。其他国家的代表也都介绍了他们各自洪灾的情况及采取的应对措施。各国代表同意在会后准备一份各国洪水问题、应对策略和措施的国家报告。会议决定各国提出国家报告后,再在北京召开第二次会议,讨论那些报告,并提出下一步的合作计划。
会后,我和孙雪峰等参观了泰姬陵。泰姬陵是 印度知名度最高的古迹,位于 新德里200多公里外的北方邦的 阿格拉(Agra)城内, 亚穆纳河右侧。是印度莫卧儿王朝第5代 皇帝沙贾汉为爱妃泰姬·玛哈尔所造的陵墓。玛哈尔38岁死去,沙贾汉悲痛欲绝,动用了几万工人,耗费巨资,花了16年时间,在1648年建成泰姬陵。泰姬陵是全印度乃至世界最有名的陵墓,被世人称为人间建筑的奇迹。印度诗翁泰戈尔说,泰姬陵象“一滴爱的泪珠”。沙贾汗死后被合葬于泰姬陵内他的爱妃泰姬的身旁。泰姬陵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是 伊斯兰教建筑中的代表作。2007年7月,它被评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泰姬陵,由殿堂、钟楼、尖塔、水池等座建筑构成,全部用纯白色 大理石建成,用 玻璃、 玛瑙镶嵌,绚丽夺目、美丽无比。它没有像通常的陵墓那样使我们感到阴森冷寂,相反觉得它似乎总在天地之间浮动,不时变换着它的色彩和神韵,好像是一个有灵魂的生灵。它和谐对称,花园和水中倒影融合在一起令我们惊叹不已。当时正是中午时分,泰姬陵头顶蓝天白云,脚踏碧水绿树,在耀眼的阳光映衬下,出落得玲珑剔透,光彩夺目。 照片67:作者在泰姬陵前
我们被泰姬陵的美丽和艺术魅力深深打动,在它的前前后后留恋忘返。
之后,导游把我们带到了附近的一个生产和销售大理石工艺品的作坊,一些工人正在制作桌子和盘子等工艺品,所用材料就是当地出产的白色大理石和天然半宝石,和泰姬陵所用的材料是一样的。我被这些艺术品的精美深深吸引,立即买下了两件,一个盘子和一个直径为半米的八角形桌子,上面都镶嵌着玛瑙和孔雀石等天然石料组成的图案,十分精美。我将这两件宝贝从这里一直手提到了内罗毕。2003年回国时,又将它们提到了北京,放在我家的客厅里。
后来,我一个人到了新德里市中心。当时新德里人口有1280万,熙熙攘攘,十分繁华。我行走在人行道上,观赏着两旁很有特色的印度建筑,和五颜六色的商店。这时,我看到一个外国男子,弯下了腰,正在用一张纸擦拭他的皮鞋。我又走了一会儿,正在我东张西望的时候,突然听到一个穿着白色大袍的30多岁的印度男子用英文冲着我问:“Hi,你要擦皮鞋吗?”我说:“No.”并继续往前走。这个人还是继续跟着我,说:“You have a shit on your shoe!”(你鞋上有点粪!)我低头一看,真有点吃惊,我的右脚皮鞋上真有一团牛粪。看到此情景,心想,不让他擦掉恐怕不行,就问:“要多少钱呢?”他答道:“2000卢比。”我一算,这个价钱合人民币300多元。那双鞋我买时也就化了300 元左右,就对他说:“你这个价我可以买一双新皮鞋了,不行。”这时候,走过来另外一个穿着破旧印度长袍的中年男子,他冲那个人说:“喂!你这个价也实在太高了。你怎么这么漫天要价呢?”然后,对我说:“给他1000卢比吧,这是这里擦皮鞋的标准价,比较合理。”此数虽然比原价低了一半,但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但又想,不擦掉也不是办法,我就说:“好吧,你给我擦吧。”这个帮我说价的人这时马上走开了。那人用一块破布擦去了我鞋上的牛粪,上了一点鞋油,几分钟就把我的皮鞋擦干净了,我交给了他1000卢比,他高兴地拿了钱就走了。
我走了几步,突然回过神来,心想,这肯定是那小子设下的一个圈套,先将牛粪偷偷地趁我不备之时洒在我鞋上,然后让我请他擦鞋,那第二个人则是个托,联想到刚才那个外国人擦鞋的情景,更肯定了我的想法。我有点后悔,应当像那个外国人一样,找张纸来自己擦掉。
我回到了内罗毕,当时我还住在中国常驻联合国环境署代表处。回到住所的当天晚上,我拿起了一份代表处订的香港《文汇报》,上面看到了著名作家余秋雨的一篇文章,说,不久前,日本《读卖新闻》的一位编辑为了约他写一篇世纪之交感言的文章特地赶到新德里,和正在那里访问的余秋雨相见。余秋雨的这篇文章,讲了这位编辑在新德里的一次经历,和我上面说的擦皮鞋的故事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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