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的中国特色：冒充无产阶级

小二儿

刘罡

要
全面探究中国的中产阶级，有三个问题恐怕是绕不开的，那就是，何谓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主要特点究竟是保守性还是进步性，以及中国的中产阶级对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影响究竟是什么。




对于第一个问题，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王春光在其《中产阶级与中国的崛起》一文中给了一个多少令人失望的答案。他说，谁是中产阶级？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迄今为止，都没有达成共识，在西方国家都是如此。不过他也指出，人们通常用职业、文化、地位和社会资本来衡量和判别中产阶级，其中职业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其他指标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附载于职业之上。而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法学教授於兴中看来，从当前世界范围内来看，人们提倡中产阶级这个概念，主要是从经济层面入手。美国总统奥巴马2011年就给美国中产阶级下了这样的粗略定义：你会有足够大的房子，可以供养你的家庭子女，医疗有保障，退休金也有保障。

而究竟是着重从职业层面还是从经济层面来定义中产阶级，有可能决定我们对中产阶级究竟是保守性多些还是进步性多些的判断。於兴中在《探寻中产阶级的意义》一文中，让我们看到了中产阶级因其职业特性而具有的进步性一面。他说，中产阶级权利和法律意识的高涨与他们在社会等级阶层中所处的地位和他们所从事的职业息息相关；他们具备较强的权利和法律意识，随时处在要为自己的利益奋战、抗争的地位。他还说，在一些具有中产阶级特点的个人身上，我们似乎看到了他们与法治进步的密切关系，比如中国现在的“死磕派律师”。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唐钧在《中国特色：诡异的“被中产”》一文中，则指出了中产阶级基于个人经济原因而往往具有保守、不愿意改变现状这一惰性的事实。他说，中产阶级都有一份不大不小的财产，按毛泽东的说法，就是有很多坛坛罐罐，以至于怕在激烈的社会动荡中，自己的这些坛坛罐罐被打碎。然而，世界是复杂的，中产阶级会因“守财”而保守，但这并不排除他们会在特定历史机缘下会因“护财”而变得激进。唐钧举例说，在上世纪40年代末的中国，当土改使昔日赤贫无产的贫雇农变成有房有地的翻身农民时，为了保卫“胜利果实”，他们投身到了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中去。

同样道理，我们也不难找到中产阶级并未因其职业特征而在政治上变得积极、主动的例子。独立学者周舵在其《中产阶级神话的终结》一文中便以中国一位声誉卓著、影响巨大的成功企业家柳传志为例说，他在政治上如此怯懦、消极，而他恰恰代表着中国企业家的绝大多数，从他身上可以看出中国的所谓“中产阶级”是根本不能指望的。

悲观派人士可能会对中国中产阶级的这种“不争气”感到失望，觉得无法依靠怯懦、自私、依附政府权力的中产阶级来推动中国的民主化，但也有乐观的人士认为，当今中国随着商业活动的扩展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迈入中产阶级大门的职业门槛和财产门槛都已大为降低，专业人士中产阶级身上有时会表现出的懦弱和消极，可以被大量“地命海心”的城乡草根中产阶级所拥有的政治参与热情所冲刷掉。

政治学者刘军宁在《地命海心──关于中国中产阶级的猜想》一文中说，界定中产阶级，不仅要看他们的财产状况，更要看他们是否有一颗中产阶级的“芯”；而这颗“芯”就在移动互联终端里面，谁有了这样的终端，谁就有了中产阶级的“芯”。他说，“地命海心”（吃地沟油的命，操中南海的心；虽然生活条件艰苦，但是关心国家大事）这一网络新成语的出现，典型地反映了当下低端的中产阶级的生活状况与政治诉求之间的张力。

中产阶级对中国的影响不仅会体现在政治方面，更会体现在经济方面。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在《中产阶层对中国经济影响几何？》一文中说，中国的中产阶层在过去10年中大约增长了50%，对中国经济带来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消费升级方面，展望未来，中产阶层的壮大则有助于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李迅雷指出，除日本和韩国外，上一世纪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并不多，大部分经济一度快速增长的新兴经济体都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日本和韩国在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同时，也进入了西方发达国家俱乐部，但中国有着迥异于西方的政治制度，即使中国成功成为经济上的发达国家，恐怕在政治上也很难与西方国家融为一体，而且即便届时西方国家能够放下心防接纳中国，那时中国“巨无霸”般的经济体量恐怕也决定了，将会是中国领着西方国家走而不是相反。

此外，中国如果能够成功跻身发达国家之列，或许还能为诸多始终被中等收入陷阱阻挡在发达国家圈子外的新兴经济体探索出一条“修成正果”的道路。因此ALAN MURRAY在《新兴中产阶级将如何改变世界》一文中预言说，全球新成长起来的中产阶级将以难以预测的方式改变各个社会、经济体和政治制度。与19世纪和二战后时期的中产阶级崛起不同，这次的崛起不一定非要以西方价值观为土壤不可。

中国的中产阶级被赋予了推动中国、甚至撬动世界的厚望，但在中国独特的政治生态下，中产阶级却处在了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在任何社会里，中产阶级无疑都是维系社会稳定、推动社会物质和精神进步的主力，但在中国，“无产阶级”这一光鲜头衔却硬抢去了本应属于中产阶级的诸多光芒。焦裕禄是中产阶级吗？一个县委书记，不管他如何克勤克俭，其经济处境无论放在中国哪个历史时段也足以跻身中产之列了吧？而他带领兰考人奋力治沙的感人业绩，也完美体现了中产阶级中坚分子身上的社会责任和社会良心。但在当今中国，有谁敢于公开将焦裕禄作为中产阶级的楷模加以宣传呢？

在中国，正是由于“无产阶级”这一概念被无限扩大并任意拔高，许多中产阶级的优秀分子和许多原本专属于中产阶级的优秀品质都被强行划入了无产阶级范畴，这使得何谓中产阶级以及中产阶级的主要特点这两个全世界至今都没争论清楚的东西在中国更加成了一本糊涂账，而中国官方以中产阶级崛起为默认背景设计的中国“和平崛起”图景，在那些死抱着中国官方意识形态路径解读中国的西方人眼里，却成了中国要将“无产阶级革命”推向全世界，为“中国威胁论”平添了实证。

中国中产阶级在官方台面上是躲藏在无产阶级光环下的“小瘪三”这一形象一日不改变，全面探究中国的中产阶级恐怕就没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