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轮功的两面性（二）

梦幻游乐场

4、资金来源、商业活动与宣传书籍

　　法轮功的宣传资料在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以及其他城市都是免费发送的，包括发行量很大（达8万份）的彩印报纸，中、俄文版的《转法轮》、《九评共产党》等书籍。

　　台湾记者Jules Quartly在2007年3月25日的《台北时报》发文，文中写道：“我问，既然法轮功的练功指导是免费的，那么他们租用房子、发行《大纪元时报》的费用从何而来？其资金又是如何运作的？回答含混不清，最后他们说，房子是一名法轮功学员的，报纸是免费发行的，由一名拥有出版社的法轮功学员发行的。”Jules接着写道，在法轮功被中国取缔之前，售书是李洪志的主要收入来源，“1999年李洪志对自己的信徒说，他光靠售书的收入就很可观了。正如《华尔街日报》报道的那样，李洪志于1999年花58万美元在美国购得豪宅。”

　　值得提醒的是，从事非法商业活动是对法轮功组织的指控之一，也是其被取缔的原因之一。《法轮功问题简明手册》中写道：“李洪志及其法轮大法研究会自1992年至1999年底出版并销售了大量法轮功宣传品，纯利润达4220万元人民币。此外，李洪志还有办班收入，他总共办了53期班，挣钱累计超过280万元人民币。”

　　这一事实可以从“至纯至和”的欧洲法轮大法网得到证实。2005年5月24日，该网站登载了从明慧网中文版翻译过来的文章，题为《中共散布谎言，迫害法轮功》。作者萧寒在文中这样写道：“法轮功书籍很受欢迎，有很多人买书。法轮功卖书得来的钱用来办班。其实，法轮功办班的费用要比其他办班费用低。自1996年中共禁止法轮功书籍后，法轮功书籍在中国供不应求，大量盗版书在黑市上赚了大钱。”对法轮功敛财的指控从萧寒的否认中得到了反证。

　　由此还可以得出另一个结论，法轮功被中国取缔、李洪志出逃美国后，法轮功得到了大量境外资金支持，因此，它可以不必像早先那样，在中国从事非法商业活动。关于法轮功的境外资金来源问题早已是公开的事实。如果说台湾法轮功可以获得出版商的资助，那么，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免费发送的《世界法轮大法报》就是由哈尔科夫市一家商业机构印刷的，因为印刷地址、订单号等都按法律规定，在最后一页报纸上标得清清楚楚。

　　除了拥有出版、网络资源外，法轮功还有多家电视和广播电台，还有电影制片厂，这些都需要大量稳定的开支，显然，法轮功的资金运作靠普通成员的捐助是无论如何都解释不通的。

　　5、应对批评的手法

　　2008年12月7日，加拿大联邦法院终审裁定，驳回法轮功对《华侨时报》的上诉，维持加拿大魁北克高等法院判决。判决书指出：“法轮功是一个有争论的运动。这种运动不接受批评言论。”

　　类似的情况曾屡屡在中国大陆也发生过。文章《法轮功的邪教本质》这样写道：“他们无视法律，企图攻击持不同意见者，要挟社会，迫使人们和新闻出版机构就范，企图造成无人敢批评李洪志及法轮功组织的局势。”

　　我们可以满意地指出，在乌克兰，特别是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情况要好得多，近几年来的情况更有好转，而且就发生在我们眼前。期间，本地法轮功组织起初对批评意见也采取状告手段，但之后他们明白，这种手段吓唬不了人，便采取较为柔性的活动方式，那些引起社会强烈反响的刺激活动也渐渐不搞了，如大规模游行、“器官摘除”模仿表演、在公园和广场上摆放尸体展台、政治宣传等。如今向好的局面发展主要归功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和媒体的积极工作，他们的工作目标是尽量避免引起与新兴运动的激烈冲突，尽可能做好说明工作和预防工作，对其可疑的活动形式尽量采取法律措施加以限制。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议会内政管理部门（负责社会组织事务、推行政治措施的部门）以及不少社会组织作出的不懈努力，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救助邪教受害者“对话”中心、基辅的“邪教与社会”和“家庭与个人保护联盟”等。付出不少努力的还有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高校的专家学者，特别是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法学家，他们一直关注并研究我市新出现的精神运动，及时提出危险警告和预防措施。此外，还有新闻工作者，他们为此付出了大量时间，通过媒体平台积极开展解释宣传工作，让法轮功习练者和市民了解问题所在。由我市专家学者和社会活动家组成的人权保护咨询委员会在市议会内政部的领导下也积极发挥作用，及时协调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灵活应对相关挑战。

　　目前，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法轮功信徒并非安分守己。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的先决条件是要对他们进行集中指导，并对来自其他城市的宣传品采取严管措施。

　　近年来在了解邪教历史的过程中，我们关注到一个动向，即邪教思想及其发展方向会随地随时发生变化。因此，当今的法轮功已成为与共产主义中国最为对立的攻击者和反对者之一。法轮功信徒印发大量宣传品，全面抹黑中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1999年法轮功被取缔之前，法轮功还针对“反华”宣传提出了批评。1998年11月，英国BBC World（英国广播公司国际新闻信息电视频道）转播了詹姆斯·迈尔斯关于法轮功的报道。报道称，法轮功是中国最大的邪教，其理论和观念会导致信徒大规模自杀。法轮功信徒给BBC台长、中国驻英大使以及英国首相写信抗议，要求BBC电视台公开致歉。他们声称，“BBC记者对法轮功的批评是对中国人民利益的损害，是对当今中国发展的抹黑，是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不友好、不负责任之举。”

　　结论

　　当然，上述列出的差异还不够全面，需对中文法轮大法理论加深研究才能不断充实。不过，上述所列依据足以得出结论，法轮功理论和活动在不同的民族文化中存在着差异。

　　包括在乌克兰，我们遇到的法轮功是比较温和的，其宣传方式不算太出格，可以称之为东欧式法轮功。

　　而起源盛行于中国的法轮功才是“法轮大法”的本源，其实践活动充满强烈的宗教色彩和神秘主义色彩，更具侵略性和违法性特征，意识植入、反对批评以及敛财等手段更为赤裸。

　　同时，东欧式法轮功还可以与西欧式和美式法轮功相比，后两者的政治活动和法律活动更为活跃。显然，在那些与国际人权组织总部相邻国家中的法轮功不仅可以得到经验借鉴，而且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这一特点已受到外国专家关注。美国佛罗里达州教育基金会主席詹姆斯·兰迪称指出: “法轮功因其活动的威胁性、危害性和欺骗性被中国取缔后，李洪志及其信徒在美国开始变换手法，以不同于以往的方式组织活动。”纽约政治学教授夏明也谈到了这一观点:“法轮功在中国以道德重建运动自居，而在西方则打出保护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的旗号。”

　　这些差异的存在与法轮功组织所在国家、所在城市的地方条件有关。形成差异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其一，法轮功把自己扮成“温和”的“东方修炼”运动，目的是在西方反华机构面前维护自己的形象，并获取他们的支持。如果给欧洲议会写过激的请愿书，给他们讲述驱魔、还魂神迹，甚至传授黑客攻击、发送垃圾邮件方法，这显然是不明智的，而且会造成糟糕局面。

　　其二，各国法轮功信徒的民族心态、教育背景等差异必然会对法轮功运动产生影响。

　　其三，法轮功在试探不同国家免疫系统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行为模式。在那些法律松散、国家机器和社会应对消极的国家中他们则大耍无赖，对受过教育的居民宣扬练功神迹，对持不同意见者加以状告和威胁，一切皆“为我所用”。在那些对待各种运动持谨慎态度的国家中，他们则大讲特讲宽容、自由和人权，表现得“纯洁又柔和”。而在采取禁止、刑事处罚等严厉措施的国家中，法轮功成员则采取极端行为，如在中国，法轮功围攻政府办公大楼、进行仪式性自焚、实施黑客攻击等极端活动。

　　其四，各国法轮功在人数及力量上存在差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法轮功成员才30人左右，显然不可能像拥有200万成员的中国法轮功组织那样，具备组织围攻媒体、科研机构和政府机构的实力。这也正是为什么东欧式法轮功与西欧式和美式法轮功相比，显得较为安静的原因所在。

　　从法轮功本身来讲，李洪志写的大量“圣书”，如《转法轮》、《转法轮·卷二》、《转法轮义解》等（法轮功被取缔前共出版21本书）以及大量“讲法”材料，其中很多指令和规定都有因时因地变化而变化的特点。更何况，李洪志自己也持这样的态度。明慧网于2007年2月21日登载的李洪志新“经文”《再论政治》中有这样一段话：“如果‘政治’能够揭露迫害，‘政治’能够制止迫害，‘政治’能够帮助讲清真相，‘政治’能够救度众生，那这所谓的‘政治’有如此的好处，何乐而不为之呢？看来关键是修炼人的出发点是制止迫害，而不是为了人的政权而搞‘政治’。”李洪志本人在法轮功是否是宗教这个问题上所持的态度也相当随意。他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这样讲道：“在西方社会里，一般人再说你是不是宗教，大家可以不用回答，也不用那么认真的对待。如果政府、社会团体、行政部门、议员等说你们是宗教，不用再说我们不是宗教。如果在牵扯到法律问题的时候，大家可以用宗教的名义与条款处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说是宗教。特别牵扯到法律问题的时候，大家听清楚了？”

　　在讨论法轮功是否是邪教、中国取缔法轮功是否合理这类问题的时候，必须考虑到，中国法轮功与欧洲法轮功存在着很大差异，其名称、寓意甚至5套功法，均有所不同。尽管法轮大法在摩尔多瓦、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已受到限制，而在东欧尚未造成问题，我们姑且可以感到欣慰，我国人民没有遇到像中国及其邻国那样“地道”的法轮功。

　　原文网址：http://ukrsekta.info/clauses/2402-falungun-dva-lika-istiny.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