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回应的诡辩术和修辞学

郑瑟

       这是一个造词成风的时代，也是一个毁词不倦的时代。许多令人拍案叫绝的网络新词和流行语，都是从荒诞新闻中获得了素材和灵感。它们的编码超越了语法规则的束缚，在语义层面也跳脱了的汉语词汇的本意，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对其内涵的解码。尤其在网络年轻族群的推动下，造词已经成为一种非常流行的网络亚文化。有些媒体甚至设置了专门搜集新词的栏目，而且从未有“断货”之虞。


　　网络造词将汉语揉碎之后重新组合，这是一个神奇的转码过程。有些原本很普通的字眼会变得“高大上”起来，还有一些字词则会被毁得“不忍直视”。不过，能将造词和毁词结合起来的，通常都是一些负面新闻和争议性事件，尤其涉及官员或政府部门的负面新闻。究其因在于，官员和政府部门历来都是制造舆论的主力，而且他们所热衷的奇特的修辞学和诡辩术，很容易为制造新词提供素材。


　　前不久，四川合江县交警大队副队长许某被曝带女下属开房弄丢佩枪，但合江县公安局回应媒体采访时拒绝承认“丢枪”，官方给出的说法是枪支“暂时性失控”。你看，很多官员都是玩文字游戏的高手，他们能将丢枪说成“暂时性失控”，自然也能将轮奸说成“轮流发生性关系”，将拆迁自焚说成“因风力作用意外引燃”。官方回应中善用的修辞学，大都带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企图。


　　身处舆论风暴的核心的官员和政府部门，应如何回应媒体与公众，确实是一门高深的学问。不少官员都练就了与媒体打交道的硬功夫，但很多精心准备的回应纯属睁眼说瞎话。他们以避重就轻的措辞或胡编乱造的蹩脚理由回应舆论，主要目的是淡化责任或撇清关系，最终逃避行政问责。将官员作风不正说成“被勾引发生性关系”，将破坏文物说成“维护性拆除”，这样的回应与公然撒谎何异？


　　说到公然撒谎，想起了哲学家齐泽克此前在上海演讲时谈到的“圣诞老人现象”——在欧洲，孩子们知道圣诞老人并不存在，但他们会假装相信有圣诞老人，并因此获得父母的礼物；父母也知道孩子们不相信有圣诞老人，但为了让孩子们开心，他们每年都重复这个谎言。很多官方回应也与此类似，明眼人都能看出那是文字游戏，官员也知道公众能识破自己的伎俩，但仍要一本正经地把戏做足。


　　很明显，在一些信奉厚黑哲学的官员那里，“信用”和“真话”早已是奢侈品，或仅被当作饭局上的笑料。而现实的荒诞之处在于，无论是卷入负面事件的官员，还是受到负面事件牵连的“有关部门”，都知道有些回应纯属瞎扯，但却没有谁会去拆穿。相较于一两个官员寡廉鲜耻地用精心编造的谎言为真相涂脂抹粉，几乎整个系统的每一个人都心照不宣地对彼此的谎言视而不见，显然更可怕。


　　诡辩术在官场流行，除了因为有些官员耻感缺失，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忽悠”在很多时候都能变成“护佑”。细看一些官员的回应，与其说他们是要给公众一个说法，倒不如说是想给上级一个交代。在执行不严的问责制度下，只要能“灭火”，只要能不给“上面”添乱，创造一两个新词，编织一两个谎言，其实都是被“组织”默许的。如果说谎对一个人有好处，他们为什么还要说真话？


　　诡辩术的流行，危害显而易见。官员和政府部门作为公权力的执行者，一而再地玩瞒和骗的游戏，损害的绝非只有个人的声誉和形象，而且还有公共政治的声誉。官员说谎践踏公共道德，污损执政伦理，只会让政府公信力和官员形象进一步打折扣，致使公众对官方发布的信息习惯性怀疑，让老百姓变成“老不信”。


　　另一方面，基于诡辩术和修辞学的官方回应，常常成为“毁词不倦”的元凶。众所周知的例子是，因为“临时工”经常被政府部门当作替罪羊，这个原本中性的词如今已经很难再被“洗白”了，就连一些企业也学会了这一招，动辄用“临时工”顶包。这种毁词式回应并没有因为舆论批评而刹车，反而不断地推陈出新。


　　仅最近一个月内，就先后又有三个词“中招”：先是江苏盐城建湖县住建局官员被爆KTV包小姐，事后回应媒体称抱的是“女同学”；接着是四川巴中城管队长被爆因停车费纠纷撞死收费老人，官方竟回应称涉事城管队长是“志愿者”；就在前两天，合肥蜀山区官员被举报与有夫之妇开房，该官员的回应竟是“她是我表妹”。这种感觉有点像是买彩票，谁也猜不到下一个被回应毁掉的词是什么。


　　公众需要充分而及时的信息公开，但却不希望被诡辩术糊弄。将诡辩伎俩赶出官场，需要有刚性的问责制度——出了事，诡辩没有，玩文字游戏没用，该问责就绝不手软，官员“睁眼说瞎话”的情形估计会少一些。除此之外，也必须重视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提升妥善应对舆论的能力——事实上，在很多时候，在不回避真相的情况下，真诚地与公众交流，比回应诡辩术更管用，副作用也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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