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唐而冷血的“死亡人数控制线”

思齐

　　河南近日发文要求，“今年各类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控制在1098人以下”。这个数字比去年1120人以内有进一步下降。然而，毕竟逝去的都是生命，这样冰冷的规定，尽管是要求更高，但总是伤人感情。因而人们诘问：“难道这1098人都该死吗？这也分指标啊，真是计划经济，可笑！应该杜绝安全事故，出一起严查一起！”（6月15日《京华时报》）

　　数字化人命管理，这是很多地方的特色。就像相关部门坦言，“这并不是河南首次下达类似指标，现实中也不是河南一个省在做。”这话听起来有点“躺着中枪”的意味，不过，就像法不责众的事实，并不能证明事件本身就多么正义。大家都做的，并不能证明大家都做对了，至于结果上的“卓有成效”，恐怕还得经受程序正义的考量。

　　“今年各类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控制在1098人以下”，其实，哪怕这个数字是“98”人的零头，也绕不开人性层面的两重追问：一者，这种数目字管理的逻辑前提是冷血而可怕的，充斥着刻舟求剑的教条意味。正如论者所言，根据上年或前几年事故死亡人数的平均值计算得到“事故死亡人数上限”，是一种“错误的逻辑”--因为“它认可了之前所发生的安全生产事故的'合理性'，认为这是无法改变的”。二者，不管这个数字是多少，它客观传递给公众及安全生产部门的理念就是“事故必然论”。事故是不可避免的，死人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基于生命敬畏与人性尊严之上的零容忍姿态在哪里呢？1098人是该死的，或者说，是可以原谅的死亡人数，那么，对应每一次死亡事故，如果“全年达标”，是不是可以轻描淡写而无需痛心疾首？

　　数字的来源，出自河南省政府办公厅公布《安全河南创建2014年行动计划》，要求今年各类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工矿商贸、生产经营性道路交通、铁路交通、农业机械四项合计，需控制在1098人以下。这个数字，据说比去年“1120人以内”有进一步下降。但细究起来，似乎又悖论重重：且不问基于怎样的模型可以推断，说全省必须少死22人的安全事故？就说这确凿的“1098人”，如果可控可稽，为什么不早早防患未然？如果一切本就“天注定”，罗列具体数字意义何在呢？

　　按理说，数目字管理属于精细科学的范畴，但不是凡事都能数字化，当人命也化为虚拟而冰冷的阿拉伯数字，管理取向恐怕就难逃其咎。很多地方在长效管理中偏爱数字，说到底，不过是懒政逻辑：通过数字层层摊派指标，说起来是彪悍的“一票否决”，结果就变成各种李代桃僵的荒唐剧。近年来，从江西抚州的“结扎指标”到广东个别地方的“火化指标”，再到多地接连曝出的罚款指标、创收指标等，背后无不暴露出管理之弊。最典型的例子在郑州，去年10月，当地社区的基层医护人员被要求筛查本辖区内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人数不低于辖区人口总数的 2‰。在1000个人中至少找到2个重性精神病，这一任务被纳入卫生部门对社区医院的考评中，完不成会被扣分和督导，这让不少基层医务人员感到压力山大。最后，卫计委不得不出面表态称，郑州摊牌精神病指标不合理。

　　安全事故死亡人数控制线之所以令人侧目，除了不够人性、悖逆常态与长效管理法则，更令人担心的是，它会否成为事故瞒报谎报的推进力。去年初，两高联合出台司法解释，首次明确了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的定罪量刑标准，规定对谎报瞒报致使损失扩大或者抢救工作延误的，将加重处罚。其间的背景，恰在于近年来，地方对于安全事故中的伤亡及失踪人数时常“屡屡变故”。真相被数字所掩饰，说到底，不过是权力部门遵循“数字政绩”的势利选择。

　　海恩法则指出： 每一起严重事故的背后，必然有29次轻微事故和300起未遂先兆以及1000起事故隐患。“零死亡”也许是难以抵达的管理臻境，但如果权力者没有零容忍的决心，以为上千条人命就是安全生产的沉没成本，这样的情怀与初心，如何对应得起“人命关天”的朴素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