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龄童惨死，施暴者不满14岁“无罪”？

思齐

8龄童惨死，施暴者不满14岁“无罪”？

背景：6月28日下午，河北一8岁男童晓辉遭11名同学围殴致死，涉事同学均不满14周岁。警方披露称，打人的几名同学当日因闲来无事在村内找人打着玩儿，恰好碰到晓辉便将其强行叫走并殴打。据了解，晓辉6岁即遭母亲遗弃，父亲在外打工，平时在校内常遭高年级同学欺负。

新京报发表陈方的观点：这十多名孩子施暴的原因无非是一些琐屑小事，解决之道却是“暴力至上”。对文明规则的尊崇，对生命教育的敬畏，似乎从来不存在于这些施暴的孩子心中。在农村，“有饭吃有学上”几乎就是监护人的全部监护内容，孩子们之间的打闹，监护人也会觉得是稀松平常的事。殊不知，这是在纵容孩子心中滋生暴力的种子。在接受采访时，老师提到的都是这些孩子成绩怎样，爱不爱写作业，学校很少向孩子们灌输太多的生命教育，成人本身就缺乏这方面的意识，遑论再对孩子进行“特殊教育”？

华商报发表毕舸的观点：晓辉的悲惨遭遇不过是留守儿童群体的缩影，孩子们付出的代价难以估量。而这也屡屡冲击和撕裂着父亲母亲们的心灵。二元户籍制、农民进城却只能透支血汗的社会时代病，带来了种种无知傲慢、冷酷与不负责任，结果却是孩子在买单。社会对死去的留守孩子有如此沉重的良心债，必须采取各种行动去停止债务的继续扩大，无动于衷或者假装看不见，就是在犯罪，这罪过甚至比那11个殴打男童晓辉的未成年人更不可救赎。

小蒋随想：关于法治的宣传已让人们的耳朵听出了老茧，但本例中的11个半大小子还是“闲着没事打人玩儿”。这只能说明，在这些孩子的心中缺少最基本的“打人犯法”的敬畏。有人说，小孩难免打闹。问题是，这些孩子是把人往死里打，他们除了尚不到法定的刑事担责年龄，其恶行与流氓无异。无论是社会、学校，还是家长，都必须对孩子从小灌输守法意识，让他们明白打人是犯罪。另一方面，不满14岁不承担刑事责任的法律规定，在犯罪低龄化的当下，也越来越受到质疑。未成年人犯罪也是犯罪，出于善意的刑事免责年龄，不应沦为“早熟小流氓”有恃无恐的免罪牌。

电视问政“问了白问”，问责权在哪儿？

背景 ：武汉“电视问政”日前曝光，去年底一些区政府负责人在“电视问政”中承诺立即整改的问题，有的不但没有改进，反而更加严重，引发市民对“电视问政”效果的质疑。

京华时报发表王石川的观点：问了白问，甚至问题恶化，原因出在哪里？一些官员显然把电视问政当成了形式，被问政时先表态，求过关。躲过了这一关，便把承诺抛之脑外，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改变问了白问，并无捷径，除了建立跟踪机制，督促官员践诺，更需要建立问责机制。如果夸下海口不作为，就会被立即问责，这些官员还敢麻痹大意吗？如果民众掌握足够的制约力量，发现官员言而无信就能发起弹劾，这些官员还会若无其事吗？电视问政，不是为了批斗官员、搞臭官员，而是意在让民众更好地实现监督权。台上问政，还需台下问责，无论问政还是问责，都需问问民众怎么看、听听民众怎么说。

小蒋随想：“电视问政”的本意在于，让官员接受公众审视，对官员形成履职压力，敦促其践行承诺，为百姓解决问题。但是，“电视问政”终归无法改变现有干部考核、评价、任命、解职全发端于体制内的定势。换言之，哪怕一些干部在公众面前丢人汗颜，但这未必会影响其仕途。更有甚者，对于出面“顶雷”的干部，官场还有同情“补偿”——某些干部被民众炮轰后，可能会有短暂的“消声灭迹”，随后又被悄然调到异地当官。既然如此，权力者自然对民众少有敬畏。在社会管理、民生大计的问题上，如果某些行政者与民众存在二心，官民矛盾的疙瘩就解不开。民众理当在官员仕途与奖惩上获得更多发言权，才能更有效地约束监督问责干部。如果民众问责干部成为一种常态，也无需“电视问政”等花样形式。





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