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故宫与日本：错综复杂的文化政治

郑瑟

导语：2014年6月24日，台北故宫策划的“台北故宫博物院神品至宝展”在日本东京如期开展，珍宝“翡翠白菜”吸引了日本民众的火热关注。不过在开展之前，因为日方的海报里缺失台北故宫名称中的“国立”二字，马英九和台湾方面提出强烈抗议，险些导致展览终止。日本媒体人、《两个故宫的离合》作者野岛刚指出：“国立”二字不仅在台湾政治中具有重要意义，更受到日本与中国大陆的外交原则的“约束”。故宫展不是简单的文化交流，有很重要的政治因素，博物馆的命运本来就是掌握在政治手中的。




台北故宫展示赴日展览的正确海报形式（左）。图右是东京地铁站的“神品至宝”展海报。


今年冬天，我采访了台北故宫的院长冯明珠。在接受了一系列有关台北故宫的日本展的提问之后，她这样对我说道：“你写的书里都是些政治内容，应该多写一写文化。”

冯院长所说的是拙著《两个故宫的离合》。今年1月，它刚刚在大陆上市，但早在前年就在台湾出版了。

“我还没读过这本书呢。”冯院长又补充道。明明没有读过，却知道书中的内容，这让人感觉有些奇怪。但我还是笑着答道：“没有这回事的，院长。书里也有很多文化方面的内容。”

在博物馆工作的人都有一种自豪感。不仅是台北故宫，日本、欧美各国也是如此。他们认为，自己在从事着与文化这一崇高的事物相关的工作，所以总会带有一种自负。在他们看来，与政治相比，文化的地位要高的多。

对于这种观点，我无意在此讨论。但是，对于那种认为文化与政治毫不相关的观点，我还是有别的思考。

例如，公共博物馆的预算都出自于国民的税金。税金被收入国库之后，政治家与官僚会就其分配问题进行讨论，并作出决定。这个过程毫无疑问是一种政治的体现。如果政治家认为博物馆很重要，那么就会多拨出一些预算，博物馆就能购买更多的展品，改善展览环境。如果预算较少的话，就根本无法举办特别展了。总之，博物馆的命运是掌握在政治手中的。

故宫则更是如此。就像拙著的书名一样，在北京与台北共有“两个故宫博物院”。为什么会同时存在两个名字相同、藏品类似的博物院呢？追溯历史就会发现，故宫曾在1933年从北京转移至南京与上海地区避难。以九一八事变为开端，日本开始入侵东北，国民政府决定将故宫文物南迁。

随着中日战争的不断扩大，故宫文物又被转移到四川避难。日本战败后，这些文物原本应该被运回北京，但国民党在国共内战中战败，蒋介石挑选出了故宫文物中的重要作品，把它们带到了台湾，并建立了台北故宫。

这一系列的事件都切实地证明了，文化是如何被政治、外交与战争玩弄于股掌之间的。

但在故宫的院长面前，我也不敢表达这样的观点的。

然而，我心中始终怀有不安。台北故宫的日本展已于6月24日正式开始，但我在展览的准备阶段中就预感到，台北故宫与东京国立博物馆过于强调“文化交流”，有些轻视故宫问题中的政治要素。

台北故宫展在日本举办尚属首次。这本来应该是日本与台湾举欢庆的一件大事。在活动的主办方中，除了台北故宫、东京国立博物馆、九州国立博物馆之外，读卖新闻、产经新闻、朝日新闻、每日新闻、东京新闻、NHK、富士电视台等各大媒体也参与了进来。

此次展览称得上是日本的一次“全明星”活动。

但是，在本次台北故宫的日本展中，一个原本并不起眼的名称问题却引发了巨大争议，使展览陷入混乱。

事情始于6月16日。台北故宫的官方消息称，一名职员看到了张贴在东京都内的展览会海报，发现其中少了“国立”两字。接到报告之后，台北故宫于17日向东京国立博物馆发送了传真，要求后者处理此事。但是，日方并未作出明确答复。于是，在把本次展览的重中之重--“翡翠白菜”运往日本时，台北故宫发出了信件，再次要求日方予以回应。后来，发生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马英九获知此事之后大发雷霆，令其身边的人都吃惊不已。

关于马英九震怒的原因，可以考虑到以下几点。首先，他是台湾历代领导人中坚定的“民国主义者”（最近，在台湾该主义已成为少数派）。博物馆象征着历史，其名称中的“国立”二字被人抹掉，必定会刺激到马英九。另一个原因，应该是他考虑到了夫人周美青的感受。由于日台之间并没有建交，所以台湾无法派出领导人或官员参加此次展览。在这种情况下，周夫人的出访便代表着最高礼仪。再加马英九平日里都对周夫人“畏惧三分”，所以他会觉得，台湾特意派出了夫人，而日本却“恩将仇报”，令人气愤。

马英九发怒之后，台北故宫的要求一下变得严格起来，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日方在展览开始之前撤回所有没有带“国立”二字的海报，否则就要终止此次日本展。
这样的要求让日方有些难以应对。之前，台北故宫的态度并没有如此强硬，所以日方准备在展览开始之后再逐步修改海报。更加麻烦的是，制作海报的并不是台北故宫，而是日本的媒体。

这里涉及到了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在日本，大型展览都是由媒体与博物馆共同举办的。受中国政府的“约束”，日本媒体的报道中是不能出现让人联想起“两个中国”的内容的，台湾方面的故宫名称也是禁语之一。

因此，在本次展会中，媒体使用的正式名称是“国立故宫博物院--神品至宝”，而在报道或其他场合中，是不会使用“国立”一词的。这也得到了东京国立博物馆的认可。但是，海报是一个“灰色区域”，所以采用了双重标准：东京国立博物馆将遵守与台北故宫的约定，加入“国立”一词，而各媒体制作的海报中则会去掉该词。
在这个问题中，日方最大的失败之处在于并没有理解这个词在政治中的重要意义，事先没有认真审查海报方案。如果进行了审查，至少就能提前进行修正，从而避免此次史无前例的困局。

但是，这一波折不仅在日本成为了瓶颈，在中国也引发了争议。

近年来，两岸故宫的交流成为了台北故宫最大的变化。2008年以后，台湾改善了与大陆的关系，与大陆加强了交流。结果，台北故宫的参观人数急剧上升，满载大陆游客的大型巴士络绎不绝地来往于门前，台北故宫的全年入场人数从2008年前的200万人激增到了2013年的400万人。

以前，人们能在台北故宫中安静地参观，不用排队就能尽情地观赏著名的翡翠白菜。而现在，至少要排队1个小时才能看到这一珍宝。台北故宫方面也认识到了这些问题，正在制定一个名为“大故宫计划”的扩张方案，准备把面积扩大数倍。

在大陆游客数量增加的同时，两岸故宫的文化交流也在逐步展开。台北故宫与北京故宫几乎每年都会举办“两岸共同展”，每次展览都能引起民众的关注，吸引大批参观者。这也成为了台北故宫每年的主要活动之一。

2009年，以清朝雍正皇帝为主题的“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成功举办。北京故宫与上海博物馆将37件文物借给了台北故宫。

2011年春，台北故宫举办了以元代山水画家黄公望的作品为中心的“山水合璧--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特展”。2011年10月举办的“康熙大帝与太阳王路易十四特展”中，展出了与康熙皇帝有关的文物。2013年10月，“十全乾隆--清高宗的艺术品味特展”中，北京故宫共借出45件文物，是件数最多的一次。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5年以来，两岸故宫的共同展从未在大陆举办过。问题就在于台北故宫的名称。

台湾非常在意自己的名称，而大陆是断然不能接受的，因此也就无法在大陆举办共同展。但是，两岸人士都已经意识到，这样的单方面交流终究会显出局限性，所以正在努力寻求解决办法。

日本在2012年举办了北京故宫展，今年又举办了台北故宫展。在北京故宫展中，从未走出国门的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成为了展览中最引人注目的展品。而在本次的台北故宫展中，日方借到了从未在海外展出过的珍宝--翡翠白菜。北京故宫与台北故宫之所以非常重视在日本的展览，既是因为日本展必定能够吸引大批参观者，也是因为日本是在全世界与全亚洲范围内最能深刻理解中华文化的民族。

日本、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在近现代史中的关系复杂而密切。而故宫文物的命运，也象征了三方之间的关系。例如，台北故宫所拥有的苏轼的最高杰作之一--《寒食帖》也将参加本次的日本展，而这件珍宝却有着被日本人收藏的经历。

苏轼在21岁时就因成绩优秀而考中科举，获得了官位。但在科举改革问题中，他与当时拥有权势的“新法党”领袖王安石的意见相左。于是，新法党将他贬斥到了地方。但无论在哪里，苏轼都会认真工作，得到了百姓的支持。然而，苏轼所属的“旧法党”始终处于劣势，他也被贬到了黄州。当时，苏轼已经年近五十，这本应是人生中最辉煌的年龄。《寒食帖》中，流露着他心中的悲伤与焦虑。

所谓寒食，是指从冬至算起的第105天，人们不可用火做饭，只吃冷食。在黄州迎来第3个寒食节时，苏轼在写给朋友的信中写道：“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

这副《寒食帖》的命运也和苏轼本人相同，充满了波折与坎坷。清朝时，寒食帖是深居紫禁城中的皇帝的藏品之一。清朝末期，它流入了民间。1922年，日本人菊池惺唐经由中国收藏家之手，买到了这幅作品。菊池家族是豪商巨贾，菊池惺堂则是东海银行的创始人，也是一位著名的文物收藏家。

在菊池得到《寒食帖》的第二年，发生了关东大地震，他所拥有的大量藏品被一烧而尽。但是为了保住《寒食帖》，菊池冒险冲入火海之中，将它抢救了出来。

后来，菊池来到京都大学教授内藤湖南的家中，请求其为此帖撰写跋文，并进行鉴定。内藤在跋文中写道：“此乃传世之宝”。从跋文中可以看出，内藤可能在北京见到过《寒食帖》。

战后，《寒食帖》再次回到中国。著名政治家王世杰派人在日本寻找它的下落，并把它买了回来。后来，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王世杰被委以重任。80年代中，他将《寒食帖》赠给了台北故宫。在本次展览中，《寒食帖》再次来到了日本，这不得不说是一种令人寻味的历史轮回。

今后，两岸的故宫会在与日本保持密切关系的同时，继续推进相互之间的交流。中日围绕故宫的交流也必定会不断加深。

野岛刚，资深媒体人，现任朝日新闻中文网主编、《新鲜日本》主编，著有《两个故宫的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