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世界梦与新国际主义(5)

蜚语

四、中国梦实现过程中的国际主义经验


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无论是爱国主义，还是国际主义，都被赋予了重要的历史使命，充任了民族精神力量重要源泉的角色。对于前者，我们已经耳熟能详；对于后者，我们比较熟悉的主要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新中国对不少民族解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实际上，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不仅得益于世界进步力量的国际支持；而且也极大地支持了世界进步力量，以不同的方式推动了世界各地的和平稳定、民族解放和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最终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重、同情和支持。最主要的经验主要有以下几点。


经验之一，坚持融入世界体系，在开放中谋自强是实现中国梦的起点。鸦片战争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重要节点。自那以降的近200 年，是中国人民反抗内外双重压迫的过程，也是追求民族复兴的过程。在晚清的半个世纪里，中国人民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成为那个时期维护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利益的主力军。与此同时，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有识之士也掀起了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得到了一定范围的各阶层人士的支持，客观上提升了中华民族的自卫力量，也维护了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但是，洋务运动囿于其历史局限，即使拥有一定的国际眼光，也谈不上开启中华民族的开放自觉。它既没有参加国际社会的正义行动，也不可能履行可称道的正当国际义务。这个时期的“国际主义”没有“族国”依托，最多体现为大清帝国加入国际组织之后的对外合作以及对于个别附属国抵抗侵略的军事支持，成果乏善可陈。即使这样，它开始了外来压迫之下的富国强兵之路，对于中华民族的延续仍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为日后中华民族的复兴准备了初始的条件。


经验之二，实现中国梦不能沿袭传统的权力政治，要发掘和运用“硬的一手”中的合法性资源，其中包括运用合法性战争。权力政治是国际政治中的固有准则，曾经在欧洲政治舞台上驰骋五百年，被誉为维护民族国家世界体系的法宝。但是，这个法宝在二十世纪之后逐渐被国际社会所鄙视，时代的发展已经不允许后加入世界体系的国家像昔日列强那样尽情地享用权力政治模式带来的收益。中国加入世界体系有几个特点：一是加入的时间比较晚，比较慢，过程比较长。步英、法、俄、美、日等大国的后尘，历时百余年。二是被迫加入。即先是在外来殖民战争的炮火威逼之下被迫打开了国门，后为了保国保种、自强革新等需要逐渐变被动为主动，适应国际化的大势。三是经由帝国转为民族国家，伴随着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转变为新民主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就国内而言，文化变革没有步入理性的轨道；就国外而言，信奉理想主义的国际社会已经摈弃了秘密外交、分而治之、殖民战争等做法。古代中国外交传统中的和平主义思维模式和文化模式，并没有经历其他资本主义列强所经历过的“现实主义化”，而是在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培育下，接受了国际社会中理想主义潮流下主导的一系列国际法原则，形成了一种更为坚定的和平主义外交文化。对于战争这个人类历史的“恶的杠杆”，作为世界体系中后来者的中国，不能沿续列强当年崛起时惯用的权力政治传统，只能取“恶”中之“善”，高举合法性战争这个武器。运用合法性战争这个手段，与和平主义外交文化并不矛盾，它符合国际法原则，符合国际正义，是国际社会以小恶取大善的公益性行动。


中华民族无愧于伟大民族的称号，在存亡攸关的危机关头，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在自力更生的前提下，寻求国际支援，紧紧抓住各类国际合法性资源，包括正确地运用了战争合法性资源。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民国成立，中国通过建立现代政治体制等方式融入世界性民族国家体系，中华民族朝着实现伟大复兴之梦迈出了重要一步，国际合作也呈现出国际主义的特征。中国政府谴责德国开展无限制潜艇战，积极参与或筹建国际联盟、联合国，倡议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向缅甸等地派出远征军打击日本法西斯等等，都是中国支持或者参与合法性战争的重要形式，也是管理国际公共事务的重要行动，体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国际主义。但是，由于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自身政治腐败，国家力量与国家态度均十分软弱，资产阶级并不能担负起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对于法西斯国家长期存有幻想。因此，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关注救亡图存、修改废除不平等条约，对于国际正义斗争的支持并不彻底。虽然中国人民通过反法西斯战争等方式为世界和平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中国赢得了崇高的国际地位。但由于政府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结合得不够，制约了中国梦的进一步实现。这种局面直到新中国建立之后才有了根本上的改变。





来源：《国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