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非关系研究中国际话语的演变

郑瑟

来源：巴曙松研究员金融政策研究


文/李安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亚非研究所教授、非洲研究中心主任）


一、缺乏兴趣且领域甚少


1990年以前，国际社会对中非关系关注不多，较为扎实的学术著作屈指可数，如简戴文达（Jan Julius Lodewijk Duyvendak）、特巴多费勒西（Teobaldo Filesi）、布鲁斯拉尔金（Bruce D. Larkin）、阿拉巴奥根桑沃（Alaba Ogunsanwo）、于子桥（George T.Yu）、艾伦哈钦森（Alan Hutchison）和菲利普斯诺（Philip Snow）等人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西学者对中国在非洲的活动并未十分在意，或发展研究的角度去考察。曾任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研究部主任的杰拉德西格尔（Gerald Segal）认为中国只是一个中等国家，在国际政治上的影响较小，同时预言中国强大后会对非洲人变得更为重要，而非洲在中国对外政策的考量中只会是重要性最小的地区。今天看来，这种预言并不符合事实。这一时期，对中非关系研究较多的是美国学者黛博拉布罗蒂加姆（Deborah Brautigam）和英国学者伊恩泰勒（Ian Taylor）。


布罗蒂加姆的研究集中在中国对西非国家的农业援助方面。她发现，中国高层对非洲的访问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这一时期内有所增加，尽管撒哈拉以南非洲在现今和以前的超级大国外交政策的谋划中已被边缘化，但它仍是中国全球地缘政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对非援助中15%-20%的款项用于农业援助。尽管整个援助承诺方面在不同年份有所变动，中国人也承认他们不能再支持像坦赞铁路那种规模的项目，但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仍继续提供新贷款，并免除了多个非洲国家的债务。她敏锐地注意到中国对非援助与西方的不同，中非关系将带来双赢，中国的援助可能会在帮助非洲推进“绿色革命”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伊恩泰勒的研究重点放在冷战时期中国与南部非洲诸国的关系上。他的研究比较全面，其中对中国与博茨瓦纳、莱索托和斯威士兰等国关系的研究填补了相关研究领域的空白。部分研究成果以论文形式发表，为他后来进行当代中非关系的研究打下了基础。然而，由于他不谙中文，加之对中国的偏见，其研究的客观性受到影响。其研究所用的资料多来自西方和中国台湾的英文杂志，局限性较大，且明显受到这些资料的影响。例如，他在论述中国与津巴布韦关系时认为中国对津巴布韦进行“殖民化”。


二、数量日增但偏见颇多


2000 年中非合作论坛的召开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西方政府对中国在非洲影响力的快速增长感到意外，一种焦虑感油然而生。2004 年，两篇重要文章对中非关系做出评价。斯蒂芬尼杰里（Stenphanie Giry）在《中国的非洲战略》一文中认为，“中国正在收买非洲领导人，致力于赢得发展中国家同盟军并提升在国外的软实力”。姆卡里亚（D.Jardo Muekalia）在《非洲安全评论》发表的《非洲与中国：战略伙伴》一文认为“中国力图将非洲看做在能源、贸易和地缘政治方面的战略伙伴”。中非合作确实会经历高潮和低潮，但可以肯定中国正在与非洲建立一种长期的战略关系以保证其在国际领导、市场、能源和空间方面的地位。中非关系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外界的一些猜测、曲解和攻击。一时间，各种指责和批评铺天盖地而来，大致有三种观点：“近年扩张说”、“石油能源说”和“新殖民主义说”，这些观点的理论基点是“中国威胁论”。


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在过去30年对非洲不闻不问，近年才因资源需要对非洲进行渗透。在沉寂了30年后，中国当前卷入非洲反映了一种野心勃勃的新观点。今天，能源、贸易和不断增加的地缘政治利益成为中国在非洲力争实现的议事日程上的极重要的因素。对中非合作研究较深的西方学者却认识到这种关系的延续性。布罗蒂加姆指出，中国与非洲的合作关系是长期的，并非是因为对原材料的需求才从近期开始的：中国领导人访非开始了中国对非援助体系的三项改革（援助系统的构建、援助标准的规范和加强对非洲的人力资源培训），这些改革措施为中非合作的提速打下坚实基础，并且中国已开始注意将援助与投资相联系。


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发展对非关系的目的是为了石油和资源。一些学者认为，石油资源是中非关系的出发点，中国的快速发展需要能源，而非洲丰富的自然资源正好提供了中国发展的动力。有人认为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中国从非洲进口能源的增加侵害了西方的传统利益。一些学者认为西方对中国的批评和指责不合理，并对中国介入非洲石油资源进行了客观评价。布鲁金斯学会的高级研究员埃丽卡唐斯（Erica S.Downs）指出，西方在非洲的石油利益远大于中国，所占区块也多于中国，中国在非洲所占石油区块或是边角余料，或是西方石油公司认为不安全的区域。


第三种观点认为，中国在非洲侵犯人权，实行“新殖民主义”或“经济帝国主义”。在人权方面针对中国的非洲政策的指责一直存在，特别是在达尔富尔问题上尤其突出。长期居住在伦敦的苏丹人阿里阿斯库里（Ali Askouri）的一篇文章流传甚广，他在文章中指责中国在苏丹的投资不顾当地人利益，但他的资料主要来自西方媒体。由于指责中国在苏丹（主要是达尔富尔）的活动的目的非常明确，即阻止中国举办奥运会或在此期间制造麻烦，其偏见成分显而易见，因此并未持续多长时间。2006 年英国前外务大臣杰克斯特劳（Jack Straw）在尼日利亚发表的有关中国在非洲的活动与英国一百多年前的殖民活动相似的讲话引发对中非关系性质的讨论。有的西方记者更加极端，认为中国正在非洲创造一个奴隶帝国。当然，也有一些不同观点，2006 年，在肯尼亚《民族日报》和全非网等非洲媒体上广泛转载了题为《中国在呼唤：是否到了与美国和欧洲说再见的时间了?》的文章，这种倾向进一步引发了西方担忧。


三、日渐深入与话语多元


2008年，欧盟和美国几乎同时提出与中国在处理非洲事务方面加强合作，这种态度的转变对中非关系的研究取向有所影响，国际学界关于中非关系的话语呈现出日渐深入细致和多元化的趋势，这种多元化体现在观点、作者以及有关议题的选择。


国际学界一般将中非关系置于经济关系的框架里进行分析，这种做法与中非关系的现实密切相关。一些研究比较宏观，将中国在非洲的活动对非洲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作为主题，或是关注中国发展的经验教训及其对非洲的影响。也有部分研究将中非关系细化，主要分为以下三个方面：贸易、投资和外援，这三个方面又衍生出不同的内容（如商品与服务的流通、管理与技术的投入、金融业的卷入、移民或工程人员的流动），并产生不同的后果（如经济增长、社会效果、环境影响和良政得失）。


从贸易方面而言，《欧洲发展研究杂志》在2009年第4期专门组织了多篇文章讨论中非贸易的快速发展对非洲带来的影响，尝试对双方贸易关系进行全面剖析，研究贸易对非洲的多重影响或是对非洲农产品的影响。此外，有些研究关注中非关系对非洲大陆内部贸易的作用，有些研究分析中国的经济增长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农产品出口的关系以及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粮食价格及其出口的影响，还有的研究对中国与非洲的木材贸易链进行追踪分析。


从投资方面来看，发展经济学的学者将中国在非洲的投资置于国际原料价格体系中进行分析，或将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与其在南美洲或亚洲的投资进行比较，以找出共同点。有的研究进一步细化，如分析中国对非洲农业方面的投资、中国对赞比亚铜矿的投资、在非洲的中国公司的企业责任和劳资关系等。环境影响一直是热点问题，法国援助署专门组织法中学者对中国公司在乍得投资带来的环境影响进行评估。2012年，德国伯尔基金会委托中国学者撰写的报告调查了“安哥拉模式制的起源及利弊、中国对肯尼亚可再生能源发展所做的贡献、中国在加纳援建的布维水电项目的环境和社会影响、中国公司在南非应对集体工资谈判的困难和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在赞比亚面对罢工事件的窘境。这一报告使外界对中国企业的情况有了进一步了解，也提醒了中国企业如何在非洲面对新问题，如与当地分享红利、进行可持续发展、关注环境影响、处理与工会关系以及改善劳工待遇等。


中国对非援助的形式和内容均与以经合组织为代表的国际援助体系不同，因而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各种猜测。国际社会之所以对中国援外问题感兴趣，一方面是由于它们认为中国企业在非洲的成功得益于中国的援助，另一方面也由于中国政府不轻易公开有关援助数额而使这一领域更为神秘，从而引发了更多的好奇心。有人将中国对非洲的援助称为“流氓援助”，即在非民主和非透明的情况下提供的发展援助，其作用往往是扼杀真正的进步而伤害普通公民。然而，有学者持不同意见。例如，赞比亚学者丹比萨莫约（Dambisa Moyo）对西方的援助体系提出了挑战，她提出了中非之间具有互补性的见解：“他们有我们想要的，我们有他们所需的。”有的学者尝试对中非合作意义下的“援助”重新定义。经合组织发展委员会的研究人员就中国对非援助的起源、形式和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南非斯泰伦博希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先后发表的两个报告为西方社会提供了一些基本情况。2008年该中心原主任马丁戴维斯（Martyn Davies）发表的报告较客观地分析了中国对非发展援助，现任主任斯文格里姆（Sven Grimm）主持完成的有关中国对外援助透明度的报告分析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定义、信息来源、分配和运作方式，并提出了相关建议。这一报告的主旨是希望对中国政府的援助进行政策性引导，使其逐渐向经合组织发展委员会的标准看齐，或者更明确地将中国纳入经合组织发展委员会的援助体系之中。实际上，半个世纪以来，发达国家对非洲的发展援助体系建树甚微，相对中国的援助并无优势可言。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援助方式不需要借鉴和改革。


四、结论


通过上述回顾和梳理，国际上对中非关系的关注有增无减，并呈现出以下现象。


第一，一些西方政府首脑直接介入对中非关系的评论。中非合作快速发展致使一些西方政府首脑在焦虑之余对中非关系公开进行负面评价。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曾在赞比亚隐晦地批判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英国首相卡梅伦在尼日利亚反对中国“侵略”非洲。奥巴马在非洲之行时建议南非总统祖马与中国打交道时应当“注意”。他们的发言都提到中国的政治制度，并批评中国在非洲的活动。这种批评会影响西方学者和非洲学者的观点，也会对国际社会关于中非关系的话语产生作用。


第二，对中非关系的研究开始进入微观层面。虽然国际学术界观点各异，但学者们开始注意排除偏见，力图客观地分析中非关系。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在非洲民众中的影响与西方不同，加上中国在非洲的介入从多方面对非洲产生了较积极的作用。鉴于此，学者或智库加强了对中国移民、产品质量、劳工待遇、援助、投资、农业项目、矿山石油、经济特区等方面的个案研究。有关中国民营企业在非投资项目和对中国商人在非洲的作用及影响的研究都属于这种渐入微观层面的研究。


第三，日益增多的非洲学者的积极参与。以前有关中非关系的论争多集中在西方学者与中国学者之间，这种情况引发了诸多非洲学者的注意，一些在海外工作的非洲学者认为应让国际社会听到其声音，非洲学者应该对中非关系做出客观评论，并认为自己有义务参与自己国家的“中国政策”的咨询甚至制定。非洲学术界的代表人物都表示要通过不同方式介入到中非关系的讨论之中。这种介入有利于中非关系的持续发展，并在逐步改变国际学术界由西方学者统领话语的现状。


第四，国际社会逐渐将中非合作放入更大的研究框架中进行分析。由于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多个关于“中国在非洲制”或“中非合作制的项目”被改为“与金砖国家或新兴经济体与非洲关系的相关项目”。伦敦大学非洲与东方学院于2007年设立了亚非研究中心，其主要考虑是亚非关系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德国政府以前较重视中国在非洲的活动，认为要将非洲与亚洲结合起来研究，专门设立了题为“非洲的亚洲选择”的重大项目。2013年6月，德国外交部专门召开“中国、印度和德国在东非的前景展望”研讨会，从中印邀请了官员和学者与会，力图探讨三国在东非合作的可能性。


学术界对中非关系的分析开始呈现理性化，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在拓展，既有涉及整体战略的议题，也有各种专题研究。话语的专断和随意性正在减少。目前，国际社会对中国对非援助、人权问题、移民问题、中国在非洲的软实力和中美非、中欧非的三方合作等议题的研究不断加强。我们相信，中非关系研究的空间将不断拓展，国际话语将不断变化。（完）


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2期（节选有删减，未经作者审阅，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