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着了“阶级斗争”的心魔！

蜚语

来源：中新网

别着了“阶级斗争”的心魔！

社科院院长王伟光最近写了一篇文章，讨论的是无产阶级专政，文章很长，有很多网站媒体都转载了这篇文章，从各网站的跟帖评价和舆论反馈看，这篇文章似乎很不受读者欢迎。因为该文八股味浓，笔者也是咬着牙才坚持读完，中间好几次都有放弃读下去的冲动。


看完这篇文章的第一感觉，就是满纸马列，味同嚼蜡。整篇文章，王伟光院长都沉浸在自以为是的辩证逻辑中，以他所理解的教条的马列主义为自己的政治价值观辩护。陷入这种自洽逻辑的王伟光院长先生根本就没考虑过和读者互动，通篇文章都充斥着在当下理论界都毫无市场的过气语言，有时候看起来像喃喃自语，有时候好像又突然莫名其妙的亢奋。


王伟光院长先生在文章中提出了一些令人瞠目结舌的论调。譬如，他引用恩格斯的话说，“国家管理掌握了社会权利和征税权，就作为社会机关而凌驾于社会之上。”在谈到中国的社会现状时，他又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前途、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两大力量生死博弈的时代，这个时代仍贯穿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主线索，这就决定了国际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国内的阶级斗争也是不可能熄灭的。”


看到这些匪夷所思的文字，真令人恍若看到张春桥、姚文元转世重生！这不仅让人怀疑，王伟光院长先生难道是希望中国再退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年代吗？是希望中国重走已经被执政当局定义为“老路”的错误道路吗？难道王伟光院长先生认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这样的一条以阶级斗争为基调道路吗？难道当局今天正力推的改革、反腐和发展经济，都是违背了历史潮流和人民意愿了吗？难道堂堂的中共智囊、社科院院长大人就是如此认识中国社会当前的主要矛盾的吗？


可以说，被阶级斗争控制了中枢神经的王伟光院长根本就活在虚幻的文革时空中。他的“国家管理掌握了社会权利和征税权，就作为社会机关而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奇谈怪论就更让人明白了为什么中国的官僚是那么蛮横，为什么“依法治国”总是在中国遭遇制度性阻力。如果按照这样的政治理论，是不是中国还要退回到更野蛮原始的封建社会或奴隶制社会才能让王伟光院长先生略感安慰呢？殊不知，就算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儒家的“仁政”思想也强调“民为贵，君为轻”，强调“以人为本”，强调统治者和人民的“舟水”关系。


人类政治已经进入到更为文明的现代社会。现代政治文明要求，不管是作为政党还是国家，都必须注重对人权的保护，都必须包容不同声音，不能再在一国之内，把国民依出身划分为三六九等，用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一部分消灭另一部分人的敌对思维来进行灭绝性的统治。事实上，为什么奉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国“（ISIS）在全球范围引发极大公愤？为什么被定性为恐怖主义？不就是因为他们容不得“异质”人群和“异质”思维，并透过残忍的屠杀来达成自己的所谓“主义”吗？对中共而言，在进入到社会建设阶段之后，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如何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如何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第五个现代化”，如何在中国推行社会主义法治，如何让人民享受更广泛的政治权力和民主自由，对于这些，王伟光院长先生可否有过认真研究？


如果没有记错，也正是这个王伟光院长先生，或者至少是他治下的社科院机构还发表过一些奇谈怪论，就“大跃进”饿死人的事情，撰文否认。这些引发过激烈争论的文章，将几百万、上千万人民的饿死说成是“探索性错误”，甚至发明了“营养性死亡”的说辞，回避人民被活活饿死的残酷史实。并纠缠于有多少人死亡的具体数字，将不同研究得出的数字指责为别有用心的“境外反动势力”，认为这些数字背后的“险恶用心”是否定中共领导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殊不知，就算有一个人饿死也是一种无能和耻辱，就更不用说有几百万、上千万人被活活饿死的天文数字。这种纠结于具体数字，反过来又倒打一耙的行为，对历史错误毫无检讨之意，反而在人民伤口撒盐，掩盖最基本的历史事实，这种赤裸裸的历史虚无主义行为和日本人否定侵略历史的行为有何差异？如果堂堂的社科院和院长大人连最基本的历史事实都不尊重，连最基本的政治良知都荡然无存，这样的机构和学者又如何能赢得人民的信任和尊重？


阶级斗争是导致反右、大跃进和文革的重要因素，而无论是反右、大跃进、还是文革，都是中国人的痛苦回忆，没有人愿意总是去揭开这个伤疤，也没有人愿意一直活在这样的心理阴霾中，更没有那个人说你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就应该拱手让出权力。人民因为痛苦可以选择忘记，但是，作为一个政党、一个政府、一个学术机构、一个学者，却不能这样否认历史，掩盖历史，而是要以史为鉴。我牛泪不敢以国师自居，但是却坚定的相信，你只要勇敢面对历史，敢于检讨历史错误，人民是不愿意揪住历史的；相反，如果你回避历史，掩盖历史，甚至于又要重提所谓的阶级斗争意识，就一定会激发人们的激愤情绪，会让人民想起了不堪回首的痛苦历史。王伟光院长先生如果有足够历史知识，可以回头看看几千年的中国政治历史，看看有哪个大规模饿死人的年代因为当时的刻意掩饰而从历史书上消失？


我们知道最近两年以来，社科院发表了很多类似文章，提出过许多令人瞠目结舌的结论，而王伟光院长先生正是其中最主要的推手。这也许需要我们认真反思一下社科院的定位，反思王院长所谓的智囊身份。习近平上任以来提出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第五个现代化”的改革目标，提出过要巩固和完善“万事好商量”的协商民主，提出过要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想法，对包括儒家在内的传统文化表现了特别的重视，在国际上也提出了以“合作共赢”为主导的外交理念，推动改革和反腐全面深入展开，难道这些都要像王伟光院长这样放到“阶级斗争”的视域里进行政治裁量吗？难道这些都是要透过“阶级斗争”的途径实现吗？这不是对习近平上任以来执政理念的严重误读吗？


社科院是中共党的智库和政治参谋力量，王伟光作为院长更可堪称是中共智囊。在中国正加速崛起并可能重构国际格局的时代大潮中，在中国政治社会转型的关键阶段，在推动改革与反腐向前进展的重要时期，社科院和其院长应该明白自己的责任，知道自己的分量，应该积极建言献策，为改革与反腐助力，推动中共理论创新，推动第五个现代化实现，推动中国社会顺利转型，应该向民众解释清、翻译好中央的方针政策，传递好、解读好领导层的执政理念，统合民众力量向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目标奋斗。但是，就是这么高层级的机构配置，这么高层级的所谓智囊，每年花了那么多纳税人的血汗，居然写出了这么多荒唐文章，搞的是非混淆不清，舆论烽烟四起，民众瞠目彷徨，即有推动中国政治向极左逆转的风险，又会让人们对当今领导层的执政理念产生怀疑，无论从哪个层面看，这都是非常不必要、非常差劲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