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黄金时代”：民国真是文青的黄金时代吗？

蜚语

随着文艺大片《黄金时代》的宣传与热映，“黄金时代”这个词语组合就此挤入了当代的流行语汇。它特指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由萧红及一众左翼文人以情爱为核心、流浪为载体的故事延展而来，披上了爱与青春、自由与梦想的浪漫外衣。甚至有人直接描绘这是“一个民气十足、海阔天空的时代，一群年轻人经历了一段放任自流的时光，这是所有文艺青年的黄金时代。”


在“青春之歌”的响亮口号因为意识形态色彩及年代久远而被嫌弃和淡忘，“民国范儿”的说法也逐渐冷却并生出审美疲劳的情况下，“黄金时代”的横空出世不仅顺利接棒，延续了对旧时代的美好想象，也填补了前者在概念和叙述上的某些空白。然而言说方式的成功并不能填补语词本身的虚幻，更无关于言说本体的真实面相，所谓“黄金时代”不过仍旧是激情化追踪与橱窗式观赏策略下的一剂历史鸦片，催生着又一场文青的意淫春梦。


何来之有的“黄金时代”


“黄金时代”取自萧红于1936年11月19日在日本东京写给萧军的一封信：


“窗上洒满着白月的当儿，我愿意关了灯，坐下来沉默一些时候，就在这沉默中，忽然象有警钟似的来到我的心上：‘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此刻。’……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是在笼子过的。从此我又想到了别的，什么事来到我这里就不对了，也不是时候了。对于自己的平安，显然是有些不惯，所以又爱这平安，又怕这平安。”


此时的萧红，由于鲁迅、胡风的提携已在上海文坛立足，写作赚钱不成问题，东渡之前又从“奴隶丛书”结了一笔稿费，数额有百余元，生活上自然不至于过分忧虑，何况对于一个忍受过极度饥饿和贫寒的人而言，哪怕只是安稳些许，亦分外难得了。尤其促使这种“平静和安闲”更加显眼的是，处在感情痛苦之中、与萧军分隔两地的萧红孤身一人独处异国，又语言不通，可以说全无与外界的交流，近于自闭状态。她在1936年底写的诗句中就说过：“从前是和孤独来斗争，而现在是体验着这孤独，一样的孤独，两样的滋味。”当生计无需发愁时，闲下来的孤独便会被放大成无尽的空虚寂寞，“所以又爱这平安，又怕这平安”。此处的“黄金时代”绝非无所羁绊的自在时光，更多的怕是一种自嘲甚或是对萧军的一种激将和埋怨。


此时的萧军呢，因为在鲁迅坟前焚化新出版的《中流》等杂志，被张春桥等讽刺为“鲁迅家将”“孝子贤孙”，为此萧军与张春桥编辑部一众相约决斗。早在当年3月，萧军的成名作《八月的乡村》即被张春桥文章《我们要执行自我批评》批评为不应该有的作品，鲁迅所作序言也一同受到攻击。鲁迅随后写作《三月的租界》予以驳斥，萧军亦撰写文章《有所感--关于一本“不够真实的书”》。一年后的9月，萧军又因文章尺度问题在武汉被绑架，经董必武解救才恢复自由。电影中二萧的每一次漂泊都带着时代的波澜和感情的纠缠，而事实是他们几乎都是在安全和自由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才选择了逃离。所谓“黄金时代”的流浪，不是因为自由，而恰恰是不自由所迫。
以杂文著称的鲁迅，其实在30年代才集中于这一文体的创作，语言风格也发生了极大变化，越来越尖利刻薄，这与其人身处境直接相关。在鲁迅与二萧第一次见面的最后，许广平说：“见一次真是不容易啊！下一次不知什么时候再见了。”鲁迅随即补充道：“他们已经通缉我四年了。”这是鲁迅人生中第二次被通缉，与1926年的不了了之不同的是，这次通缉直到他去世都没有解除。随着30年代左翼文艺的正式建立，鲁迅受到越来越多的攻击，可以说这时候的许多文章都是文人笔仗的泥潭里生出的。仅1933、1934两年中，鲁迅就更换过62个笔名，频繁空前。不知所谓“想骂谁，就骂谁，这是畅所欲言的时代”从何说起？


1936年，胡风正陷于左联内部“两个口号”的论战之中，由于涉及到与周扬、冯雪峰等人际问题和中共的政治策略，胡风处境尴尬，其在回忆录中多次说到“唯一能做的，是服从，不说话。”随后“左联”解散，胡风又被茅盾指为“胡风他们还准备另外成立一个团体”，为日后的悲惨遭遇埋下隐患。这无论如何也算不上是一个“想追求什么，就追求什么。想飞多高，就飞多高”的时代吧？即使从小事说起，这一时代也遍布荆棘。胡风在回忆与二萧初识的情景时讲过一个故事：一次从鲁迅家出来后，胡风与萧红玩起了赛跑，萧军尾随鼓掌助兴，两三天后鲁迅即在信里告诫胡风不要在马路上赛跑，万一巡捕拦住询问身份和地址便可能惹出祸来。


至于意气风发、巾帼英雄般出场的丁玲，除却为人熟知的坐过国民党监狱以外，影片中她与聂绀弩的同去延安其实是因为与陈明恋爱而被召回述职。连恋爱都会受到组织介入的时代，何谈“想爱谁，就爱谁。想结婚，就结婚”的快意恩仇？1942年，延安整风，丁玲险些因为作品《“三八节”有感》与王实味同获罪名，后被当做失足者隔离抢救。


“黄金时代”何以高扬


既然如此多的时代真相都与黄金面貌相左，那么断章取义的“黄金时代”为何还能被当做一个旧日迷梦和伤时怀古的激昂口号得以高扬？


首先当然和主角们后来的命运有关。1936年，鲁迅病逝，留下一系列计划中的创作未能开展；1942年，萧红病逝于香港，“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不甘，不甘”；1940年萧军来到延安，与周扬论战，为王实味抱不平，终因“文化报事件”被排斥出文坛三十余年；1955年，胡风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入狱近20年；1958年，舒群、罗峰、白朗被打成“舒罗白反党小集团”；聂绀弩除了受到胡风案以及反右的冲击，1967年又因“现行反革命”被判无期；1955年以后，丁玲劳改12年，入狱5年。比起这些遗憾、冤屈、苦难的灾祸，或许早年的岁月确是他们波折一生中相对美好的时光，更何况那些过往的人与事已有太多复杂的细节被历史隐去被后人忽略，进入到当代大众关注点与被消费的只剩下抽离了具体情境的激情和姿态以及经过渲染的情爱纠缠。一段经过了提纯和渲染的故事化情节，只是一种橱窗式的展现与戏剧化的煽情，无心无力也无益于真实面相的还原，只要情绪足够饱满专注，便不难培养起一个虚泛的概念或者意象，况且这种标签式的历史想象还有助于对另一段历史的表态和宣泄。


这种一厢情愿的历史诉求在此之前搭上过“民国范儿”的便车。只不过任何文艺性的片面历史表述终究都会因为语词的泛滥使用和素材碎片的有限重复展示而归于疲劳和乏力，而且在“民国范儿”的风姿绰约中始终缺少“左翼、革命、苏区、解放区的位置”（张慧瑜语）。于是在留白处寻找一种情调相近的全新表达，不仅满足了继续言说过往的欲求，更找到了比已有表述更适合接续当代的历时路径。“民国范儿”所呈现的自由化、精英化、贵族化、体面化固然诱人，然而却因承载意义的历史人物的后来选择和去向与当代史分离，出现了某种断裂。对“左翼文青”的重新发掘和装扮，不仅赋予了现代史的重述，依然保留着理想、自由、个性、文艺等关键词不至冲突，还顺承着人物的人生历程与当代史实现了无缝衔接，从而完成了一个连贯的20世纪历史线索。比起“民国范儿”的古玩趣味，“黄金时代”显然容易承载更多的历史矛盾和当下诉求。


经历过革命与资本双重洗礼的当今中国，仕绅学人与名门闺秀的“民国范儿”早就失掉了再生的土壤，即便尚有重提的价值，不过满足了些当事者的后人、横跨两个时代的老者、或者已然掌握了话语权和社会支配力的精英阶层。相反，忍受过饥饿和贫穷，转而通过投入某种潮流、某项事业，又得到前辈青睐提携获得成功的萧红萧军之类，更符合仍处于怀抱希望、无所拥有状态的广大文青，他们既寄存归宿于未来，也在当下具有着更强的文化消费力。虽然文青们未必真有追求爱情与个性的勇气，也不见得理解和认同了自由、理想的真正含义，却并不妨碍作为互联网主力的他们将一个掺杂了这些元素的所谓“黄金时代”，以朋友圈的方式扩展传播，享受了意淫春梦的浪漫快感的同时，各自取用着廉价的感情故事、八卦聊资、励志传奇和装逼利器。只是黄粱美梦，空留一床黏湿，隔绝了历史和现实的前提条件与社会规则，这面高扬的旗帜只是卧榻上的一剂鸦片，何况“革命浪子”的狂热理想主义本来就是虚幻的，以乌托邦主义和天堂主义为归宿的（尉天骢语），不过是“知识分子的鸦片”（雷蒙·阿隆语）。


其实，许鞍华导演在许多访谈中无数次地说过了，“黄金时代”是个反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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