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赖操弄“转世”话题意在“藏独”

蜚语

文/益多


9月24日，十四世达赖喇嘛发表了一篇关于自己“转世问题”的声明，尽管借用了一些佛教词藻作为装饰，但其核心意图很清楚，就是否定已经延续数百年的达赖喇嘛转世的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宣称只有他本人才能决定“转世何处，怎样转世”。达赖追随者们也吹捧这个声明“会成为一份重要的历史文献”。在笔者看来，达赖此举不过是为了拉具有悠久历史的藏传佛教为他一个人殉葬，在其祸藏祸教的分裂主义历史上再加一条罪状。

达赖又在撒谎

笔者曾多次指出，十四世达赖有一个改不了的爱撒谎的毛病，在这次声明中他的毛病犯得更重了。现择其要者。

谎言之一，“金瓶掣签的规则，只是满清势力的强横表现，而非藏人信赖的宗教仪轨”。事实是，1792年进藏平息廓尔喀入侵的清朝统帅福康安与八世达赖、七世班禅等僧俗要员，遵照乾隆帝“必当妥立章程，已期永远遵循”的训示，共同商议了29条办法，其中提出了金瓶掣签制度。1793年清廷正式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第一条即规定今后包括达赖、班禅在内的藏传佛教大活佛的转世应进行金瓶掣签。史载：当中央政府特使将特制的金瓶送到拉萨的时候，八世达赖早早从布达拉宫下来恭迎，对钦差表示，皇帝“特颁金本巴瓶，钦差御前侍卫等赍送，护卫佛门，实已无微不至，我实感戴难名。嗣后唯有钦遵圣训，指认呼毕勒罕时虔诚诵经，于大众前秉公拈定，庶使化身正确，宣扬正法，远近信心，阖藏僧俗顶戴天恩，无不感激。”十四世达赖在“声明”中承认“八世达赖喇嘛江白嘉措特别著述金瓶掣签的修法仪轨”，又多次表示“转世灵童的重要目的是继承前任的事业”，却对八世达赖及其后各世达赖奉行金瓶掣签的意愿和传统横加否定，必欲除之而后快，实属对历世达赖的蓄意背叛。这种公然欺师灭祖的行为，使人不能不怀疑他本人的真实身份。

谎言之二，“通过金瓶掣签认证的只有几位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及部分其他喇嘛”。事实是，金瓶掣签制度建立后，在西藏首先认定的活佛是第八世帕巴拉。至清朝末年，在中央政府管理的39个活佛世系中，先后共认定转世灵童91位，其中76位经过金瓶掣签认定，15位报请中央政府特准免于掣签。可见绝大多数转世灵童是经过掣签的，即使免掣，也必须经中央政府批准，其他任何人均无权决定。就拿达赖喇嘛世系来说，十世、十一世、十二世均通过金瓶掣签产生，九世、十三世和十四世则经中央政府批准作为特例免掣。比如认定九世达赖时，当时七世班禅率西藏僧俗官员请求驻藏大臣，“请奏明皇上，免于金瓶掣签”，随后嘉庆皇帝派人入藏颁旨免签。在认定十三世达赖时，也经过光绪皇帝下旨“毋庸掣瓶”，才能够免掣的。

谎言之三，“十世达赖喇嘛的认定，未经过金瓶掣签，但为了照顾满清政府的面子，对外宣布以金瓶掣签认证的消息”，“十二世达赖喇嘛在金瓶掣签之前，已经认定确立”。而由当时达赖身边的侍读堪布所写十世达赖喇嘛的传记《奇异珍宝串珠》中记载，1818年12月寻访到一个理塘儿童后，当时西藏地方上层官员确实曾希望“免于金瓶掣签，……向大皇帝上奏请求尽快恩准”。嘉庆皇帝回旨予以了严厉申饬，明确要求“此次理塘幼童，即作为金瓶掣签之一。俟续有报者，再得其二”。按此旨意，西藏地方又寻访到两名幼童，于1821年藏历正月四日召集僧俗官员“商议后一致同意，……以此三名上奏大皇帝，请求恩准掣签”。经道光皇帝批准，1822年藏历正月十五日在布达拉宫供有皇帝牌位和画像的萨松南杰殿举行了金瓶掣签仪式。认定十世达赖后西藏僧俗进一步接受了金瓶掣签作为认定活佛转世灵童的重要环节。经过金瓶掣签的十一世达赖圆寂后，咸丰皇帝下令由热振活佛担任摄政，向各地发布文告要求报告“灵异儿童”出生情形，结果寻到3名。1858年藏历正月十三日，由驻藏大臣满庆主持在萨松南杰殿举行了金瓶掣签仪式。满庆还对灵童的父亲平措次旺说，“你的儿子经金瓶掣签确定为达赖喇嘛的转世，你向大皇帝谢恩”。这些情形也被当时西藏地方记载在十二世达赖喇嘛的传记中。十四世达赖为了推倒金瓶掣签制度，不惜以否定八世达赖以来历世达赖喇嘛的合法性为代价，数典忘祖，忤逆不道，莫过于此。

谎言之四，“我是由西藏摄政和民众大会……寻访、认定的，没有中方的任何干涉”。查十四世达赖生于青海湟中县祁家川一农户家庭，俗名拉木登珠，1939年10月由当时的国民政府拨款10万银元并派兵护送到拉萨，作为第十三世达赖土登嘉措的转世候选灵童。1940年1月26日，经中央政府批准负责转世灵童寻访的热振活佛，向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呈递了请中央政府免于掣签的报告。2月5日中央政府颁发命令“免于抽签”，“特准继任为第十四辈达赖喇嘛”，并再拨款40万银元为坐床经费。没有中央政府的支持和册封，拉木登珠不过是一个回、藏、汉混居地区普通男孩。达赖还否认吴忠信主持了自己的坐床典礼，而吴忠信在《西藏纪要》一书中清楚写道，与“中央主权最为关系者，则为座位问题。……乃照驻藏大臣旧例，请忠信与达赖面南而坐。座位问题既定，……遂按旧例及宗教仪式办理”。热振活佛呈中央政府的电报也写道，“第十四辈达赖喇嘛坐床典礼，地址在布达拉大殿。是日蒙藏委员会吴委员长忠信率属亲临主持，甚称吉庆”。可见十四世达赖是由中央批准、免于掣签、准予坐床，并派员主持了典礼的。达赖否定这些，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自己成为十四世达赖的合法性。

谎言之五，西藏与清朝政府之间是“供施关系”，到民国时期西藏与中国之间的“供施关系”也已经断裂。这也就是说清朝政府并不享有对西藏的主权，只是西藏的一位有钱的施主，而到了民国则连这种象征性关系都没有了。这实际上就是达赖“中间道路”宣称的“人民解放军1949年进入西藏时，西藏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的谎言。更多的史实不说，仅清朝政府多次对西藏用兵，废止勾结外敌的夏玛巴活佛系统，将叛国通敌的僧人“对众剥黄正法”；押解六世达赖赴京受审；两次下令革除十三世达赖名号，谁见过这样对“上师”享有生杀予夺大权的“施主”？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掌握西藏地方大权的活佛礼敬皇帝、奉旨称臣、接受调遣等事实不绝史书，有关文件、文物至今仍妥存于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文档、博物馆，谁见过对“施主”如此卑微的“上师”？民国政府在“临时约法”、“宪法”中均规定了对西藏地方的主权，设立蒙藏委员会专管蒙古族、藏族地方事务，历届国会、国民大会均有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参加。历史事实无可辩驳地表明，无论中国中央政府有何改变，都一直掌握有西藏地方行政、宗教、外事、驻军等方面的最高决定权，有效行使对西藏的主权。西藏和平解放把一切帝国主义势力逐出西藏，而民主改革更使西藏同全国一起建立起统一的社会政治制度。有关“供施关系”的言论，只说明达赖至今没有放弃“西藏独立”的图谋。

达赖转世事务必须依据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

十四世达赖称，“转世何处，怎样转世，如何认证等，是转世者自己唯有的不共因缘”。今年7月他在美国说得更为直白：“就我的转世而言，最终的权威是我而不是别人”，无神论的中国共产党“不能决定基于信仰基础上的事情”。

历史上，达赖转世从来不是纯宗教事务，更不是个人事务。格鲁派创立之初，受到其他教派的排挤，为了保全实力，也效仿别的教派采取活佛转世的办法来解决传承问题。宗喀巴的著名弟子根敦珠巴圆寂后，他所在的寺庙找来一个小孩作为他的转世，但并无名号。直到第三世时，由于蒙古部落首领的尊封，才有了“达赖喇嘛”的名号，后人以此追认了第一世和第二世达赖。如果没有蒙古部落势力的支持，格鲁派很难站稳脚跟，几乎落到了不许达赖转世、不许举办传召法会的地步。

清朝采取了扶持格鲁派以加强对西藏统治的政策。1653年，顺治皇帝册封五世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1713年，康熙皇帝册封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清朝政府由此正式确认了达赖和班禅活佛系统的名号及其地位。由于中央政府的册封和扶持，以达赖、班禅为首的格鲁派大活佛始拥有西藏政教大权。从五世达赖以来，所有达赖的转世都是经过中央政府批准、册封的。由此可见，达赖的转世历来是西藏地方政治、宗教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更是涉及中央权威和国家主权、安全的一件大事，受到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充分有效管理。

尽管清朝皇帝有着不同程度的宗教观念，但作为国家政治最高领导，从来没有把活佛转世以及其他藏传佛教事务当作单纯的宗教事务。乾隆皇帝在《喇嘛说》中讲得很清楚，“佛本无生，岂能转世？”指出“我朝虽护佑黄教，……而惑众乱法者，仍以王法治之”。他还发过一道谕旨，“若为教中败类，罪在不赦者，即当明正典刑，断不稍为袒护”。清朝设立理藩院，藏传佛教主要寺庙的活佛、喇嘛人数都要在该院备案，不能随意增加。民国政府制定《管理喇嘛寺庙条例》、《喇嘛转世办法》等，对“有违反教律或法令”的喇嘛予以惩处，对寻找转世的条件、程序等作了细致的规定。

中国宪法规定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当然包括尊重藏传佛教特殊的传承方式。自1991年以来，中国各级政府批准的转世活佛近千名。尽管旧西藏政教合一制度早已废除，但是由于藏传佛教在社会生活中仍然具有重要影响，由于达赖集团始终没有停止打着宗教的旗号进行分裂国家的活动，中国政府必须也始终坚持依据宪法关于“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的活动”的规定和《宗教事务条例》等法律法规，对藏传佛教事务包括活佛传承方式强化管理。2007年国家宗教局颁布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是宪法精神的体现，是为了防止对宗教的滥用，维护藏传佛教正常秩序，保护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

从世界范围来看，对宗教活动中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进行管理，是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的法律权力，与执政者信不信仰宗教、信哪种宗教没有关系。当年美国的大卫教教主自称耶稣基督，网罗了大批信徒，公然对抗国家法律，1993年被美国政府派重兵甚至动用坦克剿灭。政府对教职人员的认定实行管理也是国际通行的做法，有的国家规定政府宗教大臣有权任命主教，有的国家规定内政部长有权对宗教人士下达限制令，包括限制行动、发表言论、出版等，有的国家神职人员概由政府任命。达赖喇嘛世系是中国藏传佛教所特有的，达赖的名号是中央册封的，那么达赖转世事务就必须尊重中国藏传佛教界的意愿，并接受中国政府的管理，而绝不是可以达赖一个人说了算的。

其实，作为历史定制的金瓶掣签制度已经充分体现了中央政府对藏传佛教的尊重，体现了宗教信仰和政府管理的结合。《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规定，掣签时“选派真正有学问的活佛，祈祷七日，然后由各呼图克图和驻藏大臣在大昭寺释迦像前正式拈定”。众所周知，大昭寺释迦像在藏传佛教中具有无与伦比的崇高地位，在这里举行金瓶掣签同时也体现了佛祖的慈悲加持和佛智法断的权威。十四世达赖如此害怕在大昭寺释迦像前掣签，不能不说表露出他内心对佛法的不敬和对释迦牟尼的恐惧。

看达赖围绕转世的种种表演

一些外媒吹嘘“声明”是十四世达赖关于自己的转世“最为明确和清晰的一份公开声明”。其实达赖关于其转世的言论连篇累牍，充满前后矛盾乃至玩世不恭。

今年8月9日多家外国媒体报道，达赖在印度达兰萨拉与一批海外动乱分子交谈说，“我并不确定我和前任达赖喇嘛们在灵魂上是否是一个人”。对佛教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活佛转世源自佛教灵魂不灭，灵魂在生生死死中轮回延续的观念。活佛本应居于西方极乐世界，但为了解脱众生苦难，而将灵魂注入化身，不断驻世救人。达赖认为自己与前世在灵魂上可能不是同一的，不仅从根本上挑战了佛教理论的基石，而且等于明说他自己可能并不是前世达赖转世真身。

达赖对女性的言论简直就是一幕情景剧。去年7月达赖接受德国媒体采访说“我有时会梦见女人”，引来舆论一片哗然；8月又对台湾媒体表示，“如果达赖喇嘛转世为女性，就必须是一位迷人的女性”；10月在加拿大多伦多还解释其中原因，“女性的身体和精神高度发达，并在实践中有很好的效果”。笔者无从知晓达赖是怎样“实践”的，但达赖显然把女性分为“迷人的”和“不迷人的”两类，“迷人的”可以接受为转世，“不迷人的”就不入其“法眼”了。且不说达赖、班禅世系从未出现过女性，把女性按照“迷人的”和“不迷人的”为标准作区分，已经完全违背佛教众生平等的基本追求，触犯了世上所有女性的尊严。

今年8月23日达赖在德国黑森州议会演讲中再一次表示，转世的新一任达赖可能是女性，“但一定要长得漂亮”。演讲结束后，该议会的负责人向达赖赠送了一篮子蜂蜜，达赖马上笑逐颜开说自己喜欢蜂蜜，“转世可能会变成一只蜜蜂”。一篮子蜂蜜就能让达赖在转世为人还是转世为虫之间做出选择。
活佛转世本来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但是在达赖看来形同儿戏。除了转为女人、蜜蜂，他在窜访过程中，还随意许愿要转为印度人、蒙古人、卡尔梅克人、欧洲人，要在全世界藏传佛教信徒中选，等等。对此我们不可以玩笑视之，因为这些离经叛道的言论既是对藏传佛教的污蔑和破坏，也暴露了达赖利用宗教拉人下水，谋求政治目的的野心。

达赖此时抛出“转世声明”为了什么

十四世达赖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抛出“转世声明”？

几十年来，达赖一直是达赖集团的政教合一领袖和实际操控者。不管他宣称什么“退休”、“交权”，这个集团的一切活动仍然是以他为中心的。尽管达赖多次宣称“再活20年没有问题”，甚至预言自己会活到113岁，“流亡政府”也动不动就为达赖大操大办“长寿永生”法会，但是如达赖本人所说，他的身体是由“印度的大米、木豆和印度甩饼做成的”，那么早晚也会有像凡夫俗子一样离世的那一天。达赖越来越频繁地把转世挂在嘴边，表露了内心的焦虑感和紧迫感以及对前途的茫然，需要督促流亡集团在他有生之年抓紧为他去世以后的前途打算，避免那一天到来时流亡集团陷入混乱，土崩瓦解。

达赖集团图谋“西藏独立”是打着民族、宗教的旗号进行的。“达赖喇嘛”的宗教称号对藏传佛教信教群众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也是达赖集团骗取国际同情的最好招牌。按照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达赖转世事务要经过打卦观湖、国内寻访、金瓶掣签等一系列程序，最后报中央政府批准，这是十四世达赖掌控不了的，也是他不愿意看到的。达赖公然否定中国政府对活佛转世事务的管理权力，目的是由他的小集团继续掌握下一世达赖的名号，为他的分裂主义政治目的服务。

达赖跑到国外后，一直靠外国势力供养。迄今“流亡政府”90%以上的开支是由外国政府拨款和“非政府组织”捐赠的。外国人的钱不是白给的，达赖必须显示自己值这个钱。达赖说过，“中国政府把我看作一个麻烦制造者，所以我的职责就是去制造更多的麻烦”，以给中国政府制造麻烦的方式显示自己存在的价值。达赖已经76岁了，不管他如何不情愿，自然规律将促使他逐渐减少活动直至退出历史舞台。达赖炒作自己的转世问题，甚至许愿将转世在一系列国家，就是企图把这个问题操弄成一个国际热点，为外国势力继续干涉中国内政、实现分裂中国的目标提供口实。

藏传佛教不是达赖一个人的，在有达赖世系之前就有藏传佛教，达赖世系只是藏传佛教众多教派活佛系统中的一支。十四世达赖与前世历辈达赖喇嘛最大的不同在于他是一个反对自己祖国的政治流亡者。达赖叛逃50多年来，藏传佛教继续在中国延续和发展，并与当代社会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历史上信教群众依据每一世达赖的功德做出了不同的评价，修建了规格不等的灵塔。十四世达赖应该想的是自己将以什么样的面貌写在历史上，而不是如何继续与中国政府作徒劳的捣乱。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11期，摘自2011年10月31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