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需要中国梦

蜚语

来源：观察者网


中国文化为何前行艰难？

韩震（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与中国的经济腾飞相比，中国的文化影响力确实有一定差距。问题的关键在于任何话语体系都是和一定的思维方式相联系的，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和一定世界观相联系的。比如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改变了文革式的话语体系，社会才进入改革开放的大浪潮。但是30年之后，我们改革开放进入了攻坚期、深水期，实际上我们的话语体系中有很多套话、空话，把改革的锐气缠住了。

中国的文化要想走出去，必须要超越自身，仅谈中国特色是不够的。现在中国文化是以一种有自己特色、有自己形式、有自己传统文化的方式进行推广，但要真正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东西，必须发掘具有新的普遍世界意义、代表未来人类前进发展方向，并且大家愿意在这种文化下生活的内在特质。文化的魅力不在于宣传，而在于吸引力。

卢新宁（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在整个中国内部产生了一种强大的冲动和欲望。一是希望世界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经济崛起的意义，二是希望展现一个不同于西方的文化，为世界提供另一个文化选择。畅想未来十年，我有一个感受，一个判断。感受是，强烈的文化雄心必须有踏实的文化实践做依托，否则就是文化泡沫。判断是，下一个十年，文化绝对是一个比经济更重要的关键词。在这个关键词之下，需要做的事情太多太多了。

和经济相比，我们的文化确实存在隐忧，这些隐忧不在于如何打扮自己，让声音在世界上更响亮，而在于国内怎么见识自己，如何让文化有向心力。这就像推销商品，假如这个商品卖得很好，足以让生长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感觉到它的力量和温暖，然后才能让更多人认同。这个过程可能是更重要的。

陆建德（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我们喜欢讲我们社会的包容性，喜欢“和而不同”，这有时候只是一种外交辞令。比如我们有“爱憎分明”、“黑白分明”、“嫉恶如仇”这样的成语，这很容易陷入一种非黑即白的二元思维模式，不会让我们更善于思考。这是我们做得还很不够的，也是我们自古以来的一个特点。经常会有一些优秀人物，喜欢把自己和社会对立起来，用这种态度去看待周围的一切，然后很难与人共事。如果这种现象还很多，我觉得我们就难以在文化上真正成熟。我期盼在未来十年，我们在文化上能够走向成熟，看到黑与白之间巨大的灰色地带，写出让全世界感动的文学作品来。

认识中国文化怎么如此难？

汪晖（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首先，文化问题与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有关系，但不是直接的对应关系。经济强盛，未必文化发达，也未必能产生深刻的思想；反过来，在困境中的思想，也可能闪耀光芒。晚清一代思想家思考的深度，有时候超过了我们当代人。但由于中国处于内忧外患，他们的思考很少被外界所熟知。这就得值得我们今天去发掘，我们不能总是站在经济强盛的角度看待文化问题。

其次，在中国历史上，也有经济和军事实力比今天弱得多的时候，但文化、思想和政治的影响力却很大。例如，在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中国经济还比较贫穷，但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等理论不仅对第三世界，而且对欧美及其他地方也有很深刻的影响。如何分析这样的文化影响力？

第三，文化问题背后的核心问题是价值问题，一方面我们讨论对自我的重新认识，并批评西方文化的霸权，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中国的文化工作者不能提供对于世界的深入描述、理解和分析，而只是不断地叙述自己，陷入自恋式的自我描述，也会造成新的幻觉，谈不上真正的“自觉”。

宋荣华（中国公共外交协会秘书长）：如果现在问一个外国人，什么是中国文化？可能会有不同回答。中国的茶、武术、京剧、孔子等等，可能都是中国文化的符号。但这些东西恰恰是历史上、传统上的，一说到现代中国的文化符号是什么，现代的文化精髓是什么，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今年8月份我曾到巴西访问。巴西大学一名教授跟我们交流的时候说，在巴西到处是中国的商品，但在巴西的电台里却听不到一首中国的歌曲，在巴西的书店里也买不到一本流行的中国书籍。

刘康（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国文化要输出，但我想我们现在并不太清楚要输出什么样的价值观。这并非是说中国没有机会，我们改革开放30多年，发展的顺序其实是先开放，再改革。不仅在经济上如此，在文化上也需要一个大的开放，和西方的普世价值进行一个对话，而不是说用中国的价值去取代它或抗拒它。

文化并不是一个很虚、很空的东西，我们看到文化里有一些东西是很实的。别的不说，像我们祖国的宝岛台湾，现在有120个国家对它免签证。我们中国大陆有时候还需要从数字上看待自己的文化价值。上海交大2009年在美国做了一个中国形象的调查，被调查者中认为中国有优秀流行文化的不到10%。另外我们今年在亚洲13个国家和地区做了一个关于发展模式的调查，中国人认同自己发展模式的只有9%，而认同美国发展模式的有40%，甚至还有24%的中国人认同日本模式。这个数字给我们警醒。

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

王义桅（同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特聘教授）：谈到文化崛起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讲文化崛起的时候内外反差非常大，老百姓觉得我们文化在堕落，但老外感受到中国的文明崛起。如何消弭内外感知反差？第二个问题，中国文化走出去，如何取得像与中国经济影响力相匹配的国际影响力？第三个问题是，中国文化如何超越传统地域型、农耕型和内陆型，为“全球中国”崛起服务？换言之，中国要通过自身文明转型引领人类文明转型，才能确立领导性国家的地位。

世界需要中国梦，中国需要世界梦。现在满世界都是美国那套普世价值和治理方式。世界需要另外一种选择。在提到“中国梦”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已经意识到问题所在。现在大家都在做“美国梦”，这很危险。美国霸权对中国的最大威胁就是中国的美国化，即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美国化，人人都想住大房子、坐大车子。世界上除了美国梦外还有欧洲梦。与其做别人的梦还不如做自己的梦。同时，中国也需要做世界梦。中国应该为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

汪晖：今天中国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第一个变化是政治领域的政党国家化，第二个是政府公司化，第三个是媒体政党化。这导致了一个结果，即政治议题往往由媒体设定。但这种设定常常会随着市场需求和媒体自身利益产生不断变动。这种变动对一个时代政治文化的影响很大。因为它会鼓励政客媒体化，也越来越鼓励知识分子政客化，他们都不再是从持续的、比较清晰的政治价值和文化的价值出发，而是机会主义的短暂表演。通常来说，媒体背后的经济力量很大。现在一个趋势是传统知识分子文化在衰落，知识分子文化只有变成了媒体才能活跃，不然就不能生存下去。在这个背景下，如何形成一个具有活力的真正的思想文化空间，而不是现在大家嘲讽的公知文化，是一个真正的比较严峻的课题。

韩震：我觉得知识分子必须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有自己的观点，在这个基础上尽可能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比如我们写了很多文章，嘴里说着要有理想信念，但心里不知道什么是理想信念；我们谈社会主义，却不知道社会主义追求什么；我们谈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的观点是什么我们不研究。我觉得现在之所以中国话语

不被接受，不被外国人理解，就在于我们没有目标，只是在那里说而已。

陆建德：我们要跳出一些简单的概念划分。比如民主或言论自由，两者都不能脱离历史来谈。我们更要看到每个社会有怎样的说话前提，言论与法律或法制是什么关系。如果说话完全不顾现有法律，那就有问题了。故意打所谓政治牌的表述本身显得比较幼稚。我希望我们以后表述能更丰富，但要防止一种过分政治化的陷阱，从莫言得奖转到言论自由就是一例。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曾批评英国小说家乔治•奥威尔，认为后者的《1984》这部小说把一切东西贬低为政治，这本身就是一种专制主义的表现。一旦我们有一种平和的心态，我们更会看到事物的复杂性，社会就可能稍微变得平和，这样我们最终会建立起比较好的共同体。

宋荣华：我觉得中国文化要走出去，需要解决三方面问题。一个是文化的现实性，文化要接地气，也要与现实生活相结合。中国的历史、传统文化人家可能听不懂，但是他们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所取得的成果很感兴趣。我们为什么不把中国改革发展过程中的故事、经验和教训整理成文化产品？中国和平解决香港、澳门问题，与邻国通过谈判，和平、妥善地解决了很多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其中有很多美妙的故事，不正是可以证明中国是多么的爱好和平吗？但是这些方面的可读物太少了。此外，文化还要具备时尚性和大众性，才能让人家乐于去接受这种文化。解决这三个问题，我们的文化才能解决好走出去的问题。

（2012年12月22日“环球时报年会2013：未来十年的中国和世界”在北京举行，第五议题“未来十年的文化崛起：诠释中国话语”由央视英语频道主持人杨锐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