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夏堃堡 于 2011-12-2 16:55 编辑
2001年11月2日,特普菲尔执行主任接见了我。这是我进入环境署以后第三次被接见。这次会面是我主动提出的。我已在环境署工作了将近两年半,从未有机会系统地向他汇报工作。以前曾两次会面,但都是听他作指示,我没有说什么话。我将从环境署环境紧急事件协调员的位子上退下来,转任能力建设部主任。我觉得有必要向他汇报一下我在原来岗位上所做的工作,并听取他对我未来工作的指示。
安排这次会见还费了一些周折。10月初的一天,我向我的顶头上司卡尼亚罗先生提出了我的想法。他很支持,当时就在他的办公室给专门给执行主任安排活动日程的行政助理克莱尔女士打了电话,克当即表示同意安排。
过了约二周,我没有听到任何音讯。我给克打了一个电话,问她与执行主任的会见安排了没有,她说尚未请示执行主任,让我等待她的消息。过了四、五天以后,我去执行主任经常召集会议的R会议室参加一个会议。克莱尔的办公室就在R会议室旁边。我参加了会议后路经她的办人室时见她的门敞开着,就走了进去,问她我提出的会见安排了没有。她未回答我的问题,而是声色俱厉地对我说“Do not ask me again and again, ok?”(不要总来催我,行吗?)
我解释说,“我刚才在R会议室开会,路经这里,顺便问一问。我已经好久没有见执行主任了……”未等我说完,她用更严厉的声调质问我:“Are you complaining?”(你在抱怨吗?)听了此话,我感到非常吃惊,一个低级职员向一个高职员如此施威,我还是第一次碰到,感到非常气愤,真想反击她几句,忽然想起了我的一个中国同胞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人力资源管理处处长李醒嘉说过的一句话:“对这样的人,你最好少理她,但也不要去得罪她”。我忍住了心中的怒火,心平气和地说:“No, I am not complaining.”(不,我没有抱怨。)我愤愤地离开了她的办公室,心里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她的态度如此恶劣,在我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环境署副代表时,我曾单独请她吃过饭,要找她办什么事,态度总是十分友好的。这次的恶劣态度,当然不是因为没请她吃饭,在我见过执行主任以后,我才悟出了其中的一点原因。
此后,我就未再敢去催向这件事了。大约又过了10来天,我接到通知,执行主任将于11月2日下午3点在他的办公室会见我。为了这次会见,我作了充分的准备。我写了一个详细的谈话提纲,包括我进入环境署以后所做的一些主要工作,还在脑中反复地过了几遍。我还将这两年多来反映我工作成果的出版物收集到了一起,其中包括:《联合国环境署关于预防、防备、评估、缓解和应对紧急事件的战略框架》、《环境紧急事件》小册子、《长江流域洪水环境成灾因素综合治理》、《长江流域洪灾及其影响分析》、《肯尼亚旱灾环境影响及对策》、《南亚洪水的缓解、管理及控制》和《洪水易损性评估方法》等。这些书放在一起,看上去厚厚的一大堆,心里有些得意。我在不久前曾向副执行主任卡卡赫尔汇报工作,并给他也带去了这些书。他当时非常高兴,表扬我做了很好的工作,并建议我以同样的方式向执行主任汇报。
我比预定时间提前10分钟去了执行主任办公室。先在办公室外专供客人使用的沙发椅上坐了下来,边上有一个圆形矮桌,上面放着环境署最近出版的一些书刊。我拿起了一本名为《我们的星球》的杂志,随意翻了一翻,上面有几篇关于臭氧保护的文章。3点正,我走进执行主任的助手和秘书的办公室。其中一位秘书让我先在那里坐下等候,说执行主任前面的会议还没有结束。大约又过了10分钟,特普菲尔走了出来,到了我跟前,向我问好,并示意我到他办公室去。他的表情异常严肃。进去以后,见卡卡赫尔、卡尼亚罗和执行主任办公室主任布那局蒂已围坐在会议桌旁。我与各位打了招呼,随即坐了下来,我事前曾问过卡尼亚罗如何与执行主任谈话。他说,你千万不要先说话,专心听他讲,他让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因此我就等着他先开口。
执行主任脸色苍白,十分消瘦,充满了倦意。他半年前因患心肌哽塞在德国住院,做了管状动脉搭桥手术。术后休息了很短时间就上班了。他的病,很大程度上由于过渡劳累造成的。为了全球的环境保护事业,他奔波于全世界,日夜操劳,今天晚上7点还在内罗毕与环境署他的高级助手们商量工作,明天上午10点就在日内瓦国家宫的大会场作演讲了。昨天清晨刚从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下飞机,今天晚上就已经出现在北京国际机场了。他每月在内罗毕总部的时间不到一周,但按他实际工作时间计算可能多于二周,因为他从清晨七、八点一直工作到晚上九、十点,周未也是如此。只要他在内罗毕,他的秘书、助手和各司司长,还有卡卡赫尔,都得陪他加班加点。这种不知疲倦的辛勤劳作给他身体带来的损害是显而易见的,但他似乎毫不在乎。我的确为他们这种忘我的工作精神而深深感动。
他开始说话,声音低沉而有力。他问我:“你住在什么地方?”我告诉他,我就住在联合国大院对面的Warwick中心。他又问“房租多少?”我说“44000先令”。他说“噢,不太贵。”我说“是不太贵。”
此时,我想他会向我了解我的工作情况了。我迅速地想,我第一句话该说什么。但他没有问我的工作。而是讲起了环境署的改革。他说,自从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他领导下的“环境与人居专门工作组”报告以来,环境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收到了较好的效果,环境署得到了加强,但还不够,改革还要继续下去。他说,他计划对环境署的机构和人员作进一步的调整。作为这种调整的一部分,他决定一些高级职员的合同不再续签。他停顿了一下后说:“我决定再给你一年的合同,即你的合同续签到明年年底,我们尚可合作共事14个月。”这几句话,是我始料未及的。卡尼亚罗前几天对我说过,执行主任决定再给你一年合同。我以为合同以后尚可续签。我想大声对他说:“不,你这样做不公平,你看看我手里拿的这些书,这些报告,我在环境署的两年半的时间里,做了很多工作,这是有目共睹的。你问问卡尼亚罗—我的顶头上司,你问问卡卡赫尔—我的第二上司,他们最近几个月来,一直说我工作做得很好。”但我没有说这些,一句话也没说,我忍住了。我沉静片刻,非常镇定地说:“我服从你的决定,这几年我在环境署的工作,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一段时间。我感谢你、卡卡赫尔先生和卡尼亚罗先生对我工作的一贯支持和帮助。没有你们的支持和帮助,我不可能取得什么成绩。”他接下来说:“卡尼亚罗是最好的司长。”我说:“我同意。”最后我补充说:“在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会努力把工作做好。”这时,特普菲尔一直绷紧的脸松驰了下来。要解雇一个人,特别要解雇一个像我这样工作称职的人,对特普菲尔这样一位老练的政治家来说,似乎也感到有些为难。
特普菲尔说:“让中村武洋进来吧!”我知道与我的会议已经结束,他要开下一个会了。我这次原计划是来向他汇报工作的,此事还没做呢。我连忙将手中的书和报告递了过去,对他说:“这是我两年多来的工作成果的一部分。”我还对前面几本重要的报告作了简要介绍。他接了过去并将其中的《洪水易损性评估方法》抽了出来,递给了办公室主任,说“将此送给尼克看看。” 尼克(Nick﹒Nuttal)是环境署的新闻官,专门负责环境署新闻稿的撰写。特的意思是让他看看,是否需要在环境署的《新闻公报》上报导一下。
这时中村武洋已经走了进来。我准备站起来告退。特说:“你可以留下来。”我心里实在不太想留下来,但他如此发了话,我也只好坐下。他们开始讨论关于科索沃冲突后环境影响评估报告的后继行动问题,我坐在那里,没有听进去几句话。
四点多钟,会议结束,我随即就离开了执行主任办公室,回到自己办公室,我在那里呆坐了一会儿。我心里十分平静,想到再过一年多就可退休过神仙的日子了,还真有点高兴,但我不明白执行主任为何要解雇我。平心而论,我是应当感谢他的,是他录用了我。这2年多接触虽然不多,但他对我的工作也作过若干具体指示,拨过一些经费,使我做出了一些成绩。我今天对他说的话也确是心里话。
第二天早上9点左右,司长卡尼亚罗让我到他办公室去。他对我说:“昨天的会议非常积极。你的表态很好”。他随后告诉我,早在当年9月,特普菲尔就与他商量过我的工作问题,特的意思是我的合同在2001年年底到期后就不再续签了,但卡坚持认为我的合同应予续签。按照联合国的规矩,一个人如果不是连续数年PAS考核不合格,是不应当解雇的。PAS全名是Personnel Assessment System(人员评价制度),是联合国内考核职员的一种制度,每年举行一次。我前二年考核结论都是“充分完成任务”,即完全合格,是不应当解雇的。当然,执行主任也有权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解雇一个人。由于卡的坚持,特同意再给我一年合同,卡对我说:“这是一次非常困难的谈话。”我问:“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他说:“他要从中国另外弄一个人进来”。我仍然不完理解其中的奥妙,后来与副执行主任谈话以后才完全明白了。
卡后面说的话又使我始料未及。他说,他与卡卡赫尔先生商量,2002年年底我新合同到期后让我到环境署即将在中国北京建立的办事处任职。他和副执行主任一致认为,我既熟悉环境署的情况,又熟悉中国的情况,是最称职的人选。
关于在中国建立环境署办事处一事,已经醒釀了相当长时间了。上个月副执行主任卡卡赫尔在北京参加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会议期间与解振华局长又一次讨论了这个问题。双方一致同意建立这个办事处。该办事处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和协调环境署与中国在环境领域的合作活动。卡卡赫尔回内罗毕向特普菲尔汇报了会谈的情况,特完全支持此事。卡卡赫尔同时向各司司长征求对此事的意见,得到普遍支持。
我对卡尼亚罗表示感谢。
过了几天,我去见卡卡赫尔。他对我说了与卡尼亚罗所说的类似的话。他说:“那次谈话非常积极,你所说的话很得体,很好。”并告诉我,他将暂缓办理在中国建立办事处一事,在我明年的合同即将到期时再开始办理,以确保这个位子留给我。他说,他这么做,并不是因为我是他的朋友,而是因为我是最适合担任此职的人选。他还说:“到明年年底,你在联合国工作还不到5年吧?”我说“三年半”。他说:“你必须多干一段时间,干满5年,才有养老金呢。”我为他所说的这些话而深深感动。人们称联合国内的某些高级官员们为Political animal”(政治野兽),意为他们只知玩弄权术,对同事,对朋友,对下级没有一点人情。但这位卡卡赫尔先生却很不一样。对下级他一贯要求很高,但又充满 了人情。在执行主任已作出决定的情况下,还想出了这样一个方案,以使我能继续从事我所热爱的事业。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喃喃地说:“谢谢你!” 这时,我想到了那个令人困扰的问题:为什么执行主任要解雇我。我问卡卡赫尔:“执行主任为什么不喜欢我?”他说:“他没有不喜欢你,事实上,他很喜欢你的。” “那为什么他要解雇我呢?”“这主要是从政治上考虑。” 联系卡尼亚罗所说的话,我找到了问题的答案。执行主任认为,我离开中国政府多年,在政治上对中国政府已不能有太大影响,因此需要招聘一名现在中国政府担任高级职务的官员,进环境署工作,以推动环境署与中国的合作。政治家的考虑可能是对的。
我清楚知道,此事最后还得由执行主任定,我实在没有什么把握。我把我的担心向卡卡赫尔提了出来。卡笑着说:“这你不用担心,我和卡尼亚罗一起推荐,执行主任会同意的。”
卡卡赫尔的英文全名是Shafqat Kakakel, 缩写是SK;卡尼亚罗是Donald Kaniaru,缩写是DK;我是 Xia Kunbao,缩写是XK。在联合国,人们批阅文件时,当提到人名或自己署名时,往往都用缩写。我们三人第二个字母都为K,因此有人将我们三人戏称为“3K党”。
照片68:“3K党”在作者内罗毕家里聚会, 左起:卡卡赫尔夫人、臭氧公约执秘沙尔玛夫人、卡尼亚罗夫人、 作者、沙尔玛、卡卡赫尔、卡尼亚罗
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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