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的民俗文化管理对于我们当下的借鉴意义

郑瑟

       说到传统，美国纽约州在悠久性上面显然无法与中国各地相提并论。但是换个角度看，纽约州特别是其纽约市这几百年的文化发展又是举世无双的，是移民文化、多元并存，和现代化转型的大型文化试验场和里程碑。

　　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利用，总是针对于当下的语境而发出。经历着现代文化转型的现阶段中国需要两面镜子：一曰“温故知新”的历史之镜，一曰“左顾右盼”的“他者”之镜。纽约州的民俗文化管理经验为我们提供了后者。纽约州民俗文化的繁荣举世共睹，特别是在文化“熔炉”纽约市，居住着非洲、意大利、爱尔兰、德国、拉美、印第安、华人、东南亚等各种族裔。在纽约州可以听到世界上几乎所有语言，目睹包括罗马天主教、新教、东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佛教、锡克教等多元宗教和文化。纽约州既有纽约市这样举足轻重的世界都市，又有地广人稀的腹地，构成了一张错综复杂文化之网，蕴藏着多元的民俗文化遗产和现代文化奇观。纽约州民俗保护与管理的复杂性是可想而知的。笔者希望借此他山之石，给现代化转型时期从事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管理的我国专家提供有益的参考。

　　本文虽管中窥豹，但不坐井观天，而是基于切实的对话探讨。执笔者在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2010年秋天举办的“美学与文化生态建设国际论坛”及其2011年秋天举办的“首届中美非物质文化遗产论坛：政策比较”两次国际学术会议期间，与从纽约州赴会的罗伯特·巴龙先生进行了多次的访谈，并在会后通信探讨。本文的对话问答部分据访谈录音及通信而整理。

　　罗伯特·巴龙，公共民俗学学者，拥有宾夕法尼亚大学民俗和民间生活的硕士、博士学位和芝加哥大学的人类学学士学位，从1985年起主管纽约州艺术委员会(New York State Council on the Arts ，简称NYSCA)的民俗艺术部——纽约州民俗艺术保护的官方责任机构。

　　二、对话(以王敦提问，罗伯特·巴龙回答的形式来进行)

　　问：美国与中国相比是个“年轻”的国家。纽约地区又是美国最具特色的历史与文化缩影之一。于是当我们就民俗文化问题展开对话，当我们在运用诸如“传统”、“文化遗产”、“民俗”等词汇概念进行讨论的时候，可能已经由于文化经验的不同，而不知不觉地造成了认识上的张力。一场学术对话只有抓住了这样的认知张力，才能带来相互借鉴和启发。中国人一提到“传统”，自然而然就对应到中国厚重的前现代的农业文明传统上面。如果从这种思维来看，纽约州无疑是个“小弟弟”。但若换个角度，则可能该意识到纽约人具有世界上最丰富的现代化转型的文化传统。纽约在几百年的时间里特别是十九世纪以来，是大规模现代文化转型的实验场、标杆和里程碑，其文化经验既属于美国也属于全人类。所以若用“现代传统”来参照的话，中国在整体上就又变成“小弟弟”了。我提出了“传统”的含义问题，是因为我们所关注的“民俗”、“文化遗产”问题等，与对“传统”的理解捆绑在一起的。在这么一个对话的语境里面，我很想听听您对纽约州文化传统的理解和表述。

　　答：美国民俗学会前主席戴尔?希姆斯(Dell Hymes)在1975年的主席发言中说，传统是过程，而不是结果，是“社会生活的功能性前提”，普遍存在于所有社会群体中。 传统又如同亨利?格拉斯(Henry Glassie)所言，“是由过去所创造出来的未来。” 我认同这些美国民俗学前辈的看法。传统活在当下与过去的关联之中，随着社会习俗、价值观和群体审美共识的变迁而变迁。不论中国也好，还是拥有欧洲殖民之前和之后两段历史的纽约地区也好，都存在不少已经延绵了很多世纪的传统——它们很有韧性地保存至今，并没有在形式和内容上发生多大改变。但需要指出的是，传统的形成是多样的——它们也可能诞生于社会时间和空间的任何位置，并最终被传统化。其中有一些传统是通过复兴前人的民俗遗存而达成。有一些传统，是在不同文化的交往中经“洋泾浜化”或“克里奥尔化”混合而成。还有一些新兴的传统，晚近才被创造出。有些传统是不同时期习俗和传统的融合——比如中国当下的春节，它就融合了农历新年的传统和一些晚近元素。

　　在纽约，我们喜欢把民俗当作“活态文化遗产”来看。这意味着，它虽根植于过去，却留存至今，并保有活力。像其他的美国民俗学家一样，我用动态的视角观察民俗。而作为一个公共民俗学家，我更感觉背负着一份特殊的责任，那就是去振兴和扶持那些虽然在审美和文化方面十分宝贵，却不再广泛流行的一些传统。我相信，那些加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行列的中国民俗学家们，也背负着相同的使命。尽管较之悠久的中国历史，欧洲人定居纽约不过是四个世纪以内的事，但是我们目前都面临着由技术革新和全球化所带来的大范围人口移动。这在中国主要是内部迁移;在美国，则既有内部迁移，也有外来移民。人口移动所带来的冲击，让保护和维持传统的问题在当下变得尤为迫切。中国适时地把握了这一剧变的历史时刻，加入到保护传统的行列中。中国的同行对美国的相关经验和策略有兴趣，这让美国的民俗学家倍感荣幸。

　　问：在纽约自身的现代文化语境之下，其“传统”问题确实需要牵涉到很复杂的层面，也需要考虑包括原住民和各族裔的各自悠久的自发原生传统，及其它们在多元现代文化转型格局中所形成的一两百年的新传统。其“文化遗产”，就不同于金字塔、昆曲那样的悠久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是具备其他形态和特征;其“民俗艺术”会是多元的多层面的。您能用具体的纽约民俗文化保护管理实例来给中国的专家学者提供一些参考借鉴吗?

　　答：纽约的民俗传统确实复杂多样。我就挂一漏万地简单举一些例子吧。在纽约，从中国来的“土地爷”和“关老爷”就像他们在中国一样，也保佑着华人的店铺。我们这里也有一个活跃的昆曲剧团，还有表演京剧和粤剧的多个演出团体。几个世纪以来，印第安易洛魁部落在他们在纽约州北部的居住地上跳独特的圆圈舞;如今，他们与纽约其他地区以及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一道表演这种舞蹈。克莱兹梅尔(Klezmer)是在纽约的东欧犹太人移民中流传的一种音乐传统，将爵士乐和其他一些通俗音乐的元素注入到用伊第绪语(Yiddish)演唱的曲调之中。这项传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曾濒临灭绝，但现在年轻一代的犹太裔音乐家从老一辈大师那里学得并复兴了克莱兹梅尔。霹雳舞作为一种街头舞蹈形式，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兴起于纽约市的非洲裔和拉丁美洲裔居民之中，最初只由男性表演;如今它流行于第二代街舞少年(B-Boyz)和街舞少女们(B-Girlz)之中。

　　在纽约的丰富的传统习俗实践里面，踏萨鼓(tassa drumming)是我最喜欢的例子之一。它是在十九世纪中叶时，由印度北部的契约劳工带到加勒比海一带的，与穆斯林对伊斯兰教历中正月的纪念密切相关。这项民俗落脚于加勒比群岛的特立尼达后，就被称为霍塞节，(Hosay)由印度裔加勒比人和非洲裔加勒比人共同参与。它又被加勒比移民带到了纽约。在纽约，踏萨鼓艺人的“手法”(不同的循环旋律和节拍)又大量融入了印度教的因素，比如向拉克什米(Lakshmi)和哈努曼(Hanuman)等神明参拜的“虔诚之手”，(religious hands)等，还融合了源自非洲裔加勒比人的钢鼓和“索卡”(soca)等音乐形态的“舞动之手”。(dancing hands)。

问：您在纽约这个世界级的文化之都从事职业化的民俗艺术保护、管理工作，您的身份和职责自然与大学校园里的民俗学者不尽相同。您在工作中面临着怎样的特殊问题和挑战?对于像您这样的公共民俗学家来说，学者和管理者，到底是两个身份还是一个身份?

　　答：如同我在学术界的同行们，我把自己看作一个教育者。不过，就我的多重教育职责而言，我与他们不尽相同。因为我有不同的听众，所以我也运用着不同的方法。公共民俗学与公共民俗教育密不可分。我身为纽约州艺术委员会民俗艺术部的主管，要负责参与制定和实施政策，发展纽约州的民俗艺术，以这个身份来履行我的民俗艺术公共教育职能。这是通过我们在所支持的民俗活动中的说明性部分来实现的，包括在宣讲中对传统实践进行口头解说，以及向参与活动的一般受众或特定种族成员分发多种材料等。我还需要与新的项目申请者面谈，向他们介绍什么是民俗艺术，并推荐这一领域中的资源。我们的拨款指导方针对民俗艺术做出了定义，也为目前申请及未来可能申请我们项目的非盈利组织展示了相关标准。我们也与纽约民俗学会合办“纽约州民俗艺术圆桌会议”这一公共民俗艺术论坛。它让与会者共同以开诚布公的姿态讨论相关项目，参与研习班，讲授和学习那些从纪实摄影、艺术营销、民俗艺术表演的展示制作、展览制作、博物馆学和口述叙述等不同角度所凸现的民俗实践范例。

　　在纽约，学术研究型的民俗学家也像在美国的其他地方一样，会为公共民俗项目提供顾问和咨询服务。他们从事实地调查，管理展品，策划演出，并为民俗艺术项目撰写说明性材料。我和我在公共民俗学领域的很多同行都在工作时间之余，在大学里任教，或撰写公共民俗学著述。我本人做到了将我的一些学术著述活动与我在纽约州艺术委员会的工作整合了起来。确实，美国的民俗学学科在各方面都整合得很好，将学术型民俗学和公共民俗学融为了一体。许多民俗学家都兼顾两边。

　　公共民俗学家的事业也有分工。纽约大多数的公共民俗学家致力于开展田野调查、实际参与民俗活动。与之相比，我的工作主要是管理性质的。纽约州艺术委员会民俗艺术部每年为超过90家开展民俗艺术项目的组织拨款。同时，我也管理着一个非民俗艺术部门，每年资助120家以上的组织。我们的申请者全都是非盈利组织，而不是政府机构。从个人和专业角度而言，能发展和扶持这么多项目，的确很有意义，令我满足。不过，我的许多工作是属于支持其他人开展田野调查和实施项目，而不是由我自己躬行。这还是让我有些失落。

　　在过去几年间，作为纽约州政府的一个下属机构，我们每年都遭遇了资金缩减的情况。这大大限制了我们所能划拨的经费数额。这打击了我们的民俗艺术申请者们。这些民俗艺术组织，还有在州内的郡(county)一级或部分地区开展的全年性项目，共同构成了覆盖全州的民俗艺术基础架构。对它们而言，政府之外的资助来源有限，而且与艺术领域相比，民俗艺术能接触到的捐赠渠道更少。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我们的资金。对其中一些项目而言，我们的拨款占了其全年预算的一半。

　　幸运的是，民俗艺术部多年来维持着它作为纽约州艺术委员会中一个独立部门的自主性。在这些年里，我不断地为独立的民俗艺术部创制成例，巩固和发展它的存在。民俗艺术部于1985年建立。在这之前，民俗艺术事业是由其他部门兼顾管理的。当时由于缺乏专职的民俗艺术部来提供专业指导服务，导致民俗艺术项目的拨款也较少。现在，我们拥有两大覆盖全州的民俗学组织。纽约民俗学会的办公地点靠近纽约州北部的州首府奥尔巴尼。它通过出版专业刊物《声音：纽约民俗学刊》(Voices: The Journal of New York Folklore)，组织专业会议，和经营民俗艺术项目，补充了纽约州艺术委员会民俗艺术部的工作。我很高兴我们在纽约州培育出了一个稳固的民俗艺术事业基础架构。但愿它能世代维持下去。目前，我们逐渐迎来了民俗事业的接班人。他们正值壮年，年龄从二十多岁到四十来岁之间，构建了一股公共民俗学家的新生势力，接替了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工作，目前即将退休的老一辈奠基人。

　　但也不能说没有隐忧。近两年间，纽约州艺术委员会的许多职员都已退休。虽然纽约州艺术委员会在几年前有14个部门主管，分管14个部门，如今，我们目前仅有7个部门主管来管这14个部门。我担心，由于纽约州艺术委员会可能会无力聘用新的项目主管，当我最终退休时，没有其他民俗学家来接替我的位子。

　　问：中美皆为幅员辽阔的大国，所以不管政治理念、体制如何不同，在行政的“力学”架构上必然有可类比之处。纽约州作为“州”，在行政规模上差不多相当于中国的“省”。在行政层次上，“州”和“省”都需要一方面遵循“联邦政府”或“中央政府”的政策，另一方面要让具体的意图触及到社群的层面。在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在每一个州都建立了官方的州艺术委员会如纽约州艺术委员会，而中国的各省政府也都设有文化厅。中国在省文化厅下面仍然设有对口的层级化官方机构，到了县市级乃至村镇级，而且是从最上面到最基层实施层级管理，一般不能越级。纽约州艺术委员会下面还有基层的官方机构吗?机构内民俗学者所提供服务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和中国的同行又可能有怎样的异同呢?

　　答：我们纽约州艺术委员会的民俗艺术部享有相当的自主性，这是由艺术委员会及民俗艺术部的章程所保证的。 纽约州艺术委员会的执行主管们和管理委员会成员们重视民俗艺术部和民俗艺术专家组的政策建议和专业决策。这个专家组由居住在纽约州各地区的民俗专家所组成，其成员构成体现了知识和文化背景上的广泛性。从全国层面来看，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民俗艺术部的存在，是纽约州艺术委员会民俗艺术部和各州类似机构得以建立的催生剂。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国家艺术基金会就催生出了一个基于州立一级的全国性民俗艺术管理基础架构。国家艺术基金会的资金，曾经为在纽约州艺术委员会里面建立民俗艺术部门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国家艺术基金会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曾经在纽约州扮演了支持和培育民俗事业的重要角色，并随后在八十年代中期为我们的民俗艺术实习部类提供了关键帮助。当时，它用其预算培育了我们这个民俗艺术部的启动。到今天，我们纽约州艺术委员会民俗艺术部因为得到了州政府的扶持，已经很多年没有寻求国家艺术基金会的资金扶持了。基金会对我们的拨款，目前只占到我们年度总预算的百分之三。这是。但我们每年都选择让纽约民俗学会来申请国家艺术基金会的另一笔“州立或区域性伙伴项目”名目下的拨款。该拨款的评审标准具有相当的开放性;各州的申请主要由自己的州立艺术机构主管所组成的专家小组来评审。 目前，有些州的州立艺术机构里面还没有独立的民俗艺术部。国家艺术基金会在遇到这种情况时，还会要求这些州的州立艺术机构在申请拨款时，必须要描述他们对民俗艺术和传统艺术方面的支持以及举措。这反映了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对扶持全美民俗艺术和传统艺术的持续承诺。

　　纽约州艺术委员会的民俗艺术部目前基本上仰赖于纽约州政府的资助。相比之下，绝大多数其他州的民俗部门则非常依赖于“国家艺术基金会民俗艺术与传统艺术伙伴基金”来获得员工职位、实地考察、现行项目和实施新举措等方面的所需经费。出于对国家艺术基金会资金数额及它对各州立民俗艺术部门扶持政策未来走向的关注，在2011年，来自各州和区域民俗艺术项目的部门主管所组成的一个委员会展开了一项调查讨论，印发了题为《州立民俗艺术项目：成就、需求与挑战》的报告。这份报告提出的许多建议措施被国家艺术基金会所重视。

　　在美国，州立、地方性和区域性的民俗艺术部门常常与联邦政府部门密切合作。不过，我们并不把联邦政府部门看作是高高在上。国家、州立、与地方性的各种民俗艺术部门并不存在纵向隶属关系。我们与国家艺术基金会之间的上述协调和对话，证明了美国的民俗管理结构并不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模式，而是体现为国家、区域、州立与地方部门之间的全面互动模式。

　　对纽约州众多民俗机构和项目来说，纽约州艺术委员会民俗艺术部是它们的一大扶持来源。不过，我们拨给它们的资金，并不会超过它们所需资金数额的百分之五十。这样的原则，是为了让它们积极争取多种非盈利机构的资金支持，不要受制于包括我们在内的任何一方。当然，我们要依据我们的准则来发放项目扶持和后续资助;该准则是通过咨询我们的评审专家组而制定的;专家组的成员构成代表了纽约州在种族和区域方面的多样性。可以看出，虽然资助等级是根据我们对提出申请的组织及对其项目的评估所定，但我们并不对具体管理发号施令。

　　中国以国家政策的形式展现政府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承诺，并且提供了不断增长的实际财政支持。这些承诺和支持使得中国的民俗事业获益匪浅。与采取自由主义体制的美国不同，中国的民俗事业管理体制更为等级分明。美国大多的地方、区域、州立民俗事业部门，都是由独立于政府之外的非盈利组织来运转的。这些组织虽然像其他非盈利组织一样，也需要服从财政法规以及董事会的监管，但仍然比政府享有更大的自由度。由于政府资金正处于缩减周期，那些实施民俗艺术项目的非盈利组织就愈发迫切地需要寻求来自企业、基金会和个人的资金。尽管国家艺术基金会拨给各州的资金始终是相对稳定的，但根据当前经济形势，不排除下面几年由国家拨给国家艺术基金会的总资金会缩减的可能。所以，这可能导致各州的项目获得的资金也随之减少。

　　我们纽约州艺术委员会民俗艺术部机构不在州内内各地设分支机构或办公室。我们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群发电子邮件等通讯以及像“纽约州立民俗艺术圆桌会议”这样的全州性业内渠道，与遍布全州的每一个申请单位保持联系。

问：我们这一组对话的总题目叫做“他山之石”，意思是说外来的“他者”每每能提供最佳的参照和启发。您就是一位宝贵的“他者”，原因有二。一：您是来自纽约州的资深民俗学专家和学者，带来了几十年的学术和从业经验。二：您近年来多次来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及其他中国科研机构与中国同行交流探讨，对中国的民俗研究、实践很感兴趣，展示了左顾右盼的比较性思维。所以，我期待您这块“他山之石”能给中国同行带来另一层的参照和启发，即不仅让中国专家经您之口了解美国的业内情况，也能听到您对中国民俗保护及其研究的观感。所以，最后的问题是：您会把怎样的观感、启发、借鉴带回纽约呢?

　　答：我跟其他那些近年来逐渐熟悉中国民俗研究和公共民俗学的美国民俗学家一样，对中国民俗学的繁荣，以及它对公共实践愈发密切的介入，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中国的高校拥有比美国高校多得多的民俗学硕士和博士点。而且，中国学界里面民俗研究的机制化程度比美国要深。当今美国政府为公共民俗学以及其它艺术文化领域提供的资金正在缩减，而中国中央政府则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出了实质性的财政承诺。此外，中国民俗学家在公共政策上具有更为重要的影响力。据我理解，这表现在他们将传统节日纳入国家法定节日方面，以及在提高宗教习俗认可度方面。中国正在证明，政府能够在对民俗学的扶持以及将民俗纳入文化政策方面，扮演关键的角色。但在另一方面，由于美国的多层级政府和多方位的非盈利组织都加入到保护民俗的行列里来，就让民俗机构及其民俗事业都具有更大程度的独立自主性。在政府扶持的重要性逐渐减少之时，美国民俗领域的非盈利组织迫切地寻求、运用更多的政府外资金，营造具有更广泛基础的公众介入。总之，关于政府主导式扶持的利与弊，以及非盈利组织在民俗保护与展示的角色方面，美国与中国都有可供相互借鉴之处。

　　在将民俗学事业的学术部分和公共部分融为一体方面，美国民俗学家已颇为成功。我感觉中国民俗学家也很重视这种融合。我发现中山大学有些硕士、博士生是专攻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的。这表明，公共民俗学正以中国的适当方式，被纳入硕士、博士培养。在过去，美国有些学术型民俗学家曾经质疑公共民俗学的价值及其合理性。现在，美国的民俗学研究与公共民俗学展开了一种生气勃勃的互利互惠关系，以充满活力的方式巩固了整个学科。

　　我感觉中国民俗学与美国民俗学的经验主义特征都比较浓厚。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我们在田野工作和细部感性上的侧重，都无疑是我们学科的长处。然而过犹不及——重经验并不应该等同于轻理论。所以，我们也应该在民俗学理论方面不断打下深厚的基础，并适当借鉴其他学科的概念，以避免固步自封。全球范围内的民俗学研究与很多其他学科相比，理论性都不是强项。这可能会成为我们的潜在劣势，而且可能已经是导致独立的民俗研究学科在欧洲和许多国家走下坡路的原因。尽管中美两国的民俗学发展和经验很不相同，但毋庸置疑，民俗学在两国都已站稳脚跟。即便民俗研究在许多其他国家都在走下坡路，但在美国与中国这两大重要国家和经济巨头，民俗学仍活力不减。中美两国的重要性，以及中美民俗学科的长处，将我们推上了全球民俗学领袖的位子。因此，我们希望能通过成效的合作来推进民俗学的进展。还有一点值得一提，民俗研究和公共民俗学在印度这一幅员辽阔并急速发展着的国家也已经颇具规模。同时，日本等其他亚洲国家也继续呈现出重要的民俗学研究成果。尽管欧洲曾经是民俗学的轴心，但是如今的形势使得我们瞻望：这一学科及其公共实践的未来，正在亚洲和北美日益成形。

（本文刊于《文化遗产》2012年第四期，第110-115页；注释请参见纸质版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