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岐山强硬大老虎 推崇的反腐名臣冒死谏言

成舍我

来源：智鼎经略
摘要：王岐山在提出“谁敢继续我行我素，就要付出代价”这样“狠话”的同时，也在不遗余力地对领导干部进行思想教育、观念渗透。

    王岐山担任中纪委书记以来，加大反腐力度。2013年，全国有超过18万党员干部被处分。

　　安徽桐城六尺巷，百米长，两米宽，看似是个寻常的窄巷。但2014年11月14日下午，巷子周围却挤满了闻讯而来的市民。他们是在欢迎一个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人们的热切之情发自肺腑。“他可是‘打虎英雄’，反腐到底，得民心啊！”连附近宾馆的年轻服务员都说：“虽然平时不爱看新闻，但还能不知道王岐山？看到他来，大家都很兴奋，就希望他能多抓贪官。”



　　那天，王岐山从车上走下来，在巷口停留了几分钟。

　　王岐山“看巷之意不在巷”，而在一个“官”字。桐城是青史留名之地，滋养了清朝著名的“桐城学派”。桐城学派后期代表人物姚永朴在《旧闻随笔》中记载了六尺巷的由来：“张文端公居宅旁有隙地，与吴氏邻，吴越用之。家人驰书于都，公批诗于后寄归，云：‘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得书，遂撤让三尺。吴氏闻之，感其义，亦退让三尺，故六尺巷遂意为名焉。”文中的张文端公就是康熙朝的名臣、文华殿大学士张英。这位一品京官，吩咐家人对邻里退让三尺。事是小事，但几人能做到？官员“知进退”，自古便是难事。后来，张英次子张廷玉官至军机大臣，辅助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终其一生，都追随了其父“知进退”的美德。他死后，牌位供奉在太庙。整个清代，汉大臣配享太庙者只有张廷玉一人。如今，“父子双宰相”仍是桐城美谈，六尺巷也成了国家3A级旅游景区。

　　王岐山造访桐城时心生感慨，并表示，现在的人都学英文，古文都看不懂了，不少领导干部读书也很少。这句感慨，蕴意匪浅。他本就是学史出身，早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曾就职于陕西省历史博物馆。史鉴兴亡、吏治官声，学史之人再清楚不过。早在2007年底，王岐山卸任北京市市长时，临别之际向同僚们推荐了一本书—王跃文写的历史小说《大清相国》。虽然小说难免有虚构之处，但书中主人公、康熙朝文渊阁大学士陈廷敬不惧权臣，扳倒了不少贪腐官员，确是廉政史上一位少不了的人物。

　　正如韩国总统朴槿惠说自己的“初恋”是《三国演义》中的赵子龙一样，喜欢文学作品里的某个形象，青睐史册上的某段往事，往往映照着一个人内心的情怀、深沉的理想。

　　从早年推荐陈廷敬的巡视故事，到如今参观张英留下的官德地标，王岐山看中的历史名臣，既有反腐治贪的干将，也有勤政廉洁的代表。而这两方面，正暗合了他“坚持标本兼治，当前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的反腐思路。

　陈廷敬(1638—1712年)，山西阳城人。曾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和工、户、吏、刑四部尚书，以及文渊阁大学士，主持编纂了《康熙字典》。

　　陈廷敬，让督抚们“不敢腐”

　　在离任北京市长时，王岐山向同僚推荐《大清相国》一书，书中大篇幅讲述了陈廷敬巡查地方官场的故事

　　陈廷敬与王岐山是山西老乡。王岐山是山西天镇人，隶属大同；陈廷敬是山西阳城人，隶属晋城。在山西地图上，两地一北一南。如今，在山西深陷“塌方式腐败”、不断有官员落马之际，走访陈廷敬的老家让人格外感慨。

　　《大清相国》一书用“几近完人”形容陈廷敬，该书作者王跃文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时说："几近完人’是书中打了折扣的说法，康熙对他的评价是‘可称全人’。”王跃文认为，“全人”既可以理解为人格的完美，也可以理解为陈廷敬不仅擅长学问，能著书立说，还能在反腐治贪领域有所作为。

　　出身书香门第

　　阳城县皇城村原名中道庄，1638年，陈廷敬就出生在这里。陈家子弟以读书为业，家族中曾出过不少进士，可谓书香门第。但陈廷敬的高祖父陈修却屡试不第，无奈之下只好做起生意，经营煤矿和冶铁，很快积累起庞大家资，成了当地首屈一指的望族。尽管已经富甲一方，但陈修对子孙的学业要求更严。到陈廷敬祖父一辈，陈家建起家塾，既教自家子弟，也收附近穷人家的孩子。及至陈廷敬的父辈，其父陈昌期经营着家族的产业，伯父陈昌言则考中进士，出任过知县、御史。

　　陈廷敬自幼博览群书，7岁那年，已开始读理学家薛瑄的著作。9岁时，陈廷敬的塾师因为陈廷敬“大异人，非我所能教也”而辞职。14岁那年，陈廷敬娶了明代吏部尚书王国光的孙女为妻。同年，他和父亲一起参加院试，陈廷敬名列第一，成为秀才，比父亲的成绩还好，这令父亲既惭愧又欣喜。6年后，陈廷敬在省城太原考中举人。

　　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刚刚中举的陈廷敬就赶上朝廷举行会试。科举史上，参加会试几十年依然落榜的多如牛毛，但陈廷敬第一次会试就中了进士，从此踏入仕途。当时，陈廷敬的名字还是“陈敬”，由于与别人同名，朝廷就给他加上“廷”字，改名陈廷敬。

　　由于在会试中名次不算太高，陈廷敬被选为庶吉士，留在翰林院继续学习，相当于现在常说的后备干部。顺治去世，康熙即位，陈廷敬担任了康熙的经筵讲官，有机会为康熙讲书。康熙深爱陈廷敬的见识才学，同时对他低调奉公的作风大加赏识。后来，陈廷敬一路高升，曾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和工、户、吏、刑四部尚书，最终担任文渊阁大学士。自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后，帮助皇帝处理政事的大学士成为文官最高职位，相当于宰相。

“陈廷敬生于明末、长于清初，山西当时是受程朱理学影响很大的地区，这必然影响到他。当时，理学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在理论上趋于完善，很多理学家开始强调躬行理学思想，陈廷敬就是如此。理学强调的个人道德，具体到官场之中就是自身为官要清廉，对待贪官要敢于斗争。”山西省陈廷敬研究会副会长、曾长期在晋城地方志办公室工作的研究员马甫平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说。

　　从御史台到巡视制度

　　纵观陈廷敬的仕途，他主管吏治的时间很长，两次担任吏部尚书，也在主管监察、弹劾及建议的都察院做过两次一把手—左都御史。中国早期的监察机构御史台始于东汉，长官称御史大夫。到了明清，改革为都察院制度。都察院会选出合适的御史，由皇帝钦点并代其监察地方及各部门。一旦有官员贪污违法，御史有权直接向皇帝上奏弹劾。陈廷敬总领全国监察事务，监督各省主政官员是他工作的重点。

　　《大清相国》中两次写到了陈廷敬前往外省巡视，与当地问题官员斗智斗勇。

　　第一次是山东巡抚上奏，山东全省丰收，百姓自愿捐粮。康熙很高兴，但陈廷敬觉得这事很蹊跷：“地分南北，各地收成肯定有别，全省百姓自愿捐粮恐怕不可信。”康熙被他说得很不痛快，干脆派他到山东调查实际情况。一入山东境内，陈廷敬就遇到一批官差假冒“百姓”为山东巡抚歌功颂德。陈廷敬故作相信，暗中调查，几次遇险，最终发现山东巡抚瞒报灾荒，甚至扣押不愿配合做假的地方官员。后来山东巡抚不得不向朝廷请罪。

　　第二次是巡视云南。当时云南巡抚王继文因为有功，即将升任云贵总督。恰好陈廷敬调任户部尚书，察觉到云南的库银有问题，于是再次巡视。原来，平定吴三桂叛乱后，王继文向朝廷瞒报了大批饷银，造成了库银的亏空。为了应付陈廷敬，王继文向富商借银子假冒库银，同时他的手下还有严重贪污问题。陈廷敬明察暗访，使得王继文认罪。

　　小说里的两个故事，一虚一实。历史上，云南巡抚王继文确实是由陈廷敬扳倒的。1685年，时任左都御史的陈廷敬连续向康熙上了三道奏折。在第三道奏折中，陈廷敬将矛头直指云南巡抚王继文，弹劾他趁平定三藩之际“亏损国课几至百万之多”，并且“侵没饷银已九十万余两”，请康熙下令彻查。巡抚是一省之内的军事、民政最高长官，权限很大。陈廷敬弹劾王继文在当时无疑是一枚“重磅炸弹”，个人要承受很大压力。好在陈廷敬实名举报的证据充分，王继文很快被罢官，一时间官场“风纪整肃，大小吏莫不动神惶恐”。

　　陈廷敬在名为《请严督抚之责成疏》的奏折中，提出吏治的关键是加强对地方总督、巡抚等高官的监督和问责。“上官廉，则吏自不敢为贪；上官不廉，则吏虽欲为廉而不可得”。当时的都察院，还会在必要的时候专门派出御史进驻其他政府部门，或巡视地方各省，查处贪腐官员。这与现今的中央巡视制度有相似之处。

　　2002年11月，“改革和完善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建立和完善巡视制度”写入党的十六大报告。2003年8月，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巡视组正式成立。此后，中央巡视组一般在5年之内，也就是一届政府任期内完成对31个省区市的巡视。

　　2012年，王岐山担任中纪委书记后，巡视制度发生了重大变革。巡视组开始试行3个“不固定”：一是巡视组长不固定，中纪委建立了自己的巡视组长库，组长不再是“铁帽子”，而是一次一授权。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认为，这一变化让想打“人情牌”的被巡视单位“很难提前做准备”。二是巡视的地区和单位不固定，巡视组“下沉一级”，到领导干部曾经担任过“一把手”的地方了解情况，还要协调银行、住房和城乡建设等部门，抽查领导干部报告个人事项的情况。三是巡视组与巡视对象的关系不固定。知情人士透露，王岐山告诫巡视组要创新巡视方式，既要“明察”，也要“暗访”。巡视制度的改革直接加强了整肃腐败的力度。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中纪委已经完成对31个省区市的常规巡视，云南省委原书记白恩培、湖北省原副省长陈柏槐等众多省部级干部就是因在巡视中被发现问题而落马的。

　　2014年1月，王岐山在十八届中纪委三次全会上所作的工作报告中提出，“创新组织制度和方式方法，探索专项巡视”。在“专项巡视”提出两个月后，巡视组就对科技部、复旦大学、中粮集团3个单位进行了专项巡视。2014年7月，在针对一汽集团的专项巡视中，查处了一汽集团原副总经理安德武腐败案、一汽大众原副总经理李武腐败案等。2014年11月18日，王岐山在中央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上指出，专项巡视要害在“专”，可以围绕一件事、一个人、一个下属单位、一个工程项目、一笔专项经费开展巡视。王跃文说，按照《大清相国》的描写，陈廷敬查处山东、云南军政长官，均可视作某种“专项巡视”。目前，中央巡视组正在对文化部、中石化等13个单位展开今年的第三轮巡视，巡视方式全部为专项巡视。

　　欲打“大老虎”，先除其党羽

　　陈廷敬还参与过一次打“大老虎”的行动。

　　康熙一朝虽然名臣众多，但大臣之间派系林立，党争严重。其中，保和殿大学士索额图和武英殿大学士明珠之间的斗争尤为激烈，两人形成了各自的利益网络，相互倾轧，疯狂贪腐。迫于两人的权势，官场上下敢怒不敢言。后来，直隶巡抚于成龙向康熙密奏说，天下的官位都已经被明珠卖完了。康熙问身边的大臣，为什么没有人参劾明珠，得到的答复是：“人谁不怕死？”

    当时，陈廷敬尚未晋升文渊阁大学士衔，官位不及二人，一直独善其身，没有加入任何一方。马甫平说：“史料上没有记载陈廷敬是否参与了扳倒明珠的行动，但通过他的言行可以揣摩他在其中的态度。陈廷敬在明珠倒台之前给康熙讲书时，有一次讲《君子小人章》，提到君子光明磊落，从不伪装，而小人善于掩饰，滴水不漏，一旦得宠，容易成为不倒翁。按当时的形势，他的话有可能暗指明珠。”1688年，在康熙的暗中支持下，有人弹劾明珠结党营私、排斥异己，明珠遭到罢黜。

　　王跃文在《大清相国》中把这一段历史演绎得很细腻。陈廷敬感到了康熙对明珠的不满，在一次讲书时，当着王公大臣的面向康熙讲起《君子小人章》。讲书结束后，康熙单独留下陈廷敬，对他说：“你讲君子和小人，一定有所用心。不妨说说，你心中的小人是谁？”陈廷敬顾左右而言他，但提到明珠时，故意以大臣们私下称呼的“明相国”代指。康熙听完大怒，表示清朝从来没有相国一职。看到时机成熟，陈廷敬提出明珠揽权太重，包括王继文在内众多官员的贪腐都和明珠的包庇有关。他列出了明珠私自修改奏折、卖官鬻爵等多项罪状。在弹劾明珠的奏折中，陈廷敬列出了从明珠手里买官的有哪些人，提出一并罢免这些人，以减轻查办明珠可能遇到的阻力。康熙同意了他的办法，将明珠的心腹、戚友、党羽一并剪除，一代权臣明珠也应声倒下。这正应了王跃文总结的陈廷敬办事能“等”的特点：做好准备，等待时机成熟。

　　这一故事对当代“打虎”也颇有借鉴意义。2014年7月29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称，中央政治局原常委、中央政法委原书记周永康涉嫌严重违纪，中央决定，由中纪委对其立案审查。周永康原为中央最高决策层的核心成员，在中国政坛有很大的影响力，也有遍布全国的利益网络，再加上多年以来流传“刑不上常委”“退休即安全”的说法，调查周永康案的难度可想而知。据媒体报道，在办理周永康案的过程中，王岐山带领中纪委自下而上、自外而内地进行了“五大战役”：查处李春城、郭永祥等“川军”嫡系；查处以蒋洁敏、王永春为代表的“石油帮”；查处李东生等公安系统官员；查处以冀文林、李华林为代表的“秘书帮”；查处周永康多名涉案亲属。最终，当中纪委收网时，周永康被立案审查，“刑不上常委”的传说也彻底被打破。
自律方能长久

　　中国古语有云，打铁还需自身硬，陈廷敬做到了这一点。“他在治理腐败的同时，干净到有道德洁癖的程度，所以在反腐方面才大有作为。”王跃文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1684年，康熙交给时任吏部侍郎的陈廷敬一项临时任务—管理铸钱。平定三藩之后，清朝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对铜钱需求大增，铜钱短缺，以致铜贵银贱，有的官员就勾结奸商毁钱铸铜，牟取暴利。陈廷敬一上任就提出了减轻铜钱重量，使毁钱铸铜无利可图的办法，从根本上遏制了这一现象。同时，针对官员铸币过程中的贪腐，陈廷敬也亲自整顿。

　　《大清相国》中写道，前任主管铸币的官员科尔昆在任期间贪污严重，导致库存铜料亏空。科尔昆还拉上自己的前任、已升为户部尚书的萨穆哈干扰陈廷敬的调查。陈廷敬不畏强权，吃住在铸币工厂，最终查出了科尔昆的贪污案，并迫使萨穆哈提前退休。

　　陈廷敬在监督铸钱时，有人从废铜堆里发现了一枚秦代铜钱，下属说古钱是吉祥物件，就请陈廷敬戴在腰间。后来，有人送来新铸的一批样钱请陈廷敬过目，一枚铜钱落在陈廷敬这里。起初陈廷敬并没在意，过了不久，他想起接受管理铸钱任务时，发誓一文不拿，再想到自己私留了两枚铜钱，自感惭愧。后来，他把两枚铜钱还了回去。

　　陈廷敬也曾卷入官场漩涡中。1688年，御史陈紫芝参奏，湖广巡抚张汧(音同千) “居官贪劣，应敕部严处”。此人正是陈廷敬的亲家。虽然种种证据表明，陈廷敬和张汧的腐败没有任何牵连，但张汧却在供词中提出，是陈廷敬、高士奇和徐乾学三人“督促”他力争湖广巡抚的职位。三人都是康熙的重臣，均受到牵连，面临调岗撤职的风险。和高、徐二人深感委屈不同，陈廷敬得知后，主动请辞，不再担任吏部尚书。更难得的是，陈廷敬请辞之后，低调谨慎，潜心治学。而高、徐二人离职后，仍干预朝政，再次遭到参劾，最终被迫离开京城。当徐乾学被令“休至回籍”时，陈廷敬却被康熙起用，再任都察院左都御史，满朝上下毫无非议。

　　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1712年，74岁的陈廷敬病逝在大学士任上。王跃文的一番话概括了陈廷敬之于当世的意义：“我固然知道，现代社会靠的是制度和法律，陈廷敬在反腐治贪中也有自己的时代局限性。但陈廷敬身上清正廉洁、勤勉为政的品质是哪个时代都需要的。”

　张廷玉(1672—1755年)，安徽桐城人，官至军机大臣。其父张英曾任文华殿大学士。

　　张英张廷玉父子，“不想腐”的典范

　　近日，王岐山到访张氏父子故居所在地安徽桐城六尺巷，这里留下了他们为官造福一方、治家清廉退让的故事。

　　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王岐山说，要把遏制腐败蔓延势头作为重要任务，形成有力震慑，营造“不敢腐”的氛围；要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依法治国，把制度的篱笆扎得更紧，加强监督，完善激励约束机制，使之“不能腐”；最终要靠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宗旨意识，使领导干部“不想腐”。

　　王岐山主政中纪委已经700多天，除了“大老虎”，仅2013年，全国就有超过18万党员干部被处分，更有数目可观的司局级以上官员被查处。有媒体甚至总结官员现在的心态是“宁见阎王，不遇老王”，足见“不敢腐”已有成效。

    但人们或许会问：“老王”有什么办法让官员“不想腐”呢？

　　六尺巷里的张英、张廷玉父子就是“不想腐”的典范。张英的第十一世孙、张英第五子张廷瑑(音同撰)的后人张泽国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时说：“他们父子始终秉持着儒家思想，并且身体力行，一旦走上官位，就坚定不移地按照儒家的要求努力去做，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他们认为做好事是应该的，是必须要做的，如果不这样做，就违背了自己的道德准则和良心。”

　　为官之道：不可乱作为，也不可不作为

　　张英1637年出生，“幼读经书，过目成诵”，康熙二年(1663年)中举人，六年中进士，十二年授翰林院编修，后升任侍读学士；十六年奉命入南书房，康熙称其“有古大臣风”；二十八年擢工部尚书，再调任礼部尚书；三十八年拜文华殿大学士。张英有6个儿子，除了四子和六子去世早，其他4个儿子都是栋梁之才，均是进士，并入朝为官，其中尤以次子张廷玉最为杰出。

　　张泽国当过桐城市博物馆馆长，今年64岁。王岐山此次到访六尺巷，他就是陪同人员之一。他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张英和张廷玉都提倡‘廉’字当头。过去提拔下级官员，往往由上级官员推荐，在此前后，下级官员往往会给上级官员行贿、进贡。但张英从来不参与其中，他看中某位官员，赏识其工作能力，就向皇上推荐，而他推荐了谁，外面的人从不知道。这样，他既不会受贿，也避免了拉帮结派、形成朋党。张廷玉也很廉洁。在雍正时期，雍正觉得张廷玉俸禄很少，家里比较拮据，按规定又不能给他涨薪水，就特别赏给他一些房产，让他把门面租出去，以增加些收入。”

　　张廷玉的作风深得雍正赏识。曾在《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三部历史小说中生动刻画过张廷玉的作家二月河，曾就反腐问题和王岐山交流过。他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雍正提拔干部的标准是‘公’‘忠’‘能’，他基本上不说廉，因为在他看来，廉是你起码应该做到的，不用我来提，你要是不廉，就连当官的资格都没有。张廷玉在中央工作长达几十年，从来不乱做一件事，也不乱说一句话。他给自己的座右铭是‘万言万当，不如一默’。不论在春风得意时，还是苦闷时，他始终把自己放在一个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位置上。”

　　2014年8月，王岐山在全国政协十二届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上和委员交流时，有人提到反腐以后，基层干部不作为了，不干活了。王岐山表示，相比而言，乱作为影响更大，当前整治乱作为具有紧迫性，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将是整治不作为。

　　张氏父子虽然一直谨言慎行，但并没有“不作为”。当年，康熙为削藩常常召集张英等大臣商讨对策。张英总是晨入暮出，勤恳供职，凡有关民生利弊、四方水旱之情事，皆知无不言。

　　在距六尺巷不远的文庙里，坐落着桐城市博物馆，那里有雍正赐给张廷玉的一枚铜质印章，上刻着“御赐调梅良弼”。张泽国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调梅是宰相的代名词，良弼就是优良的辅佐。这枚印章就是雍正称赞张廷玉是自己的肱骨大臣，是最得力的助手。”雍正八年，因西北战事纷起，设军机处。张廷玉任军机大臣，对军机处的性质、官职、职能、纪律等方面做了严格规定。由军机处办理的事情，不问大小，“悉以本日完结”，决不积压。他有时坐在轿子里，仍批览文书，“进止无一事壅滞”。雍正称他：“尔一日所办，在他人十日未能也。”

　　张泽国评论道：“老宰相和小宰相身上对今天最有教益的品质，还是儒家的根本思想，居朝为官，就是要清正廉洁，进退得宜，有所作为，从不忘记‘以天下为己任’，这也是古往今来的官员们应当共同追求的。”

　　治家之道：聪训传家，先泽长存

　　家族式腐败是当前腐败问题中一大顽疾。中央党校林喆教授曾说：“在一次中纪委的座谈中，中纪委的一位负责人说，他们现在查办腐败案件，最终结果通常是家破人亡。这反映出，当前腐败案件的一个特点，是‘家族化’。可以说，在腐败官员背后，几乎很难找出一个完全清白的家庭。”

　　对此，王岐山在去年1月举行的十八届中纪委二次全会上指出，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的管理和监督。去年11月，中纪委网站刊文指出，“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从业、财产、出国(境)等有关事项公开制度的试点”，同时抓紧制定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抽查核实办法，加强报告核查结果的运用和违规惩戒力度。今年10月，由中纪委和最高法等8家单位的负责人组成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未来将通过建立动态的外逃人员数据库、加强国际反腐败执法合作等方式，压缩外逃官员的生存空间。

　　回顾历史，陈廷敬在遇到家属腐败时主动回避，而张氏父子则更进一步，不让家属腐败问题发生。“张英当过多年科举考试的主考官，一旦考试开始，他进入考场，几个月都不能出来。在这段时间里，他的家里有时连糊糊都没得吃，他的夫人姚含章不愿意找别人借，也不愿意声张，就把自己的首饰拿到当铺去当，用换来的钱买一点面粉，熬过那段时间。”张泽国说。

　　张泽国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姚含章出身于桐城的名门望族，是一个才女，还著有诗集。一次，邻居家的丫鬟到张家转达自家夫人的话。进了张家门，她看到一个妇人，穿着有补丁的衣服在做女红，以为是张家的老妈子，上前问道：“你家夫人在哪儿？”谁知妇人回答说：“我就是啊，你有什么事？”张泽国说：“可见姚夫人多么朴素，做着和普通妇女一样的事情，一点也不像是官太太。”

    张英不管是暂住乡里，还是久居京城，都要求家人精心筹划一年的费用，将其分为12股，每月用一股，每月底总结所余，“别作一封”，用来应付贫寒之急，或者“多做好事一两件”。

　　“老宰相每年生日时，都不设宴庆祝，而是由姚夫人做一个如果操办生日要花多少钱的最低预算，再把这些钱攒起来，每年都攒，到了一定数量，就购置衣被、粮食，用来在荒年时赈济族人，以及社会上的饥民、灾民。”张泽国说，“老宰相平时自己那么节俭，但对老百姓，却如此慷慨。”

　　张家人的名字起初并没有拟定排辈字眼，张英的后人修族谱时才定下一句排辈的韵文—聪训传家，先泽长存。“张英原来的书房叫聪训斋。这句韵文的意思，就是将老宰相的精神世世代代传下去，祖先的恩泽就能够长存。”

　　张英和夫人以身作则，张家也形成了乐善好施的风气。“张家的子侄曾经在桐城建过两个粮仓。大家平时出钱，在丰年的时候买一些稻谷，放在粮仓里。到了灾年、荒年，就把粮食拿出来赈济灾民。灾民可以先把粮食拿走，丰收了再来还，真要没有粮食偿还，也就算了。”

　　张廷玉继承了父亲的治家观念。一次殿试，雍正审阅试卷时，看到原判为第五名，属于二甲的文章胸怀气势很大，就将其提到一甲第三名，等考卷一拆封，发现这原来是张廷玉大儿子张若霭的考卷。张廷玉知道以后，两三次恳辞，表示天下人才众多，三年一次大考，个个都盼鼎甲。他自己已居高位，儿子又登一甲的第三名，占天下寒士之先，于心实有不安，请列二甲，愿将一甲之荣让于天下寒士。雍正不得已同意了张廷玉的请求，并发了一道很长的圣谕，表扬张廷玉的这种精神。“张英在六尺巷故事中的谦让之风，在张廷玉身上也有突出体现。”张泽国说。

　　张氏父子的治家之道，无不隐含着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基因。王岐山在第十八届中纪委第四次全会上说：“中华传统文化是责任文化，讲究德治礼序。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是中华文明的基因，为国尽忠、在家尽孝，天经地义。我们要尊重自己的历史文化，把握文化根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坚守和弘扬优秀传统，发挥礼序家规、乡规民约的教化作用。”

　　做人之道：立品、读书、养身、择友

　　王岐山参观过六尺巷后，中纪委网站上接连发表了两篇文章：《德法相依相辅而行》和《让人三尺又何妨—安徽桐城“六尺巷”的启示》。前一篇文章提到：“从近年来查处的腐败案件看，一些干部没了人形，根本问题都是出在‘德’字上，缺德了！为政以德，正心修身。党员领导干部必须知古鉴今、心存敬畏、慎独慎微，讲规矩、守戒律，决不能无法无天、胆大妄为。”后一篇文章则提到：“做官先做人，做人先修身。”

　　张英的不少言论记录在《聪训斋语》一书中，这是张英对自己一辈子修身心得的总结。曾国藩就对《聪训斋语》推崇备至，要求子孙后人终生诵读。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在安徽省图书馆找到了这本书，张英在书中给出了四纲十二目的“座右箴”，四纲即“立品、读书、养身、择友”，十二目即“戒嬉戏，慎威仪；谨言语，温经书；精举业，学楷字；谨起居，慎寒暑；节用度，谢酬应；省宴集，寡交游。”

　　张氏父子青少年时期，勤奋苦读，深谙儒家经典。张泽国说：“学习是他们修身的一个重要方面，不仅要学习文化知识，更要习得正确的价值观。”

　　二月河也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谈及教育在吏治中的重要性。“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这三方面应该同心协力，使我们的孩子在年幼时就明白，自己将来如果做官，应该怎样做人。我父亲当年就跟我讲，你要当薛仁贵，吃饱了饭好给国家卖命，为国家出力；我母亲则讲，你将来如果强势了，也不要欺负人，不要去贪人家的东西，要好好过日子。这些基本的家庭教育，对我影响特别大。”

　　王岐山在提出“谁敢继续我行我素，就要付出代价”这样“狠话”的同时，也在不遗余力地对领导干部进行思想教育、观念渗透。

　　2014年7月22日起，中纪委网站推出“聆听大家”系列访谈，至今已邀请二月河，知名作家冯骥才、陈忠实，知名戏剧家尚长荣交流访谈，从中华历史与文化谈到时下的反腐问题，谈到在全国的领导干部中弘扬正气。陈忠实提到：“将入党时庄严的誓言永记心间。”二月河则表示：“家庭荣誉、社会尊崇也是官员的收入。”

　　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时，二月河再次提到这一观点：“我曾经对一个军级干部说过，你的下级，师长、团长见了你，要给你敬礼，难道这是你与生俱来的权利？那不是你父母给你的东西，可以说这是因为你做了官，你拥有了这种社会地位，得到了这种必要的尊重，你应该把这看成社会给予你的东西，看成是你自己的收入。他说这是软收入，我说不对，这是最硬的收入。官员个人的身份，所具备的地位，所获得的荣誉和荣耀，都可以说是一种收入。现在我们的很多官员，算收入的时候，只算金钱和财产上的收入，这等于舍本逐末，很要不得。”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在桐城市地方志办公室采访张泽国时，他指向窗外说：“看，龙眠河上的那座桥就是张廷玉捐资建的。这座桥叫紫来桥，也叫良弼桥。以前要进东城门，需从桥上过。但山洪暴发时，桥很容易被冲毁，从元代到清代，这座桥不知修了多少次。张廷玉少时回家乡，看到来往的行人涉水很困难，就决心将来如果有机会，一定要把这座桥修起来。

后来，雍正送给张廷玉1万两银子，让他在家乡给父亲建一座祠堂，祠堂建好后，钱还剩下一半多，张廷玉又自己凑了些钱，加上族人捐的一些钱，整整用了3年半时间，终于建成了这座桥。桥的质量很好，虽然后来桥体有部分损毁，但现在的桥基还是当年打的，非常坚固。”

　　数百年过去了，良弼桥今天依然在为河两岸的行人提供方便，人们也依然铭记着建桥者的功绩。或许，这就是二月河所说的官员们“最硬的收入”。如果领导干部所追求的都是这样的收入，也就真正做到了“不想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