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幼军与“良汰效应”

成舍我

来源：平说

新词：良汰效应，逆汰效应
释义：在一个自上而下并封闭运行的“官市”中，“劣官驱良官”“劣胜优汰”成为定势，由此体现的逆向淘汰替代律法秩序，可谓当下人事通则。


十八届三中全会甫一落幕，昔日“政治明星”于幼军抛出了新著《求索民主政治》；加上两年前出版的《社会主义在中国》，一本459页，一本461页，可以想象他这五年是如何过来的。

从2008年被撤销中央委员并留党察看，到两年后复出“南水北调办”，如今年届花甲的于幼军，无论领域还是年龄都已接近仕途终点。好在书生意气尚存，通过系统认可的渠道做此呼吁，也算是对顶层设计的边缘性补漏。

新书封面粉素，书名套红，底图是一条蛇形梯路，蜿蜒前行消失在远方，吻合全书的主旨：通过梳理古今中外的政体样本，试图为中国寻找一条通往未来的正道。

这些年来，领导人出书者众，杖下偶有效仿，但基本都是讲话合集，或是风月笔谈，除非俞可平这等近侍智囊，少见在任高官著书立说，表达政见。于幼军成为孤例。

于幼军作为个体在政治中扮演何种角色，有待后人评定。尽管身有瑕疵，但他体现出的开明、勤勉、负责以及开拓精神，却是当今官场难能可贵的品质。但是，他被淘汰了。

跟刘志军、蒋洁敏那样的出局者不同，于幼军只是一个出列者，至少在公众与同僚印象中，这是“劣官驱良官”“劣胜优汰”的典范，由此体现的逆向淘汰替代律法秩序，可谓当下人事通则，也为“失去的十年”平添一个注脚。

一

于幼军的仕途可分三个阶段：一是在华南的青年得志，二是转华中的壮年坎坷，三是入京城的败退并重归书生原点。

作为原省委书记谢非相中的“广东四大才子”之一，1953年出生的于幼军，在40岁已是广东省委宣传部长，成为当地最年轻的副省级干部。这个职务一呆七年，让他与“南方系”相得益彰，后者获得宽松空间，他也借此树立了良好的公众形象。就是此次出书的信息，一如既往地通过“南方系”释放出来，先是《南方日报》发布简短书讯，继而受访于《南方周末》，然后拇指阅读、智谷趋势等衍生平台相继接力。

知非之年，于幼军开始了仕途上的“北伐”，先由深圳市长平调湖南常务副省长，深刻体验了“把外商打成内伤、把内商脱得精光”的三湘投资环境。那种水土不服，不光表现在他未能顺利扶正。从日后书记、省长齐齐空降来看，板结保守的本土势力让他的湖南之行成了一场失败的人事试验。

三年后转升山西省长，于幼军坐镇火山口。从地图上看，深圳、长沙、太原几乎连成一线。他一路向北，如同新书封面上的那条梯路，负重爬坡，前途迷茫。这条震荡上升的K线图，曾有多处赢得民众好感：一是2003年1月，以深圳市长之身会见撰写《深圳，你被谁抛弃》的作者呙中校，大开高官网民对话之先河；二是2007年山西黑煤窑事件中，以山西省长之名主动检讨反思，敢于承担责任。

不过，在一个封闭各上的系统里，示好民众等于表错了情，它远不如取悦上峰来得实惠。以于幼军的开明、担责与勇于改革的标签为例，这对高度板结的湘官、利益交错的煤主、固若金汤的意识形态阵地，无疑都是不受欢迎的对象。

我在《递罪》一书中论述过两类湘官，一是以常德为代表的“湖区性格”，能包容、看得远、喜结帮；二是以湘中为代表的“矿石性格”，有立场、敢担责、好内斗，但缺乏兼容、不擅谈判等。湘晋官场多以“矿石性格”主导，而平原出生、沿海成长的于幼军略显“湖区性格”，冲突在所难免，伤害立竿见影。

“到了湖南的湘西、山西的吕梁山太行山，才算真正认识了中国的国情。”于说。但是，没有稳坐京城，何来真正认识国情？

后来发生的事情都在想象范围之中——在十七大上，于幼军晋升中央委员，并以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之职等候扶正，进入内阁，但意外突如其来。

二

有必要交待一下于氏所在的官场。

从已经定谳的黑龙江马德案与铁道部刘志军案来看，我们已经拥有一个客观存在的“官市”。以马德为例，他向上级韩桂芝支付80万元买官投资后，回收600多万元卖官贿款（实际金额可能高于司法认定），利润率超过600%；一些县级官员高价向马德买官，然后通过收取下级官员的贿款来弥补；低层官员的财源来自暴敛，由此构成可持续的现金流。

刘志军治下八年，铁轨在大陆版图上迅速蔓延，另一个四通八达的“官市”也拔地而起，奔驰其上的不止是动车，还有金钱、权力与美色。自1986年担任武汉铁路分局党委书记，至2011年从铁道部部长之位落马，刘志军“卖官”受贿1178.65万元，覆盖三级波及六人。连续“进贡”多年后，这些官员得以数次升迁，执掌重要的机构和部门，或被选任、推荐为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

学者陆磊撰文认为，官员是公众的代理人，官员的选拔过程在理论上是公众把选拔权委托给代理机构；后者作为代理人，进一步选择行政操作的代理人——官员。无论按照明示还是默示的操作规则，代理人必须为委托人的利益服务且不能反向伤害，这是总体上确保官员“德、能、勤”的前提，也是现代政治的基本伦理。

但现实中，这个二级代理被简化为一级代理，作为原始委托人的公众无权参与。获选官员只对二级委托人（首长）负责，而无需对一级委托人（公众）负责。“官市”一旦形成，人事选拔必然出现“劣官驱逐良官”现象，因为良官的“德、能、勤”不是进入市场的资本。

当然，假设良官满足两种条件，也可以进入“官市”。一是有幸出身豪门，拥有政治资本或财务遗产；二是通过借贷投资官位市场。但因良官身为“良官”，既不可能以自有资金购买官位，也不能在当政后通过盘剥变现，这样的投资只会破产，因而必然被排斥于市场之外。

无论马德案还是刘志军案，从科员到副国，已有明码标价，尽管这官位并不一定是货币结算，但必须拥有等额的资源调配对换能力。

现实中的“官市”，存在各种套现手法，比如不受利益冲突限制，由家属亲戚利用职务之便获利，这是通用模式，案发是小概率事件，于幼军“连自己都没想到会在这个问题上摔跤”；又如形成利益联盟，由“合伙人”或“代言人”套现权力，比如刘志军与丁书苗。跟刘志军的变现能力相比，于幼军的瑕疵简直不值得一提，可谓官官共有的“原罪”。

由于官位是稀缺资源，存在高度竞争，故难免不被敌手施以暗手。这一过程，是比狠，是博恶，是“麻将哲学”——不能让我胡，你也别想胡。所以，劣官反有优势，尚有良知者很难胜出。

能看得出，围绕于幼军的北伐之路，有一股力量在强势力挺，但也有多股力量在合势围剿。身边人这样描述败落的于幼军：“好比一个高速运转的机器，突然戛然而止，他的整个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都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如果“官市”并不封闭，或者存在多个类似市场的横向竞争，尚有跳转机会。反之则是寡头垄断，没有这种机会。黄仁宇笔下的《万历十五年》，上至万历皇帝朱翊钧，下至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或是都御史海瑞、总兵官戚继光、名士李贽，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无人功德圆满。“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翻阅我们的历史，良汰效应无时不现，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小腹三层非一日之馋”。

三

历代所述忠臣、能臣、干臣、贰臣、庸臣、弄臣、佞臣、奸臣等，沿袭至今，已难覆盖，于幼军应当赋予何等标签，尚无定论。鉴于“南方系”的特殊情结，以及党内问责的现实瑕疵，他难言“清廉”，但他身上仍有诸多“良官”特质。

这样的良汰效应，会在官场形成“集体无为”，正好对应过去五年的改革停滞甚至倒退。

仅在2008年，被免职的中央委员与候补委员多达四人，他们后来全都复出，仅有于幼军保持初心，五年来泡在书斋，坚持表达开明政见。

不尽人事，焉知天命！

在现行体制中，通过组织任免与忠诚考核，形成官员生涯的计划性和预测性，从而加强眼睛向上看的政绩指引；正是这种利益驱动机制，为经济绩效提供了必要的政治保障。但是，当既得利益累积到一定规模，就会产生强烈的世袭冲动，进而构成合法化的制度障碍。

于幼军的新作《求索民主政治》，用了四成篇幅论述他对1949年以来中国政治制度得失的看法，以及个人的政治改革主张。他不回避重庆事件，认为“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左’倾错误思潮仍然是主要危险。如果让其与民粹主义结合，则‘文化大革命’的悲剧有可能以新的形式重演或部分重演”。

至于切身体验的“良汰效应”，他开宗明义地提出三个突破口，一是党内民主，二是党政分开，三是普照选制。“中国民主的重要载体和根本途径是普选制、分权制衡制、监督制和罢免制。”

普选制正是还原人事二级代理模式，同时逆转自上而下的权力指授。没有人会否认这剂药方的疗效。更为通俗地讲，这样的政治体系应该是以法治为形式、以民主为基础、以分权制衡为手段、以个人自由为宗旨。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主张立刻、马上、无条件地在中国推进普选制。“切忌操之过急、一哄而起”，“太急、太快容易失控，翻车翻船”，“从现在起用二三十年左右时间”。

从历史经验来看，改革者困于时空限制的焦虑，通常会加大剂量，人为浓缩改革进程，最终导致失败并付出沉重代价，甚至自身不保。于幼军显然看到了这类血训，大胆给出了民主选举变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在总结完善、巩固提升基层直接选举的基础上，先在全国乡镇一级普遍实行候选人竞争的直接选举。然后，以五年为一个阶段，依次逐步在全国县区、地级、省市和中央实行。

另一个更为大胆的提法是，执政党各级组织也随之实行由党员通过竞争性选举的方式，产生组织领导人和推荐拟任地区行政首长的人选。这在高级官员的公开著作中确属罕见。

客观来说，于幼军的著作基于马祖理论，存在天花板局限，加之政治教科书式的八股文风，读来并不酣畅，但考虑其体制身份和献言尺度，已非易事，其中汇集了同僚、盟友、书商等多方合力。

四

学术本是于幼军人生轨迹的主线，但其中22年被仕途取代，如今重拾旧业，宛若塞翁失马。

他祖籍江苏丰县，父亲是长征红军，曾就读并留校任教于广州市第109中学。早年的治学经历，混搭过鲁迅的批判精神与金庸的叙事风格，如1986年与人合著的《社会主义四百年》，就是以章回体小说的形式讲述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发展的历史。

2008年经此一劫，于幼军埋头书海，将系列丛书更名为《社会主义五百年》，三年后推出的《社会主义在中国（1919-1965）》首印11.8万册。

作为高级干部，于幼军深知：“以目前的气候和境况而言，涉足这一话题可能引来争议与麻烦”，但他相信，“争议是好事，从来真理都在争议中愈辩愈明。”

“只要是讲道理，而不是文革遗风的强词夺理、武断捧杀，我都敞开胸怀欢迎，乐与之探讨切磋。”于幼军在后记中写道，“至于那些并非个人所能左右的事，就由他去罢。”

给人印象深刻的另一态度，是对思想竞争的建议。他认为，应该允许和规范党内不同意见及“意见群体”，形成党内制衡和纠错机制。他委婉地提出，这类基于工作思路和政策取向不同而形成的“意见群体”，不同于那种基于某种共同利益和政治背景另有纲领和组织原则等而结成的“派别团体”，应该区别对待。“对前者应允许其在党内存在，对后者则不能允许。”

中国政经领域的重大缺陷，在于没有自由的思想市场，导致既无创新也无持续竞争力。经济学大师科斯认为，建立自由的思想市场，前提是承认思想的多元，给多元的思想以平等自由的竞争机会。谁能获得更高的市场占有率，取决于思想的社会认同度，而不是强力垄断。

自由的思想市场必须带来优胜，而非良汰。但愿于幼军不是政论荒漠中的呐喊者，空有背影，不见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