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恐事件之后的昆明警界

成舍我

在反恐紧绷的神经之下，昆明警方史无前例的安保投入，十个月内多次启动一级响应，街头见警率大幅提高，市民安全感显著提升。然而，反恐高压态势之下的代价则是民警全员取消休假。
       2015年1月1日，元旦。昆明火车站广场人流如织，数辆警车和全副武装的特警分列广场两侧。十个月前发生在这里的暴恐事件，似乎为这座广场贴上了敏感的标签，尤其在这样人流密集的节日期间。
　　经过十次心理辅导之后，43岁的王军再次出现在昆明火车站广场巡逻。这位刚刚荣膺公安部二级英模的特警长达两个月的失眠、焦躁、乏力感已渐渐消失。毕竟，15秒内13发子弹击毙击伤5名暴恐分子带来的心理冲击还是令他心有余悸。
　　2014年3月1日晚，5名暴徒冲入昆明火车站对无辜人群进行砍杀，最终造成31人死亡，141人受伤。事件发生第二天，昆明公安局民警心理服务中心派出所危机干预小组，立即对当晚先期到达现场、目睹惨状的一百多名民警进行了心理危机干预，王军则是接受心理危机干预时间最长的一个。
　　某种意义上说，“3·01”事件更像是这座城市安防的转折点。在反恐紧绷的神经之下，昆明警方史无前例的安保投入，十个月内多次启动一级响应，街头见警率大幅提高，市民安全感显著提升。然而，反恐高压态势之下的代价则是民警全员取消休假，超负荷运转，长达一个月时间吃住在单位，甚至造成百余名民警提出辞职申请。
　　紧张得肚子疼
　　头戴贝雷帽，腰系多功能腰带，穿着一双黑色皮靴，戴着防割手套，手中握着一把警用步枪。王军从巡逻车走下来后，还是引来不少过路市民的目光。王军是昆明公安局官渡分局巡特警大队特勤二中队的一名特警。他与三名同事组成的小组被称为PTU——反恐处突机动警务单元，负责处理疑难警情、武装驻警震慑以及恐怖暴力事件先期处置。
　　2006年，王军从部队转业到官渡公安分局的派出所负责刑侦工作。直到2013年6月，昆明公安局成立PTU，凭着扎实的基本功和过硬的心理素质，王军以42岁高龄成为一名新特警。
　　当年9月，在第一次实战训练中，王军与队友配合，全部击中目标，取得小组第二。但他不会料到，仅半年之后，他单兵作战，击毙击伤5名暴徒。
　　王军驾驶的巡逻车虽然属于官渡分局，但由市局指挥中心统一调度。2014年3月1日早上8点，王军接替同事，在巡逻车上备勤。按照规定，如果没有调度命令，他要在车里一直坐到晚上11点。与往常不同，将近“两会”，调警演练也渐渐多了起来。
　　晚上9点多，车载对讲机突然喊话：“7号车，7号车，马上赶往火车站广场。”王军立刻发动车驶出分局，他电话告知同事的8号车，做好出警准备，疑似调警演练。王军电话刚挂掉，电台里已经传出8号车赶往火车站的命令。一分钟后，王军听到电台仍在调集其他分局的PTU火速支援：“火车站有蒙面人砍杀群众，已有人受伤。”
　　从官渡分局到火车站广场最短距离只有2.5公里，但有一段路需要逆行。王军贴着路边绿化带开了过去，巡逻车被树枝刮得“吱吱”响。距广场还有不足一公里时，王军听到了枪声，“你们赶紧把防刺服脱了，换上防弹衣。”王军叮嘱车上的三名协警。“王警官，你怎么办?”一名协警问。“我来不及了。”这时，大队长打来电话，已有分局同事被砍伤，让他注意安全。王军刚跳下车，一名民警突然跑过来，语气急促：“有没有带枪啊，我们的子弹打完了。”
　　王军手里攥着八一式步枪，加上身上的备用弹夹，一共60发子弹。王军发现，现场已经乱成一团，几名暴徒被灭火器喷得满身是灰，一名暴徒已将一名民警的防刺服砍出一条口子，有的群众拿着拖把试图围攻暴徒。
　　王军跑了过去，冲天鸣枪，“把刀放下。”王军用昆明话大吼了一声。让他感到意外的是，所有暴徒全部向他冲了过来。王军再次鸣枪警告无果，当距最近的一名暴徒只有一米多时，王军果断冲其开了两枪。然而，另四名暴徒并未吓倒，挥刀呈扇形围了过来，王军再次开枪，分别将四人击倒。“如果第一枪晚开一秒钟，我的左手可能就没有了。”王军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击倒5名暴徒大约只用了15秒时间，加上两枪示警鸣枪，共用了15发子弹。
　　路边人群里突然喊：“广场里还有。”王军提着枪就往售票厅方向奔，里面倒着七八名被砍伤的人，有的已经没有生命迹象。王军对讲机呼叫指挥中心：“暴徒已被击倒，受伤群众较多，赶紧再增派几辆救护车。”
　　他再次回到巡逻车时，增援警力已经赶到，现场确认5名暴徒4人被击毙，一人受重伤。坐在车上，同事帮他点了一根烟，没抽几口，王军的肚子突然痛起来。医生事后告诉王军，此类腹痛或为紧张所致。然而，在不久之后的一次射击训练中，王军听到枪响后再次出现腹痛，“当时疼得都直不起腰来了。”王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王军也开始发觉自己身体异常，每晚失眠，努力睡着后一两个小时后会再次醒来，两三个小时后才能再次入睡;每天上五楼需要休息三次，呼吸变得急促;连同事们都发现，他走路都变得不正常，手总是放在枪套的位置上。王军更大的压力来自于家人，妻子当晚得知情况后哭了一夜，他们也担心家庭地址以及孩子的学校信息被曝光，“天天就是觉得累，但怎么也睡不着。”王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身体每况愈下，领导很少再给他安排执勤任务，工作也变得简单，负责给警车加油。
　　“靠着路灯能睡着”
　　显然，受影响的不只是王军。对于一万七千多名昆明民警来说，那次暴恐事件之后，随之而来的是长达一个月的每天24小时待命状态。
　　暴恐事件发生的当天晚上，原本轮休的熊毅接到领导电话后即返回单位。35岁的熊毅是昆明公安局五华分局的PTU特警。他大学的专业原本是旅游管理，当警察是他一直的职业梦想。可当他真正成为警察之后，繁重的工作压力还是让他有些力不从心。
　　特别是在PTU成立后，他每3天就有一天24小时值班，即便休息也大多是在巡逻车或办公室的沙发上。“也就是说我每3年就有一年是在岗位上度过的。”熊毅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3·01”事件第二天，熊毅全天在市局大院中待命。这也成了他与同事们工作的拐点。熊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3·01”之后，巡逻换班地点由单位大院改在了街头，用餐直接由换班特警从单位食堂打包送到巡逻车上，“那一个多月，我只回家换过一次衣服。”熊毅所在队中的24名队员，每天24小时要保证8至12个人在岗，剩余的队员训练加轮休，“这还是在没有人生病请假的条件下，否则其他同事的工作强度就会增加。”
　　由于难以保障节假日休息，五华公安分局反恐应急巡逻分队负责人黄伊宏在自己的队里制定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未婚的先让已婚的休，已婚的让给有孩子的，而有孩子的先让着孩子要参加考试的。
　　与此同时，办公室行政人员也要上街值班巡逻，以减轻辖区派出所的出警压力。昆明公安局巡警支队政治处主任王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最长一次曾连续30天上街执勤，从早9点到晚11点，每天两顿盒饭，累得靠着路灯杆就能睡着。
　　2014年10月，昆明晋宁县因施工问题，引发群体性事件，造成8人死亡、18人受伤。为防止事态恶化，昆明调集上千余警力在事发地备勤。熊毅也在其中，他事后一算，他在10月份只有10个晚上是在床上度过的，“但只要听到类似对讲机‘嘀’的声音，马上就会醒”。在晋宁，起初并没有帐篷，部分民警晚上睡在警用盾牌上，有的甚至睡在警车车顶。“我在现场睡了四个晚上啊。” 五华分局禁毒民警陈劫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全队15个一线缉毒民警一年要完成三百件毒品案件之外，在警力有限的情况下，还要参与处置拆迁维稳、上访、开发商与业主纠纷。
　　当然，在紧绷的神经之下，也免不了“乌龙”。2014年12月18日下午六点半，已下班回家的陈劫飞收到朋友一条求证微信：又一批暴徒在普洱劫持了一轿车正朝昆明方向驶来，全城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在外的朋友尽快回家，以免受到不必要的伤害。“这不是胡扯吗?从普洱到昆明几百公里，即便是真的也被堵在高速公路上了。”陈劫飞自言自语道。可是，他一看朋友圈，几乎被这条消息刷了屏。没多久，他就接到分局的电话，已启动一级响应，迅速赶单位报到。“莫非是真的?”这个从警20多年的老警察都蒙了。
　　然而，昆明警方很快查明，这只是一起普通的债务纠纷，一方强行劫走对方车辆。在反恐高压下，这座城市的心理似乎也变得脆弱。第二天，昆明万达广场进行反暴恐模拟演练，因出现大量警力，亦有“多名男子砍人”的谣言传出。
　　还不止于此。某次昆明公安局巡警支队正在召开中层干部会议。指挥中心接报，昆明海口镇某中学发生暴恐事件，会议马上中断，立刻布置附近警力赶往现场。然而，仅仅数分钟后反馈来信息，该中学正在进行应急演练，并未向当地派出所报备。
　　显然，疲于奔命地加班，超负荷的工作，以及两三千元的月薪，让民警难以兼顾家庭，夫妻、亲子矛盾、身体健康状况亦成为难以回避的问题。
　　“现在两三天才能回一次家，之前与老婆还常常拌嘴，现在连架都没时间吵了。”熊毅苦笑道。五华公安分局反恐应急巡逻分队负责人黄伊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全队20名队员，6人已离婚，大多数是结婚没几年的年轻人。
　　根据两年来五华分局民警体检报告统计显示，民警患病率高达80%以上，其中患心脑血管疾病占到47.7%。值得注意的是，45岁以下年龄段民警群体身体健康状况较为堪忧。仅2014年10月到12月，五华分局即有3名在职民警因病相继去世。
　　依据公安部2013年公布的统计结果，近五年来，全国公安民警因公牺牲2204人，因劳累过度猝死1098人，占同期牺牲民警总数的49.8%，其中，2012年因劳累过度猝死234人，占54.4%，为历年最高。因劳累过度导致猝死也成为民警因公牺牲的首要原因。
　　昆明市公安局也已认识到问题的严峻，要求各个分局为民警建立起健康档案，并排查民警的身体状况，格外关注身体健康欠佳的民警，避免延误最佳就医时机。
　　在种种压力之下，昆明警界百余名民警递交了辞职申请，但大多数都被领导出面予以劝解挽留。一位基层女民警辞职前，在派出所的内网上留言，作为单亲妈妈，因长时间的加班无法照顾孩子，女儿上学开销大，三千元的工资显得捉襟见肘，原本轮休，可所里一个电话便赶回加班。考上警察时，老家的乡亲还以她为骄傲，但如今高负荷的压力下已难以承受。
　　“你要乖哦”
　　在反恐高压态势之下，如何有效缓解民警心理压力，已迫在眉睫。“3·01”事件后，昆明公安局民警心理健康服务中心立刻对参战民警和协警进行心理辅导，共为163位民警做了心理测量，55名民警接受了个别或团体的心理辅导。
　　王军接受了约两个月的心理咨询。两个月之后，他明显感受到身体状况渐渐好转，失眠和无力感也已消失。昆明公安局教育处副处长、民警心理健康服务中心负责人郝艳红是王军的心理咨询师。在她看来，开枪后及时的心理干预和疏导是发达国家警队常用办法，可以缓解民警因危险及突发事件而造成的紧张情绪，经过及时的心理危机干预，可以防止警察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而这种障碍有时会延迟发作，影响日后生活工作。
　　郝艳红曾经经历过类似的案例。昆明某派出所民警围堵逃跑的犯罪嫌疑人时将其击毙。然而，两年后的一天，他在与搭档出警时，搭档同样击毙了犯罪嫌疑人。自此之后，这名民警开始变得暴躁易怒，精神恍惚，甚至在会上大喊，搭档害了他。在郝艳红看来，正是两年前开枪后未进行心理危机干预，才激发了两年后的延迟性反应。
　　事实上，按照昆明市公安局的规定，民警开枪之后，所在单位必须向市局政治部报告，申请心理危机干预，如不报告将在年终考核中扣掉该单位相应测评分。
　　在“3·01”事件之后，郝艳红每周平均接到两个民警的求助电话，希望得到相应的心理辅导。在市局15楼心理咨询室里，一扇屏风将房间隔开，民警可躺在床上接受催眠治疗，亦可选择在躺椅上倾诉自己苦恼，听取心理咨询师的建议。
　　如今，昆明市公安机关拥有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100多名，其中28名心理咨询师可为民警进行专业的心理辅导。中心还专门开设了民警心理服务热线、网络咨询。“但许多民警担心暴露身份，被领导或同事知道，”郝艳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会根据民警的要求约请一位非警界的心理咨询师为其服务。
　　起初，基层领导对于民警心理干预并不感冒。祝睿婕是五华公安分局民警心理健康服务分中心的负责人，也是市公安局心理咨询兼职教官。去年10月，一位派出所民警因病去世，祝睿婕带领团队希望对全所民警进行哀伤辅导。“民警都好得很，再说，都太忙也没时间。”所长答复。祝睿婕急了，“都快一周了，按照规定，我们必须去。”
　　事实并非如所长所说。祝睿婕团队与30名民警逐一单独谈话。由于战友突然病逝，加之工作压力极大，十几名民警在谈话中放声大哭。“失去战友是个导火索，强压之下，民警们需要一个发泄负面情绪的渠道。”已累计对八百多名民警做过心理辅导的祝睿婕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祝睿婕所在的是民警心理健康服务分中心设置了咨询室、音乐放松室、宣泄室、档案室、办公区5大功能区，不仅服务民警，也接受家属的咨询。中心还针对不同警种的压力、危险水平、疲劳程度进行不同方式的疏导。
　　有意思的是，每次新警心理辅导培训之后，祝睿婕都会送给他们一个崭新的记事本。扉页上是由分局领导亲笔写的一段“接地气”的祝福语。而其中一句“你要乖哦”也成为最萌的赠言。
　　在郝艳红看来，民警的部分心理压力来自于领导的管理方式。在干部心理培训中，她特意设计场景，让领导感受不被尊重的境遇，提醒领导那套灌输式的思想工作方式已难派用场，面对80和90后民警，更需要尊重、平等和人性化的管理，而不是颐指气使的命令。在郝艳红的建议下，一些派出所将民警孩子的绘画或手工作品挂在单位宿舍的墙上。“某些细节的改变，对于释放和舒缓民警压力、增强民警对警队的归属感能起到好的效果。”郝艳红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别再强加那些使命感”
　　事实上，“3·01”事件给昆明警方也带来的某些积极的变化。
　　在五华公安分局政工室副主任冯云辉看来，“3·01”事件之后，民警更注重实战技能。原本出警缺乏保护意识，如今经过培训之后，面对警情，从站位到处置均分工明确，避免不必要的伤亡。比如，路人问路，主动侧身，既热情服务，又要保持警惕，保护配枪;盘查时，民警之间保持距离，做好处突的准备。
　　“3·01”事件两个月后，昆明公安局决定，向重点一线部门以及参与街面执勤巡逻、突发事件处置等一线警务活动的基层民警全部配发枪支，有针对性地提高民警武器警械使用的实战能力和全市公安机关警情处置能力。
　　事实上，在此之前，一线民警鲜有使用和练习枪械的机会。王军在调至特警前的六年半基层刑侦工作中，也只有过两次打靶训练。作为云南省警务实战教官，黄伊宏认为民警的心理压力大多是因为“心里没底”，“当了一辈子警察都没开过枪，你让他打暴徒，心理压力能不大吗?”有的民警认为提高待遇就能调动积极性。黄伊宏不以为然：“你没有技能，给你一万块钱让你去制服持刀歹徒，你都不会去。”
　　黄伊宏的另一个身份是五华分局反恐应急巡逻分队队长。他要求手下队员两个月进行一次实弹射击，30米距离绕开障碍进行6发连射，必须保证在8环以上。在体能上，在岗队员每天在市公安局划定的1分钟反应圈的距离内身着10公斤重的装备徒步巡逻22公里。“警犬跟着我们走了两天都尿血了。”黄伊宏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为了贴近实战，他会举着防护盾牌让队员持斧头砍;为研究枪械的穿透力，以及对人体部位的影响，他买来半扇猪肉进行射击贯穿实验。
　　不过，也有令他苦恼的。他负责对派出所的民警进行两小时手枪快射训练，但派出所很难抽出训练时间。他与其他教官改为上门授课，教习基本的警用技能，但他又觉得无法保障时间的训练无异于杯水车薪。当然，也有让他欣慰的事情，一位四十多岁的民警告诉他，干了半辈子警察，子弹终于能打到靶上了。
　　在他看来，即便是想辞职的民警也并非厌恶这个职业，某种程度上说是缺乏最基本的警用技能。他主动与祝睿婕联系，希望对每一个队员进行心理辅导，并组织亲子活动，改善与家人的关系。这个行伍出身的教官减压理念话糙理不糙：“别再强加那些使命感，就是要给民警减压，想骂领导就骂领导。”
　　(应受访者要求，王军为化名)
　　本文刊登在第693期《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