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遗孤来华感念中国养父母 90岁老人：我的姑娘没来

天边的峰

来源：北京青年报

日本遗孤的代表向还健在的中国母亲赠送礼物

李淑兰是还健在的一位中国母亲，已年过九十

一位仍然留在中国生活的日本遗孤，向记者展示当年她的日本母亲给她留下的书信

日本遗孤们想起了以前的岁月，悄悄拭去眼角的泪水

舞台上响起低沉的音乐，预示一场毫无准备的逃亡。穿鲜艳和服的日本小女孩，被仓皇的人群裹挟。转瞬，和服被花棉袄棉裤替换，音乐轻快起来……

2015年7月12日，在哈尔滨南岗区政府院内三楼礼堂，73岁的中村惠子及同伴们试图用舞蹈，还原70年前历史的“真实面貌”。

快结束时，台上的人潸然泪下，台下多名观众也红了眼睛。

舞蹈的名字叫《中国妈妈》。表演者平均年龄在70岁以上，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日本遗孤。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在日本军队撤退和遣返过程中，约有4000多名13岁以下日本孤儿被遗弃在中国，被中国人抚养长大。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多数遗孤回到日本。中国养父母被迫与孩子分离，终生牵挂着他们。

2015年7月12日，24名日本遗孤及其家人组成的“日中友好之会感恩团”来到哈尔滨，感念中国养父母的恩情。这是他们继2009年以来，第二次组团访华。

70年了，如今还健在的中国养父母，哈尔滨仅剩7人，且年龄均在90岁以上。中国养父母这个群体正走向消逝。

“我们有义务向年轻人讲述那个时代的历史故事。”日本NPO法人“中国归国者及日中友好之会”理事长、感恩团团长池田澄江将之视为报恩的一种责任。她说，日本是祖国，中国是故乡。

日本国驻沈阳总领事大泽勉表示，在70年前的那段困难时期，中国养父母们没有顾忌自身生活的艰辛，收养并精心培养了日本人的孩子长达数十年，这些养父母的行为让人感动。

“那小模样，我不收养(她)就可能死了”

在位于哈尔滨长春街198号的简易楼房里，90岁的李淑兰老人翻出养女曾从日本寄回的一叠照片。自1996年最后一次见面，照片成为她思念女儿的唯一出口。后来，女儿失去音信，她听说得了抑郁症。

李淑兰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养女的场景。刚从难民所出来，5岁的孩子骨瘦如柴，耷拉着脑袋，胳膊几乎同大人拇指一般细，身上还爬着虱子。

她的日本母亲比划了半天，大意是有4个孩子，已无力带这个最虚弱的女儿回国，希望李淑兰能暂时收留她。那是1945年8月，日本已宣布战败，关东军仓皇撤退，日本开拓团团民被日本统治集团及关东军所抛弃，只能四处逃亡。

“她可能觉得孩子跟着我们不会挨饿。”李淑兰同丈夫当时在长春街133号开粥铺、卖包子。夫妇结婚4年，未生育。

“国家之间的事情咱也想不了那么多，当时也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李淑兰夫妇遵从质朴的人道主义观念，收留了小女孩，并给日本妇女200元（伪满洲国货币），作为回国路费。而当时卖一个包子，仅赚几分钱。

被问到为何收养侵略者的孩子时，李淑兰老人说，就是见孩子可怜，只想着把她救活。“虽然日本侵略过我们，但他战败了，咱不能欺负他们（平民）。”

李淑兰很少跟人提及，她本人就同大女儿命运相似。一岁时被寡母送人，养父母待她一直视如己出。甚至最困难的时候，养父宁愿亲生儿子寄养在弟弟家，也要把养女拉扯长大，直至出嫁。

李淑兰夫妇把池边顺子领回家，取名田丽华。靠着喂米粥，搭配牛奶、饼干，孩子的身体慢慢有了起色。

哈尔滨市红十字会日孤养父母联谊会会长胡晓惠介绍，日本战败后，像田丽华这样被中国人收养的日本遗孤约有4000人，绝大部分在东北三省及内蒙古自治区，黑龙江最多，光哈尔滨就有240多名。遗孤大多来自日本向中国侵略性移民的“开拓团”家庭。

吉林长春的李淑贤夫妇也曾收养一名日本遗孤，取名徐桂兰（日本名青山百惠）。李淑贤曾在怀有五六个月身孕时，到日侨聚集区卖鸡蛋，被日本兵狠踢肚子而流产，自此落下不孕的病根。1945年，邻居从长春火车站前的垃圾堆捡回一个流浪的日本小女孩，告诉李淑贤夫妇，如果没人收留，孩子会饿死。

在多年前的一次受访中，李淑贤曾描述当时的矛盾心情，“当我一看见日本孤儿的那小模样，我不收养(她)就可能死了，于是，以前的仇啊恨哪，都忘到脑瓜后边去了。”

胡晓惠称，当时收养日本遗孤的，绝大部分都是最普通的老百姓，有城市工人，也有农民。

刚来到新家时，田丽华只会说日语，李淑兰一个词一个词教她中文，从“筷子”、“桌子”等简单的日常词汇学起。

李淑兰家所居住的大院，有多家邻居都收养了日本遗孤，大女儿并未因为特殊的身份而受到歧视。她听说，有的日本遗孤在学校里会被同学喊“小日本鬼子”，但自己的女儿从未遇到过这种歧视。在她眼里，女儿很听话，邻居们都会主动照顾她。

此后，李淑兰同丈夫又生育了6个孩子。家里最困窘的时候，被芯都掏出卖掉，即使这样，他们也尽量不让女儿受委屈。

1958年，田丽华参加工作，搬到单位的单身宿舍，每月工资33元钱。老伴儿曾想让大女儿贴补一下家用，立刻遭到李淑兰拒绝。她盘算着，女儿应该经济独立，过更好的生活。

“父母的爱是没有国界的。”中村惠子操着流利的一口东北话，回忆养父母的恩情。1945年，吉林延吉城市贫民姜瑞芝、汪素珍夫妇，从难民所收养了两名日本遗孤，一个是3岁女童，后取名姜恩光（日本名中村惠子），另一个为七八个月大的男婴，取名姜恩庆。

为了养活两个孩子，养父母要做多份工。中村惠子记得，养父当时年纪大了，仍拉着板车走街串巷给人家送煤，后来还缝草袋子、打更、看守陵园。养母则织毛衣贴补家用。在东北，冬天的夜晚极为寒冷，姜恩光醒来看到养母还披着被子，一针一线织毛衣。

就这样，养父母含辛茹苦，把她供到中等师范学校毕业，把弟弟供到了大学。

教师出身的中村惠子，看重实事求是。她也听说过，有的遗孤确实受过苦，由于各种变故，有的孩子被养父母转送给其他人家，给他们的心理带来创伤。但中村惠子强调，自己是很幸福的，因为爸爸妈妈省着吃喝，留给他们姐弟俩。而本次感恩团中，好几名遗孤都是爸妈的“小宠儿”，是被捧在手心里长大的。

“父母养育我们的恩情不能忘。”中村惠子眼里噙着泪。

“我还想着哪天去看看她”

7月12日的日本遗孤感恩会活动，李淑兰老人作为养父母代表受邀参加。回家后，老人难受起来，“我的姑娘没回来。”这位性格开朗的老人声音有些哽咽。

90岁高龄的李淑兰至今仍能准确说出两个日期：1980年5月18日、1981年9月27日。前一个，是大女儿田丽华（注：日本名“池边顺子”）被确认为日本遗孤的日子；后一个，是女儿全家离开中国的日子。

自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注定中国养父母要承受无奈分离的痛苦。1981年，日本政府宣布有组织、有计划地寻找在华残留孤儿。当年，在中国政府的帮助下，第一批日本遗孤回国，田丽华就在其内。

据日本厚生省统计，约有3800多名遗孤及其配偶、子女到日本定居。

早在1980年，田丽华的日本生母就通过哈尔滨外事办寻找女儿。外事办工作人员到家里来调查时，李淑兰没有丝毫隐瞒。得知女儿全家要离开中国时，李淑兰说服自己：人家亲妈，能不让认吗？反正她早就有了自己的家庭，就当落户到外地了。

刚到日本时，田丽华与养母联系频繁。除了汇钱孝敬养母，她还写信诉说正在遭受的心理折磨，称亲生母亲待自己并不好，还截留政府发给残留孤儿的生活补助。李淑兰则在信中劝慰养女。

1984年8月，大女儿第一次回哈尔滨探望养母。第二次见面则是12年后。最近19年，她再也没见过这个女儿，近些年甚至失去联系。她辗转听说，女婿在日本去世后，女儿患上了抑郁症。

“我还想着哪天去看看她。”李淑兰始终记挂着这个女儿。老人身体硬朗，独自居住，每天还能洗衣做饭。

许多回国的遗孤，也在日本思念着养父母。迁居日本后，洪静茹（日本名铃木静子）基本每年都会抽时间回到中国探望养母沙秀清，并带老人去过三次日本。直到2013年老人去世。

这次随感恩团来到哈尔滨，见到坐在前排的李淑兰，洪静茹喊了声“大娘”后，眼圈一下红了。她把一份小礼物恭敬地送到老人手中，请她收下一个日本遗孤的心意。

此前也有极端个例见诸报道，有日本遗孤回国后再不与中国养父母联系，留年迈的中国养父母孤独终老，临死还在念叨着养子的中国小名。

此外，为了担心孩子离去，还有中国养父母选择终身保守秘密。方正县70岁的孙玉琴，在母亲临终前才得知自己是日本遗孤。养母拿出收藏半个世纪的两页泛黄信纸，告诉孙玉琴，她的父亲叫池田，东大阪人。1945年8月2日，在自家苞米地，养父母发现一对日本夫妇藏在垄沟里，女的即将临产。见他们可怜，孙玉琴的养母便将二人带到自家炕上，为日本女人接生。当时，藏匿日本人要承受风险。日本夫妇提心吊胆藏了几天，决定回国。临走前，他们请求好心农妇收留他们刚出生的女儿，两人各给孩子写了一封信。

7天后，孙玉琴的养父在家附近发现了这对日本夫妇的尸体，身上有弹孔。当年生母离开前，曾经用一件呢子大衣盖在她身上，养母告诉孙云琴，‘你妈比划半天，意思是你长大了能穿’。

“为什么没早点告诉我这些？”23年前，孙玉琴问养母。养母的顾虑则是“亲生父母都不在了，你回去干吗？你命苦，怕你在那边受罪。”

中村惠子的养父母在上世纪70年代过世，生前也未告知她们姐弟的真实身份。她是凭着胳膊上日本人特有的种痘痕迹，在1998年被确认为日本遗孤。离开中国时，中村惠子充满矛盾：毕竟是日本血统，寻根的念头时刻提醒着她，但半辈子长在中国，有些东西无法割舍。

“咱们是中国人嘛”

哈尔滨方正县“中国养父母公墓”，是中日民间交流的一座“地标”。 1995年，由日本遗孤远藤勇出资兴建。远藤勇还亲笔写下“永世不忘养育之恩”几个字。

7月13日，感恩团来到“中国养父母公墓”，日本遗孤为中国养父母献上一捧捧鲜花。

虽然自己的养父母并未葬在该处，但一名73岁的遗孤仍按中国祭拜方式，跪地、三叩首。起身时眼泪倏地流下，她喃喃道“你们就是我的亲妈妈”。

为了这次访华，遗孤每人自费14万日元，这相当于他们在日本一个月的生活费。

有研究分析，日本遗孤归国时多已四五十岁，语言不通，文化及生活习惯不同，令他们在融入日本社会过程中受到种种歧视。据统计，65%的返国日本遗孤只能靠救济金生活。

回日本前，中村惠子及丈夫均已退休，两人每月退休金加起来有七八千元，在延吉算得上中等偏上的生活水平。但去到日本后，两人语言不通，只能靠政府微薄的补助金维持最低生活。去超市买菜，中村惠子都会挑选最不新鲜的廉价菜。所幸，他们这个群体能享受住房、医疗全免费的政策。

她同家人现居住在埼玉县入间市，与周围日本邻居关系很好，但进一步交流不太可能。一双儿女均在日本成家，他们会主动给钱，但中村惠子不愿给孩子增加负担。对于这种与日本社会迥异的尽孝方式，中村惠子脱口而出“咱们是中国人嘛”，说完她自己先笑起来。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已经深深印在她的思维中。

池田澄江介绍，在日本政府2007年底通过《支援中国残留日本人法律修正案》以前，遗孤生活困苦。即便如此，在2008年汶川地震时，日本遗孤筹集捐款1800万日元。

中村惠子去年腰椎骨折，为了排练舞蹈《中国妈妈》，她打着钢板上场。一群平均年龄超过70岁、没有舞蹈基础的老人，其中还有几个是癌症患者，他们将高抬腿、大弯腰等动作做得尽量到位。

令中村惠子欣慰的是，这个舞蹈据称会在8月26日日本厚生省主办的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活动中演出，起码会让更多年轻人了解70年前的那段历史。

她遗憾地发现，日本国内正在试图删改这段记忆。“到什么时候，侵略就是侵略，事实摆在那里，不承认不行。”中村惠子希望舞蹈可以还孤儿一个原来的面貌，还日本一个真实的面貌。

她有一个心愿，“在有生之年要做日中友好的桥梁，能做多少做多少，到死了为止。”

日本国内对残留孤儿及中国养父母这个特殊群体了解甚少，胡晓惠有深切感触。一个日本教师团体去参观731遗址纪念馆，在看到中国养父母与日本遗孤的展览部分后，很多教授感到震惊。一名教授对胡晓惠说，像他们这些四五十岁的国民对这段历史都鲜有耳闻，自不必说现在的年轻人。

近两年，还有日本友人邀请日孤养父母联谊会到日本做展览，希望让更多国民了解这段历史。但限于经费问题，这个提议尚未能成行。

李淑兰老人也想过去日本走一趟，她盼着能在有生之年，再见一眼她的女儿田丽华。

本版文/本报记者 孙静 摄影/本报记者 黄亮

编后语：大爱无疆，大爱有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