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宗伟：教育实验的真正出路在哪里？

郑瑟

凌宗伟：教育实验的真正出路在哪里？

       所谓“教育实验”，是研究者按照研究目的，控制或创设一定条件以影响改变研究对象，从而验证假设，探讨教育现象因果关系的一种研究。这样的教育研究，我们本来是有着优秀的传统的，比如，我国近代著名的四大教育实验：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实验，晏阳初的平民教育实验，黄炎培的职业教育实验和梁漱溟的乡村教育实验，都在中国教育实验的历史上留下过灿烂的一页。

　　但反观当下，我们的教育实验之路不仅越走越窄，而且乱象、怪象、假象频出。一方面，当下几乎没有真正意义的教育实验；另一方面，教育实验似乎又十分热闹，用流派纷呈，山头林立来形容似乎不为过，貌似个个真理在握，大有超越梁漱溟、晏阳初之势。

　　为什么教育实验会走到今天这样的境地？我想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风险压力 既然是实验，就免不了有风险，况且这种风险还不仅仅来自于教育本身，政治的压力、社会的评价、家长的期望，等等，重重的叠加之下，我们的教育人明显背负过重。更重要的是，在“应试为体、素质为用”的教育大环境中，一旦教育实验被证明是失败的——或者即使成功了，但无法在短期内满足立竿见影式的“高效转变”或“优质提升”——其严重的后果及衍生的反应，相比于传统理念下按部就班的舒适与安逸，足以吓退大部分人。


　　二是能力短板 很多人见到一个新潮的理论或学说，就喜欢赶时髦，一哄而上，抢立山头，好像如此一来，自己就分得了一份羹，自己也就站在了时代的最前沿；还美其名曰：“与时俱进”。其实他们多属欠学虚妄之辈。西哲曾云：太阳底下再无新事；对教育来说，也莫不如此。我们很多所谓的“发现”、所谓的“创新”，前人都早已总结在那里，只是数典忘祖之下，竟都成了自己的“实验成果”。更可笑的是，我们似乎习惯了“洋为中用”的圣旨，故而很少去思考国外的那些理论与现象是不是适合我们，比如当今正式启动“今夜，无作业”的“减负活动”，日本却在搞“脱宽松教育”，要求逐步增加课时与课业压力。殊不知老是邯郸学步，不仅无法填平沟壑，彼此的距差还会越拉越大。

　　三是利令智昏 除了压力和能力的掣肘，问题的症结往往会演变成公利与私利的缠斗。若是前者胜后者，那即便遇到了“非不为也，实不能也”的无奈，也情有可原；若反之，则变成“非不能也，实不为也”，就是态度问题了。当然，我们也有不少“敢作敢为”的，但在私欲熏心的怂恿下，所谓的教育实验，成了他们攫取名利的幌子：开个研讨会，专家做个报告，上个几节课、推销若干“专著”……等这些流程走过——会开完了，“实验”也就做完了。而潜藏于下的涌流，分别是树立招牌、打造权威、聚敛钱财、名震八方……一时间，一项新的教育实验，连带着它那与生俱来的“丰功伟业”，突然就横空出世了。当然，还有更荒唐的是让你交几千几万块钱的“管理费”或者“实验费”，发给你一个什么什么“实验学校”的牌子，你回家挂起来就是。真乃“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就这样，中国的教育多了一场有一场的闹剧，并且，演的人和看的人，都获得了极大的满足。至于说教育实验的水平真正几何，却不是最重要的，因为这只是一种手段，或者说媒介而已。

　　每谈到这些，总感觉对教育也好，对实验也好，有种近乎爱之愈深，痛之愈切的感觉。这种近乎于窒息的绝望感，让我们不禁要问：教育实验的真正出路在哪里？

　　其实也不难寻。首先是要有迎难而上的勇气，要有做一番事业的气魄和胆识，而不是甘心依附于打着各种旗号的教育神话、教育神人。这种气魄和胆识又来自哪里？来自于对前人经验的不断学习和总结，来自于对理论研究的热爱，即先要搞清楚我们可以继承什么，然后再谈我们可以发展什么。比如，教育家刘百川先生在抗战前夕就曾效仿“四大家”，常年扎根江苏镇江大港教育实验区，“匍匐前行”就自己的实验、观察和思考，写成了厚厚的三本《乡村教育实施记》，我不敢肯定这实验，是否超越了“四大家”，但我能肯定的是当我们今天细观这些文字的时候，不难发现其早已囊括了今天我们所思所竭的诸多问题，并给我们指出了就解决问题的思路和途径，读来常令人茅塞顿开。我们做教育实验，就应学刘先生，学“四大家”，从具体的学校、具体的班级、具体的问题开始，由点到面，由特殊到普通，有理论支撑，有实践经验，而不是扯大旗、敲大鼓。最要命的恐怕是，要“去功利化”了，是要“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只有这样，我们的教育实验才有希望真正回到教育的立场上来，把“人的发展”（而不是“利的追求”）放到教育的核心位置上，就像张伯苓先生说的那样，要做到“允公”，其实，从来都是需要坚持和恪守的。当然我们还要在国内外纷呈的教育理念面前，坚持“拿来主义”，也就是要放大眼光，自己来拿。

　　惟如此，才能边起此沉疴；也惟如此，才能化切肤之痛，为革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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