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成艾滋易感人群 多性伴、性交易成主因

还是那片枫叶

来源： 人民日报


　　1 农民工成为易感人群

　　与全球艾滋病多在贫困地区流行的趋势不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广东却成了艾滋病高发区

　　广东省有关部门曾对一些建筑工地外来务工人员进行生殖健康状况调查。上百名受访者中，多数年轻力壮者没有结婚，带家属居住的寥寥无几。但是90%以上的人有过性经历，他们月均性生活频率在2次以上，都从非配偶那里获得。当被问到性交易时是否戴安全套，有人调侃道：“性伴侣才收5块钱，买个套就要1块钱。不划算！”

　　一名包工头说：“干我们这行，常年在外，老婆不在身边，寂寞时找小姑娘玩玩，也算有个排遣。另外，现在找个工程不容易，许多部门要应酬，请吃、请喝、请玩时，有‘小姐’陪，效果好。”

　　当调查人员问这名包工头是否领用过免费安全套时，他嘿嘿一笑：“没好意思领。”

　　近年来，广东省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流动人口所占比例超过一半。外来务工人员最多的东莞市，该比例超过90%。与全球艾滋病多在贫困地区流行的趋势不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广东却成了艾滋病累计报告病例总数超过2万人的省份之一。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景军等将之称为“广东现象”。

　　“大量流动人口是影响该省艾滋病疫情的重要因素。”景军分析具体原因有三：一是广东绝大多数流动人口处于18—45岁的性活跃期，健康风险意识较低；二是不安全的性行为和吸毒行为在流动人口中发生率较高；三是卖淫妇女以外来农村妇女居多。这些易导致艾滋病传播的问题虽然在其他城市同样存在，但广东流动人口数量居全国之首，疫情因此变得突出。

　　景军介绍，2009年以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一直是全国报告感染者或病人最高的地级市(州)，该州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80%是外出打工返乡者。今年9月底，湖北省咸宁崇阳县发现73名艾滋病感染者，其中72人是农民，59人是外出打工期间感染，经性途径染病者高达70人。

　　2 男男性传播感染增加

　　在浴室、歌舞厅、酒吧等娱乐场所，提供性服务的既包括异性恋男性，也包括有双性恋或同性恋倾向的男性

　　26岁的小孙，家在云南某地农村。3年前，来昆明打工，在一家歌厅陪客人跳舞。后来，他认识了江苏商人高某，一名同性恋者。在高某的金钱利诱下，小孙与其发生了性关系。此后，只要高某来昆明，就找小孙提供性服务。渐渐地，小孙知道高某在南京、重庆等地还有其他男性性伙伴。一次，两人性交出血了，小孙惴惴不安地去做艾滋病病毒检测，结果表明已被感染。

　　“小孙的卖身，本质上和‘小姐’一样，按今天的称谓，就是‘二爷’(MB，即moneyboy)。他们不仅为年老的贵妇人服务，也是有钱男人的‘性用品’。”景军说，如果他们不懂得自我保护，就极可能成为“桥梁”，将性病特别是艾滋病在同性恋者和女性之间传播。

　　2007年以来，我国艾滋病感染途径性传播比例明显超过了注射毒品感染，其中，男男性传播感染增加显著。男男性行为者中，流动人口比例逐年上升。

　　2010年夏天，清华大学进行了一项男同性恋社会交往研究。他们对7名从1989年开始就交往同性恋朋友的男同性恋调查发现，1989年，纯粹的商业性男男性行为还未出现。到了2000年，7人的同性恋朋友中有了9名MB，占其朋友总数的7.6%。2010年，这一比例上升到12.83%。

　　MB的增加与浴室、歌舞厅、酒吧等娱乐场所增加有关，也与外地人和农村男性同性恋流入城市有密切关系。在上述场所，提供性服务的MB既包括所谓的“直男”(即异性恋男人)，也包括有双性恋或同性恋倾向的男性。

　　“一些打工的农民，在农村时从未听说过‘同性恋’，进城后则会进行男男性行为等活动。” 清华大学研究的这7人的同性恋朋友中，外地人比例1989年不到20%；到了2000年，该比例上升到33.6%；2010年，这一比例升至40.3%，说明这7人越来越多地结交了从外地来到本地的同性恋男性。

　　该研究对82名男性同性恋2000年以来的交友调查显示同样趋势。2000年时，他们平均每人有7.6个男同性恋朋友，外地人比例不到25%。2010年，平均每人有朋友24个，外地人比例上升到40%。

　　而169名受访者2010年交友信息显示，他们共有男性同性恋朋友5010个，平均每人有29.6个，外地同性恋朋友比例为52%。

　　3 多性伴埋下疫情隐患

　　多数进城农民工的经济能力仅能维持一个人的生活，很多家庭分居两地，用钱购买性服务成为不少男性解决生理煎熬的选择

　　目前，我国艾滋病传播途径主要是经性传播和吸毒传播。然而，无论注射毒品还是性交易，农民工的购买力都不高，为什么会成为艾滋病的易感人群？

　　“如同吃饭一样，有钱可以吃好的，没钱可以吃差的。性交易有5元一次的，也有5000元一次的。”景军说，现在的农民工与二三十年前不同，并非完全不了解艾滋病。之所以重蹈覆辙，有复杂的生理和心理因素。

　　原卫生部艾滋病预防控制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王若涛介绍，多数进城农民工的经济能力仅能维持一个人的生活，很多家庭分居两地，用钱购买性服务成为不少男性解决生理煎熬的选择。

　　国家人口计生委日前进行的一项关于农民工生存状况的调查，有一道选择题：“据您所知，其他跟您一样在城市打工的人很久没过性生活了，他们会选择干什么？”男性民工 21%选择“找小姐”、25%选择“看黄色录像”或“讲黄色笑话”。

　　“远离家乡和亲人，工作累，受歧视，朋友少，感觉像生活在孤岛上。”在广州某饭店做服务员的小梅出来一年后，与当保安的一个老乡同居了。

　　“对于未婚女性流动人口来说，同居可以获得心理和生活上的依靠感。”王若涛说，为了寻求经济和情感的支持，她们往往会与一个或多个男性建立临时的性关系。

　　广州外来务工人员生殖健康情况调查的统计数据显示，未婚外来务工人群中，有3个及以上性伴侣的未婚男性达11.84%，未婚女性占4.49%。

　　“流动人口中，安全套使用率较低，非固定性伴发生性关系时，安全套的使用率仅为40%—50%。”王若涛说，无保护的性行为会成为性病、艾滋病最主要的传播威胁。

　　日前，西安市疾控中心公布的一项关于“农民工艾滋病检测和问卷”调查结果发现，35%的农民工都有临时性伴侣，数目最多者高达7人，填写问卷的大部分农民工了解艾滋病的传播途径。男性农民工私下对调查人员说，地下性服务价格低廉，随时随地均可成交。因担心受到治安处罚，性交易往往匆匆进行，根本没时间考虑性安全问题。

　　调查发现，许多人不使用安全套的原因有多种。有人认为可以通过观看来确定“小姐”是不是健康；有人则认为，以前没使用安全套也没染病，所以不需要；还有人认为“农村小姑娘比较安全”等。

　　“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是导致女性流动人口进入娱乐服务业并发生临时或商业性行为的重要因素。”景军介绍，一些农村女性为生活所迫，或者为钱，在发廊、酒店、路边店和娱乐场所从事色情活动。虽然老板告诉她们要用安全套，但在性交易中，由于多种因素最终没有使用安全套。如错误地认为“性交后冲洗”、“使用消炎药”、“看他有没有病”可以预防，或者 “客人不愿用，无法说服”、“客人加钱”、“相信自己身体好”等。而她们一旦感染，又会传播给性伙伴。

　　“多性伴、性交易、不安全性行为，使流动人口成为艾滋病易感人群。”景军指出，艾滋病在缺乏防护措施的流动人口中迅速传播，已成为我国防“艾”的严峻挑战。在这个问题上，农民工等流动人口不仅需要解决知识贫困，更需要权利保障。比如，允许外出打工的农民带薪休假，让他们在合适的时间里与家人团聚；建设一些更“廉租”的住房，使常年分居的夫妻有个短暂的容身之所；丰富农民工的夜生活等。 （记者 李晓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