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弑师留守儿童:我们不满14岁 打死人不用坐牢

不老斜阳

来源: 中国广播网

2015年10月20日，13岁的刘宇(初三)穿着校服，戴上手铐，被警察带回了湖南邵东县廉桥镇新廉小学。作为曾经的“三好学生”，再次回到熟悉的校园时，他的身份已是“千夫所指”的“杀人犯”。

两天前，他与两位玩伴赵民(12岁，初二)、孙斌(11岁，小学六年级)在这里杀害了乡村教师李桂云。

少年杀人是这出悲剧的第一惊奇。杀人的手段和行凶者们的年纪反差太大：彼此无冤无仇，突然棒击、拳打脚踢、不顾求饶、抢劫索财、捂脸至死后，掩盖现场，之后如常上课上网……

被劫杀的李桂云并非与行凶者素不相识。这位53岁的小学老师有31年教龄，在事发的新廉小学已任教9年。她虽不曾教过行凶的三人，却与刘宇、赵民在这座不大的校园共同度过了6年。

学生杀老师，是这出悲剧第二惊奇。为人和善、教学有方的李桂云在当地受人爱戴。行凶者浮出水面后，带给活着的人们一片错愕、惋惜、愤怒、不解。

事件何以在三个未满14岁的在校学生与受人爱戴的老师之间发生?他们各自的命运有着怎样的致命交集?已入歧途的少年能走向何方?

命运交集的最后一天，讲述的是少年犯罪背后的留守困境、网瘾之患、教育悲剧和法律争议。

“以校为家”的教师

李桂云生命中的最后一天，是从送女儿刘洁上县城参加教师培训开始的。

2015年10月18日早上七点多，李桂云做好早餐，送女儿上了去县城的班车。一切如常，似乎根本不会有别的可能了，在夜幕再次降临的时候，她将为女儿女婿做上一顿可口的晚餐。

上午十点左右，李桂云从学校宿舍步行去两公里外的镇里买菜。一位在菜市场里卖菜的亲戚看到了她，李桂云走过去，手摸了一下麦豆，问多少钱一斤?“九块。”她没舍得，就走开了。

没有人会想到，李桂云会死在自己任教的学校里，“而且还是以一种惨不忍睹的方式。”

这位留着齐额短发的乡村女教师，身材瘦小，1.5米的个子，脸上总是挂着微笑。在周围人的印象里，待人和善，几乎从不与人争吵，“小孩都没得罪一个，说话都不高声，不大声的。”

李桂云出身贫寒，从小就受了不少苦。1984年，她当上了乡村代课教师;十年后，转为了正式编制;没过几年，丈夫下岗;2013年，丈夫脑癌去世，留下刘桂云和唯一的女儿相依为命。

细心的同事发现，李桂云丈夫去世后，李桂云不那么爱笑了。“她有时会感慨自己命运不好，唉声叹气。”她的生前好友兼同事周巧云知道她是还没有从失去丈夫的悲痛中走出来，私下里，“她一说起丈夫，就忍不住哭。”周巧云总会安慰：你现在好了，女儿如愿当了老师，也找到了归属，可以享福了。

不爱打牌不爱交际的李桂云，生活简单到堪称单调——上课、备课、吃饭、睡觉、上课……每天“教室-宿舍”两点一线，周末出去买菜、会友、访亲。她多年来一直住在学校，兼职守校，成了当地人眼中真正的“以校为家”。

因为积蓄不多，直到今年暑假，李桂云才在廉桥镇里买了一套毛坯房，打算三年后退休了住。

直到10月25日晚上的追悼会上，仍然有人不无惋惜的感叹：如果不是女儿刘洁恰好周末要去县城培训，如果不是在镇里当医生的女婿周日刚好值班，如果不是另一位一同义务守校的人中午刚好有事外出，如果新房早点装修好，不住在学校了……那么结果或许会完全不同。

李桂云买房的钱是多年积攒而来。朴素、节俭是她留给身边人的普遍印象。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李桂云会在晚上把煤球熄灭，第二天重新烧起，“连多烧一个煤球都舍不得，别人劝她也没用。”周巧云说。

她的节俭也有例外。同事围在一起说到“遇到抢劫的时候会怎么办”时，李桂云的答案总是简单而坚定：“我不要钱，钱都给他们，我要命。”

这符合她一直以来的朴素愿望：只想安稳的教书过日子。然而，命运最终并未垂青这点并不奢侈的愿望。

这个愿望终结在了2015年10月18日中午，因为不期而至的三名少年。

“断了线的风筝”

李桂云买菜时，离她不到50米外的黑马网吧，刘宇、赵民、孙斌正在上网玩游戏。两个多小时后，四个人将在两公里外的新廉小学致命相遇。

来镇里玩游戏前，有人看到刘宇三人和其他五六个年龄相仿的学生，围在家门口说笑，商量去镇里上网的事。一位当时打了退堂鼓的学生事后回忆，“侥幸逃过一劫。”

指认现场时的平静符合刘宇一贯的孤独封闭。很少有人知道这份淡漠和早熟始于何时。他的小学班主任颜红玲回忆，刘宇小学时骑车把下巴磕破了，“一点都不叫、不哭、不闹。”他的初中班主任唐建友感受更直接——刘宇有时和同学闹矛盾言辞比较激烈，“他看上去很内向，但骨子里特别固执。”

现在可以确定的是，这多少源自他并不美好的家庭。其亲生父母都是再婚，家贫百事哀，彼此关系并不好。“有一次我去做家访，针对孩子的教育问题，刘宇父母意见不合，当着我的面就吵起来。”唐建友说，刘宇父母的教育方式简单粗暴，非打即骂。

叛逆伴随。“我不喜欢他们!”刘宇说他内心的想法无人可以倾诉。他开始抽烟、逃课、偷窃、打架、通宵上网、连续十多天旷课……“学坏了”的刘宇，家里的奖状也停留在了小学五年级。

“坏孩子”刘宇并不缺同伴。家住不远的赵民、孙斌就是他的铁杆，他们“一起玩，一起闹，也一起做坏事”。

赵民、孙斌是典型的留守少年。赵民的父母因诈骗入狱了，孙斌的父母常年在四川做生意，他们都只能由身体不便的爷爷奶奶带，“管不住孩子。”

在刘宇的家门口，时常聚集着来找他玩的小孩子，邻居经常看到他们一帮人吹着口哨，“闹哄哄”的路过。“大孩子”刘宇成了中心，就如后来他在弑师案中的角色。

“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不知道会飘到哪里。学坏很简单，也很正常。”熟悉三个少年的村民案发后感慨，“最坏事的是网吧。”

三个少年在一起做的最多的是上网。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的依托的他们，最终在网络世界里找到了慰藉、刺激和成就感。“可以拿刀枪打打杀杀很刺激，打赢了就特别有成就感。”刘宇事后对新华社记者说，“特别是被爸爸骂了，更想上网去发泄。”

致命的一小时

回校，锁门，做菜，吃饭，一切按部就班的完成后，李桂云在12:20和女儿刘洁进行了手机视频通话。在视频里，李桂云说晚上要做一顿好吃的，女儿则叮嘱母亲要锁好校门，注意安全。

谁也没有想到，这成了她们的最后一次通话。

等到刘洁一个小时后再打电话给李桂云时，已经打不通了，她当时不知道的是，她的母亲正在遭受一生中最绝望的一小时。

对这段时间李桂云的遭遇，当地宣传部门的最新一份通报言简意赅，尽可能隐去了其中的暴力血腥——刘宇三人一同上网之后，到新廉小学玩耍，因感到肚子饥饿，到学校小卖部偷东西吃，被独自守校的女老师李老师在操场发现，劝说离开，他们担心她报警，临时起意酿成惨剧。用布堵住老师嘴巴，至老师窒息死亡。

这一小时具体发生了什么?”警方通报、知情官员、家属陈述、死者同事，以及刘宇三人透过工读学校负责人的间接回忆，还原了完整经过——

当天12时许，刘宇三人商量来新廉小学玩耍。13时左右，三人从东侧翻墙进来，在校园里晃悠，因为饿了，想去一楼小卖部偷点东西吃。在他们寻找破门工具的时候，被正准备午睡的李桂云发现了，李桂云叮嘱他们不可以吵闹。

三人并没有理会叮嘱，而是继续用肩膀使劲推小卖部的门。这时，三人隐隐约约听到二楼李桂云开窗户的声音，“是不是老师发现我们了?”他们有点慌了，决定去试探一下。

三人上去敲门，假装来喝水，李桂云热情的接待了他们。事后，许多人相信，这次喝水，让三人注意到了李桂云买菜回来放在桌子上的钱包，并因此动了抢劫的心思，“大概有400块钱，其余很多证件和卡，所以显得有点鼓。”

三人喝完水，又继续到楼下去冲撞小卖部的门，并从教学楼一楼杂物间找来一根铁棒，撬开了小卖部的门，偷走了一些面包、棒棒糖。这时，似乎又传来了楼上开窗户的声音。三人不放心，决定再去试探一下，“老师你开校门，我们要出去了。”房间里的李桂云回了一句，“要得!你们到操场上等，我等一下来开门。”

很快，三个人到了校门外，等李桂云回去后，三个人心里越想越没底。

“我们今天做这个事，老师肯定发现了，我们回去把她打一顿，让她不要讲出去。”

“她还有钱，我们抢过来。”

“我们还没有14岁，就算打死人了，也不用坐牢。”刘宇的这句话，无意中成了当天最可怕的潜意识。

三个人马上翻墙回到校内，再次从杂物间找来了两三根木棒，来到了李桂云宿舍门外。

赵民依旧扮演了引诱开门的角色，房间里传来李桂云的疑惑声，“是谁?”三人都没有做声。就这样沉默了三四分钟，李桂云以为人已经走开了，刚刚开门探出头来看，就被隐藏两侧的刘宇和孙斌打了一木棒。

第二棒打下去，李桂云头上出血了，接着第三棒，到第四棒时，木棒打到了围墙上，断了。

三人继续拳打脚踢，还有人拿上了剪刀上来。

此时的李桂云早已被打趴在了地上，身子越来越往过道尽头的洗浴室退去。她用尽力气抱着刘宇的脚，大声喊道，“我跟你们无冤无仇，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我们要钱!”赵民脱口而出。

“我有一千，你们去柜子里找。”李桂云说。

“到底有多少?”刘宇逼问。

“有两千。”这时，李桂云已经退到了五米开外的洗浴室里了。

她被刘宇掐着脖子，被毛巾捂住了嘴巴，被孙斌压着脚，几乎动态不得。赵民去房间里找了两三分钟，没找到钱，换刘宇去找钱，赵民来捂住嘴。不一会儿，等刘宇找到两千元钱，让赵民放了李桂云时，发现她已经没气了。

“不好了!不好了! 老师死了!”

向所有人开放的网吧

下午三点多，刘洁放学了，她继续打母亲的电话，“还是打不通”，这时她已经预感到了事情不妙。

匆忙赶回来后，她发现校门紧锁，马上电话给另一位有校门钥匙的黄老师来开校门。他们快步赶到宿舍门口，发现房门紧锁，敲门、喊话、电话都没有应答后，黄老师骑着摩托车载着刘洁到处寻找去了。

下午五点半左右，刘洁在周巧云家楼下大声喊话，“周老师，我妈妈来你家玩了没有?”当时的周巧云没有感到任何异常：“当时我还留她在我家吃饭，跟她说你妈妈等会就回来了。”

刘洁两人骑着车又匆匆忙忙去别处找了。

满身是血的刘宇打算去找身衣服换上。找衣服时，他又找到了三四百元，孙斌找到了两三百元。刘宇对这些钱做了分配：自己拿两千，赵民拿自己后来找到的三四百元，孙斌拿自己找到的。

当第二天早上孙斌被警察抓到时，他的身上还剩下100元。

随后，他们冷静的把尸体拖到床底下，用布包好死者的脚，洒上墨水掩盖血迹，清洗现场，把门锁上，关了死者的手机，扔到围墙外。

弄完这一切，三人顺着围墙又爬了出去。三四点时，他们已经坐上班车，到了邵东县城。

在县城，他们开了房，洗了澡，就去上网玩游戏去了。上到第二天凌晨四点时，他们回宾馆睡了一个半小时，然后送孙斌上了回学校的班车，刘宇、赵民继续上网打游戏。

似乎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在他们老家的廉桥镇，网吧的大门也向所有闯入者开放。网络成了瘾，刘宇可以“连续十多天不回家通宵上网”，在老师眼中“遵守纪律”的孙斌总是偷偷地从爷爷奶奶的包里拿钱。为了防止赵民晚上偷溜出去上网，腿脚不便的爷爷只得搬个棉被睡在门口。

三人上网主要是玩游戏，玩的做多的是一款名为《穿越火线》(简称CF)的第一人称射击游戏。在这个游戏里，玩家扮演控制一名持枪战斗人员，与其他玩家进行械斗。刘宇最喜欢扮演里面的“黑鹰”，因为它走得快，跳得高，有领袖气质，玩得人少。在网民的形容中，他就像“鹰”一样，冷酷、准确地猎杀目标。

弑师案两个小时前，三人在网吧玩游戏;弑师案六个小时后，三人继续在网吧玩游戏。

李桂云的嫂子唐凤莲事后回忆，起初看到上锁的宿舍门，他们一度认为李桂云没有在房间内，直到从窗户外看到凌乱的客厅，才判断里面出事。

破门之后，第一个在现场的人——李桂云的弟弟看到的是惊心一幕，“当我们掀开床垫的时候，我的姐姐趴在地上，头发全部被鲜血染红，整个身上都是青一块紫一块，地上还在留着鲜血。当时感到天旋地转，伤心欲绝，根本不敢面对。”

10月18日18时许，接到报警后，邵东县公安局刑侦大队迅速赶赴现场，“4小时内锁定了犯罪嫌疑人。”

此时的三人，已经坐在了邵东县城的网吧里，在“CF ”里各自扮演厉害角色，对战厮杀。

邵东警方提供的一段抓捕视频显示，在网吧里，刘宇正蜷缩在电脑前的皮质沙发椅上，头戴耳机，玩着游戏，对身后出现的警察毫不知情。在被警察拉出椅子时，他没有显出紧张情绪，仍旧是一副面无表情的样子。坐在他身后身边的赵民，还戴着他那副瓶底厚的近视眼镜，在被警察叫起时，只是一脸茫然地望着来人，似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冷淡的与被改变的

事发当晚锁定犯罪嫌疑人后，刑警发现三人当晚通宵未归。当地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透露了两个破案的关键细节：赵民戴眼镜的明显特征;警方通过QQ聊天问出刘宇、赵民二人所在的网吧地址。

第二天上午9点，警察在学校带走了涉案的孙斌。下午14时许，警察在县城一家网吧找到了刘宇、赵民两人。三人对抢劫杀人事实供认不讳。

这起在办案民警看来“作案手法有些老练”的案子，在发现行凶者是三个未满14岁的学生时，还是让办案人员吃了一惊。这种吃惊延续到了三人被抓后的表现，“一般的小孩子早就吓坏了，但他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一起“临时起意”的杀人案，至少让四个家庭无可避免的改变了。

乡村教师李桂云再也回不到她心爱的课堂了。10月25日晚上，十里八乡的人赶过来参加李桂云的追悼会，一片哀戚和悲痛，近200人在这里跟李桂云做最后的道别。李桂云遇害后，当地教育部门启动了“因公死亡”的申报程序。

年轻的刘洁夫妻，从此与他们的妈妈阴阳两隔。他们默默哭泣，“为了继续生活”，婉拒了所有前来采访的媒体。

10月26日，李桂云出殡。这一天，赵民在贵州服刑的父母出狱了。这对在赵民眼中“卖假货”的父母再一次见到赵民时，面对的将是一个被贴上了“杀人犯”标签的儿子。

孙斌在四川做生意的父亲也赶回来了。在邵阳工读学校见到孙斌的第一眼，这位中年父亲就哭着说，“你闯大祸了!你害死爸爸了知道吗?”

原本不睦又贫困的刘宇一家，更加破碎。刘宇的妈妈已经没去小工厂打工了，他的爷爷奶奶为了避开一波波的来往者，早出晚归，大门紧闭。

被改变的还有更多人的命运。当地启动事件追责程序后，邵东县文广新局局长李秋兵被立案调查，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局局长李正端被免职并立案调查，廉桥镇中心学校校长被诫勉谈话，新廉小学校长被免职处理……

事件甚至一时改变了小镇的气氛。在廉桥镇，一个细节被愤怒的人反复提及，“他们知道不到14岁不用负责，有这个观念了，杀偷抢都没关系了。”愤怒之外，也有隐隐的恐惧。廉桥镇当地一位愤怒的村民在谈到“14岁不用入刑”时，马上被身边的人提醒，“小声点!不要让那些孩子知道了!”

更多关于“未满14岁的未成年人是否入刑”的讨论出现在邵东之外。

三人被抓获的当晚就被送往了邵阳市工读学校。“我们也很无奈，打不得、关不得，要么放了，回到社会上去，要么去工读学校。”一位办案民警说。

被送到学校后，刘宇、赵民、孙斌看似“若无其事”的背后，事件阴影也在悄悄滋长。工读学校负责人周红说，三人来到学校后，与这里的其他孩子一样，施行全军事化管理。他们受到了老师的特别留意，三人想得最多、问得最多的就是“什么时候可以回家，可以回去上学?”

来到工读学校第二天，三人上了一堂法律课，当老师讲到犯罪中的“强迫”，稍微涉及了一点“未成年犯罪”。下课后，最小的孙斌在操场上哭了起来，他告诉周红，“我们做那个事，好像是不对的。”

周红发现，三个孩子来了后，都不喜欢说话。“大孩子”刘宇总是发呆，报数总是报错，“总是要慢一拍，心不在焉。”这种情况在其他孩子发现三人杀了老师，讲他们是“杀人犯”后，变得更加明显了。三个人听到了“不反驳，不争不吵，但心里肯定烦，不好过。”

周红介绍，自2003年创办以来，与政府合作办学的邵阳市工读学校共接收了3000多名“不良少年”，“有四起是因为不到14岁杀了人，被政府送来的。”虽然其中有不少人后来走上了正途，但也有人走上了不好的极端。后来，学校组织了一堂心理课，三个少年站在讲台上，讲了自己的经历，谈了自己的想法。周红说，他们都忏悔了。刘宇提到，“自己错了，心里难受，今后要改过。”

“出去后，是随波逐流，还是洗心革面，很难说。确定的是，单单靠一个学校，花个半年一年的时间来教育，肯定不行。”周红担忧，这些“走在犯罪边缘的孩子”，出去后会再入歧途。

“断了线的风筝，如果就这样回到社会上，又能飘到什么地方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