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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抗战纾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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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1-11 20:02:2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中医抗战纾国难

中医抗战纾国难


近代以降,西风东渐,中医面临生死存亡之变局。中医之路,“返古”还是“维新”?“百年中医沉浮录”透过百年烟云,直指当下。

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难当头,中医药界与全国人民一起,投入艰苦卓绝的抗战斗争。

中医救伤有绝活

战乱环境中,社会对医药的需求最为迫切。对中医来说,更有意义的是以医药报国。不过,与西医相比,中医能胜任战争救护吗?早在19世纪末,洋务运动派就认为西医外科技术更为优胜,军队成为最早接受西医的官方机构。1879年李鸿章在北洋部队中建立了中国自己的第一所西医院。洋务派的张之洞在《劝学篇》说:“西艺之医,最于兵有益,习武备者必宜讲求。”李鸿章1894年奏设医学堂时也说:“查西洋各国行军,以医官为最要。而救治伤科,直起沉痼,西医尤独擅专长。”似乎中医在军队战伤方面已无立足之地。

对于这一问题,中医界曾进行过客观的思考,一位中医指出:“盖自欧西文化输入我国以业,国人知识与思想为之一变,而国医亦因医理手术之落伍,及少有服务社会国家之成绩表现,致见辱于西医,见轻于政府。”中央国医馆馆长焦易堂在1936年曾指出:“须知国际风云日急,如一旦国家有事,国医不能于战争之下,成立一后方医院,或战场救伤队,将我国医界份内之救国工作放弃,则不能帮忙国家,必为政府所轻视。”

幸而,传统中医在救伤方面颇有绝活。以广东为例,广东中医公会组织的救护队,曾在1930年陈济棠与张桂军之战中,担任救伤工作。救护队在广州黄沙车站等前线伤兵一运到,即为之敷药换药,为伤口消毒止痛,共救护600多人,“各伤兵无不赞服中医药救伤之超绝”。

有见于此,焦易堂寄望中医界能发挥长处,做好救护准备。他指出:“国医之伤科,如跌打、接筋、驳骨等之功效,确胜西医,惟对于绷带、器械、消毒、清洁、整齐等,不及西医。宜采长补短……深望各国医学校,迅行设立伤科班,以专造此种人材,备国家之需要。”

抗战全面爆发后,由于医护人员严重不足,政府大力吸收中医参加救护工作。在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中央国医馆应抗战需要,很快组织了中医救护医院与中医救护大队。中医救护医院由赈济委员会与中央国医馆会同设立,收容治疗前线伤兵数千人,“举凡切伤刺创擦伤裂创搔创枪创弹片创等,经本院伤科医师治疗,获效既众且捷,尚有一部分负伤官兵,于秋阳烈日之中,或受湿热之郁蒸,兼发痈疽疔疮者,为数亦颇多,皆均应用中药而臻全治”。南京陷落后,中医救护医院随政府西迁重庆,改名为中医救济医院,继续在大后方发挥作用。

各地中医参加救护队也很踊跃。上海设立了中医救伤医院和国医药界救护队,湖北成立了“国医药界战地后方服务团”,江苏计划“训练全省中医消毒、防毒、外伤、野战救护等技术,35岁以下之中医,均须受训”。在广州,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光汉中医专门学校增设了战伤救护系列课程;广州卫生局公告“组织跌打医生北上救护团”,“由局征求市内对枪火伤救护功效素著之医生参加”,准备北上前线服务。

难苦的救护工作

由于中医救护卓有成效,得到了抗战军民的肯定。中医全方位地参与了抗战前后方的工作——

1939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后勤部会议中,湖南伤兵管理处专门提议“请各机关采用中医中药治病”;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在其部队中成立了“中医治疗所”,“不惜以高的薪水和待遇”招聘中医和针灸医生;在战时广东省会韶关,1941年省临时参议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4个关于中医药的议案。其一为“请省府举行本省中医考试,以扶植中医人才,而促进卫生要政案”。其二为“提请筹设省立中医专门学校,以培养中医人才,而保民族健康案”,提出“太平洋战争爆发,西药来源断绝,为适应当前急需,拟请筹办省立中医专门学校,作育中医人才以增进国民康健”。其三为“加强本省中医审查委员会组织,严厉取缔庸医及神方,甄别中药配剂人员,以重卫生而保民命案”。其四为“创设省立国产药物制炼厂,以增抗战力量,而利国民经济建设案”。中医接受训练参与了各种社会救护工作。
1944年,重庆国民政府还出台了《中医师担任后方征属及患病官兵医疗服务办法》,要求各地中医师公会负责编组中医师服务队,对征属和官兵实行免费治疗。

除了战伤治疗,中医药对防止传染病等也有积极作用。抗战期间,由于金鸡纳树的主产区东南亚被日军占领,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奎宁缺乏来源,1939年夏,中央药物研究所在昆明设立门诊,试用云南草药白枪杆根皮粉治疗疟疾,共治疗19人,为研究新的抗疟药物打下基础。1941年四川省国医分馆编制“国医防治时疫宣传大纲”,针对霍乱、痢疾拟定中医方药,广为印发,为防疫做出了贡献。

中医药的救护实践,真正体现了中医药学的社会价值。当时报刊指出,战场受伤之将士,“倘以国医之具有根底者为之治理,则木屑竹头,亦可驳骨舒筋;青草树根,尽足还魂。堪以短促之时间,奏其神速之功效;轻微之药物,当乎宝贵之灵丹”。合理应用中医,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截肢伤残,挽救生命;而且“兵燹疾疫,相因而生,前后方之困于病、死于病者,尤踵相接”,许多疾病“若以国医之具有根底者以治疗之,则应手而愈”。所以,中医界呼吁,“为人道计,为国家计,为抗战前途计,为种族人格争生存计”,政府应该真正重视中医的作用,对中医加以提倡以振兴。

中医政策重大突破

中医救护和治疗工作的成效,为政府和社会正确认识中医赢得了转机。抗战期间,政府有关中医的政策在几个方面有了重大突破。

首先是一直困扰中医的教育合法地位得到解决。1938年1月,支持中医的陈立夫出任重庆政府教育部长,推动教育部承认中医。1938年教育部正式颁布《中医学校通则》,次年5月又公布了五年全日制《中医专科学校暂行课目时数分配表》,各科总共合计讲授1640小时,实习1932小时,临症1044小时,共计4616小时。1940年在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内还成立了一个中医教育专门委员会,负责制订中医教育的有关计划和方案。中医已正式列入教育系统。

其次,中医“医院”名称合法化。中医医疗机构曾经被禁称“医院”,通过抗战时期的努力,卫生署承认:“消毒方法及检验等知识,亦为中医应具有之技能……对各地中医医院,准其援用《管理医院规则》,予以同样之管理。至医院名称,应令冠以中医字样,以示区别。”1944年5月在重庆成立了直属卫生署的陪都中医院,这是第一间国立中医院。

第三,在法律上,争取到中西医的平等地位。1942年政府通过《医师法》,取消了原来的《西医条例》和《中医条例》,将中西医合并称为“医师”,具有同等的地位。根据《医师法》,1945年全国中医师公会在重庆成立。

抗战时期中医地位的改善,固然与重庆政府中支持中医的人士主政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中医的表现。中医界回顾指出:“由于几年战争的破坏与对外交通困难或隔断这一事实,适使一部分西医药界人士对中医药有更进一步的客观的认识。也正因为中医药在战争中重大的贡献,政府才将中医药专科学校列入教育行政系统之内……这是中医药界几年来艰苦奋斗的成果,也是各界人士对中医药界有了新的认识的反映。”国难当前,“科学”之争被暂时搁置,临床成效被置于首位,中医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尊重。

来源:中华中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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