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私有化是一场噩梦

郑瑟

　　一旦开始大规模地私有化,中国的产业、资源、经济主权、国家主权将为谁所控制?世界历史已经多次回答了这个问题。上世纪90年代的苏东巨变、东南亚金融危机已经给了我们记忆犹新的答案。大规模的私有化,必然造就大规模的腐败;必然造就私人垄断资本家,操纵市场,危害社会公众的利益;必然导致大量的国有资产外流,国家经济、安全命脉被外资控制,从而导致经济主权、政治主权旁落。

　　而在被美国视为“后花园”的拉丁美洲,在独立以来的两百年历史上,表现得更为明显。拉美历史上一共经历了三次大的国有化浪潮,而这,正是源于每一轮国有化浪潮前,私有化高潮对拉美的政治、经济伤害所致。

　　在上世纪80年代初，墨西哥、巴西、委内瑞拉、阿根廷、秘鲁和智利等拉美各国纷纷出现债务危机，当时一些由美国培植的被称作“芝加哥男孩”(自50年代起，中央情报局就资助弗里德曼和芝加哥大学，为拉美培养经济学家，这些学生后来被称为“芝加哥男孩”)的经济学家正在拉美各国经济领域占据要职。为了解决债务危机，这些拉美经济学家给各国开出了将国有资产私有化的新经济自由主义“药方”。

　　拉美之所以会在上世纪70年代欠下巨额美元外债，是因为1971年美国推翻布雷顿森林体系，将美元与黄金脱钩后，为了构建石油美元霸权暗中挑起了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使石油价格暴涨。然后在1974年，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对中东展开一系列访问，迫使沙特为美国做了三件事：首先，沙特同意以美元作为石油贸易结算的惟一货币;其次，沙特还会将美元再以投资的形式回流美国金融系统;第三，沙特帮助美国政府游说其他OPEC成员国，让他们也使用美元作为贸易结算的惟一货币。在这种安排下，原油价格从1973年初的3.01美元/桶暴涨至1974年1月的11.65美元/桶，价格暴涨约4倍，直接导致拉美、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对美元需求暴增。1973年，印度贸易收支盈余，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健康轨道上。1974年，印度外汇储备为6.29亿美元，但要支付的年石油进口账单几乎是这个数字的两倍，达到12.41亿美元。苏丹、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和所有非洲及拉丁美洲国家在1974年都面临巨额的贸易赤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称，1974年，发展中国家承受了总额为35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这比1973年的赤字增加了4倍，而油价也正好上涨了4倍。

　　私有化与国有化之争,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国进民退”、“国退民进”,不是国内事务,而是国际事务,是本国政府、人民和外国资本之间争夺本国经济主权、政治主权的斗争。

　　19世纪初,拉丁美洲独立运动高涨。拉美人民赶走了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者,迎来了新的殖民者大英帝国。拉美自独立之初,普遍以英国的自由贸易理论为国策。英国的自由贸易理论是19世纪的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体系,是1.0版本;而今天的新自由主义则是美国的全球化,是2.0版本。

　　当时拉美是世界上最开放的经济体。拉美成为初级产品和资源的出口国,同时又是英国等国的出口市场,拉美就这样被编织进了19世纪版本的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体系下。在国外廉价商品的冲击下,民族工业基本没有发展的可能性。英国通过投资、贷款、贸易等方式,逐渐控制了拉美国家的经济,将拉美国家大部分的公用事业、石油、硝石、铁路、港口控制在手中。

　　美国作为后起之秀,在1823年宣布了“门罗宣言”,宣称“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反对欧洲列强干涉美洲事务,意图由美国主导美洲事务。但由于此时美国实力不济,只是口头反对欧洲列强,并无实质性的举动。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后,奴隶制度被废除,进一步扫除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美国国力快速增长。

　　1898年美国与西班牙爆发战争,美国胜利。列宁称这次战争为世界上第一场为重新瓜分殖民地而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此战之后,美国开始大范围介入拉丁美洲事务。美国一手持美元投资和自由贸易,一手持战争大棒,在拉美迅速扩张。

　　从1898年至1932年,美国对墨西哥、古巴、多米尼加、巴拿马、大哥伦比亚、海地、萨尔瓦多、尼加拉瓜等国进行了34次武装干涉。

　　1914年,美国在拉丁美洲的投资达到英国的45%,而在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已经不相上下。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衰落,美国崛起。1929年,美国在拉美投资达到54.29亿美元,与英国的58.89亿美元相差无几。

　　1929年,对外贸易领域,美国在拉美20国进出口总额比重分别高达38.7%和34%,超过了英法的总和。

　　美国公司在拉美大规模扩张,控制着中美洲的香蕉、咖啡生产,霸占了洪都拉斯20万公顷土地,垄断了铁路、港口、航运、电力、制造业、出口贸易部门,并拥有关税、运输、电讯等特权;霸占了危地马拉1/4国土、3个大港口,并垄断铁路、电力公司,完全控制了危地马拉经济;垄断着古巴制糖业和铁矿;控制着哥斯达黎加香蕉、铁路、电力、采矿、对外贸易;垄断着巴拿马运河,铁路;在秘鲁、圭亚那、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等国建立大型矿场;控制着巴西的橡胶;美孚石油公司在哥伦比亚取代了英国公司,1922年美孚石油公司进入玻利维亚,与英荷壳牌石油公司发生格兰查克战争。

　　墨西哥从1917年开始主张实行国有化措施,摆脱美国的经济控制,但是直到30年代才部分实现计划。

　　1910年,美国在墨西哥的投资达10亿美元,比墨西哥本国政府投资还多33%。1912年,美国控制了墨西哥矿产的78%,钢铁企业的72%,石油开采的58%。美国还控制着大批甘蔗、咖啡、棉花、橡胶、染料、龙舌兰的种植园,占有的土地等于其他国家在墨西哥占有土地的一半。

　　1917年,卡兰萨政府颁布《1917年墨西哥宪法》,规定一切土地、水流、矿藏属于国家所有,对于外国垄断资本进行限制。此举激怒了美国政府,美国积极推动反墨势力。1920年5月墨西哥发生政变,卡兰萨被枪杀。

　　继任的奥夫雷贡政府起初也拒绝美国的要求,坚持国有化。但是最终不得不妥协,签署《布卡雷利协定》,规定美国公司和个人在新宪法生效前(1917年5月1日)在墨西哥所购置的产业不适用于《1917年墨西哥宪法》。

　　1924年继任的卡列斯政府,起初也力图贯彻1917年宪法,为此起草“石油法”,规定新宪法生效前在墨获得的油矿租借期为50年。美国又积极支持墨西哥的叛乱活动,最终迫使卡列斯政府于1928年宣布承认外国石油公司的石油开采权。墨西哥政府的国有化政策失败。

　　1934年,国民革命党左翼人士拉萨罗·卡德纳斯当选总统。卡德纳斯政府对内实行土地改革,对外支持西班牙共和国反法西斯战争。1937年,卡德纳斯政府将铁路收归国有,1938年又决定将石油收归国有,其中包括17家美国和英国石油公司,并给予这些公司部分赔偿。

　　此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国际形势紧张。为了能在战争期间有一个稳定的拉美后院,为了抵消100万在拉美的德国侨民(其中超过10万是纳粹党员)的影响力,美国罗斯福政府改变了其前任的“大棒政策”,采取“睦邻政策”。在经历了近4年的谈判之后,美国政府同意了墨西哥的赔偿金额,同意了墨西哥的国有化政策。

　　1937年,玻利维亚政府把美孚石油公司收归国有。美国没有进行武装干涉。不过美国也中止了对玻利维亚的经济和技术援助。经过谈判,玻利维亚政府支付了赔偿金。

　　墨西哥和玻利维亚的国有化,是历史上美国政府第一次同意外国对美国公司国有化。此举使得拉美各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积极支持美国。如果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威胁,美国政府不可能允许墨西哥和玻利维亚政府的行为。

　　美国的“睦邻政策”并不是真正的“和平共处”、“平等互利”。美国学者托马斯·帕特森说:睦邻政策改变的不是美国称霸拉丁美洲的目标,而是确保这种霸权的方法,睦邻政策意味着新的策略,而不是目的。

　　美国的“睦邻政策”放弃了赤裸裸的武装干涉,但是却并没有放弃间接干涉。1933年,美国政府通过军事威胁等手段,干涉古巴,迫使起义成功的圣马丁政府垮台,扶持门迭塔亲美政府成立。1934年,美国大使参与谋杀了尼加拉瓜民族英雄塞萨尔·桑地诺,扶持独裁统治者索摩查上台。今天尼加拉瓜的进步组织“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便是以桑地诺的名字命名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于1979年推翻索摩查家族的独裁统治。

　　美国通过《克莱顿计划》、《第四点计划》,在拉美大力推行“自由贸易”、“自由投资”、“自由企业”,通过这些方法控制拉美国家的资源、产业和公用设施。签订《第四点计划》的国家,必须保证美国公司有“国民待遇”或“超国民待遇”,保证投资者有任意抽回资金和利润的自由,保证美国公司不被国有化,或者在实行国有化时候给予优厚的补偿。

　　到了50年代,美国控制了拉美石油产量的60%,炼油业的50%以及几乎全部的石油产品;控制了拉美铜生产的90%;控制了巴西、委内瑞拉、智利、秘鲁、古巴的铁矿开采,拉美的铁矿砂几乎全部运往美国;控制了墨西哥的锌和铅,古巴和巴西的镍,古巴的金和巴西大部分的金。

　　美洲大陆的电话公司、水电公司、航空公司几乎全部为美国控制。

　　农业上,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和糖公司几乎控制了拉美的咖啡、可可、香蕉、甘蔗的生产和出口。联合果品公司成为拉美国家的“国中之国”。

　　作为初级产品的出口国,拉美各国经济长期为国际资本所垄断操纵。经济极易受国际市场左右,处于依附型地位,缺乏经济独立。比如,1929年至1933年美国“大萧条”期间,拉美受到极大冲击。1932年的出口总额比1929年下降了63.4%。

　　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迫使资本主义国家相继采取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经济措施。在此前后,苏联的国家计划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拉美各国为了实现国家的独立和富强,开始主张国家干预经济。

　　阿根廷、乌拉圭、智利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道路, 上世纪50年代拉美各国开始大规模展开。进口替代的含义是摒弃之前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主张国家干预经济,通过限制某种工业产品的进口,限制外资,刺激和保护弱小的民族工业,以此促进本国的工业化。这样的国家发展战略明显不利于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利益。

　　与此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社会主义运动和第三世界民族解放浪潮的兴起,鼓舞了拉美人民。拉美独立之初,继承了殖民地时期的大地产庄园制度、社会等级制度、专制主义传统,各国内部的种族歧视问题非常严重。直到1974年,1%的拉美农户占有62.2%的土地,76.3%的农户占有4.5%的土地。直到今天,拉美仍旧有1亿多非洲人后裔的贫困群体,数千万的印第安人仍旧处于社会最底层。在这样的背景下,拉美人民迫切要求参与到社会的变革当中,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关系。

　　一些进步的资产阶级政府代表了人民的要求,他们主张走工业化道路,建立起独立的民族经济和国内市场,改善劳资关系,进行土地改革,对一些产业实行了国有化,削弱国内寡头阶级势力。在对外政策上,有意无意地举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旗帜。

　　危地马拉、阿根廷、巴西、玻利维亚等国在这一时期实行了一些国有化、保护民族产业的措施。这些政策一方面触犯了国际帝国主义的利益,一方面触犯了国内利益集团的利益。此时的美国正处于二战后的扩张期,力量强大。据不完全统计,从1948年到1958年,美国在拉美策划的政变和颠覆活动达16次之多。因此这些实行改革和国有化的政府,无一例外都被美国直接或者间接干涉,统统下台。改革和国有化政策大多数都失败了。危地马拉是其中最知名的例子。

　　美国对拉美的剥削、压迫、军事干涉,激起了拉美人民极大愤怒。50年代后期,《纽约世界电讯与太阳报》登载,“怒火燃烧着拉丁美洲⋯⋯美国佬从加勒比海到合恩角到处受到攻击”。

　　1958年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出访拉美八国的经历就是最好的写照。拉美人民掀起空前强大的反美示威。尼克松刚到加拉加斯机场,首先看到的便是大字“再见,尼克松,我们不留你”。当他的汽车经过街道时,唾沫、棍棒、石子、烂水果、鸡蛋、垃圾全都投向汽车。汽车玻璃全部粉碎,车上的美国国旗也被撕掉。警察释放催泪瓦斯驱散抗议的群众,才把尼克松救出重围。

　　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这是拉丁美洲历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动摇了美国的霸权,极大了鼓舞了拉美人民。

　　美国占有着1/5的古巴土地,武装力量和警察驻扎在古巴境内,并在关塔那摩拥有海军基地。美国资本操纵着古巴糖产量的40%,操纵着电力、电话、铁路、港口、海运、进口石油,以及主要矿产的开采。

　　古巴对外国资本和产业进行国有化,进行土地改革,接管全部私营银行,建立国家银行,实行社会主义改革。

　　古巴国有化的做法触犯了美国的经济利益,其所实行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做法更是打痛了帝国主义。1961年4月17日,美国雇佣军入侵古巴,但是被击败。这是美国对拉美百年来侵略活动的第一次失败,极大鼓舞了拉美人民。

　　1960年代中期,美国介入越南战争,落入越南战争的泥淖。美国国内也掀起了黑人民权运动、反战运动。美国内外矛盾重重,力不从心,被迫进行战略调整。

　　此时,苏联在世界各地积极扩张,西欧、日本迅速崛起,中国所倡导的第三世界国家也渐渐崛起。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拉美各国的民族运动兴起,掀起了一场国有化高潮,其中包括秘鲁、玻利维亚、智利、委内瑞拉、墨西哥、厄瓜多尔、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圭亚那、牙买加、巴拿马、巴西等十几个国家。国有化的范围以石油、采矿、铁路、电力为主,还涉及到金融业、制造业、农牧业、渔业和服务业等部门。十多个拉美国家相继把外国公司控制的石油、铁、铜、铝土等工矿企业收归国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拉美几乎所有电站都为外资控制;1975年,该地区80%的发电量为国营公司控制。

　　这些国家国有化的主要措施有:限制和收归租让土地;通过参股办法,逐步收回外资企业的全部或部分股权;通过赎买、征收、没收的办法,将外资国有化。

　　从1960年至1976年,拉美有198家外国企业被收归国有,其中美资企业158家,英资企业8家。

　　不过即使有了如此大规模的国有化运动,至70年代中期,美国垄断资本依旧控制着拉丁美洲1/5的国内生产总值、1/3的工业生产,经营着1/3的对外贸易。

　　此次拉美的国有化浪潮也有反复。如,推行国有化的智利、玻利维亚等政府被推翻。新政府上台后,又实行了私有化政策。但是从整体上来讲,此次国有化的成绩是巨大的。

　　拉丁美洲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进口替代国有化道路,1950年代大范围展开。进口替代战略为拉丁美洲带来了一定成就,但是到了70年代,各国的发展基本上都遇到了瓶颈,出现结构性的危机。

　　拉美各国工业化比欧美晚,因为技术质量问题,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国外市场非常有限。同时,拉美大多数国家都是小国(巴西除外),人口有限,国内市场也非常有限。狭小的市场,阻碍了各国工业化的利润和资本积累、技术更新、产业升级,阻碍了生产的扩大,因此也阻碍了就业人口的增长,增加了社会矛盾。中国这样的大国,在被国际封锁的30年间,可以建立起门类齐备的国民经济体系,但是拉美各国却不具备这样的基础,其发展模式依旧是依附型的经济。

　　为了发展工业,拉美建立了区域经济一体化体系,互通有无。1972至1973年,各国间互惠贸易额达到对外贸易总额的13%,与美国、欧洲、日本的贸易额仍旧超过60%。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对拉美经济的贡献仍相当有限。

　　拉美的农产品出口1974年占出口总量17.4%,原料商品出口1975年占80%,据此判断,1975年的工业制成品出口仅为3%左右。为了工业化的发展,必须从国外引进技术、装备、材料,所需要的外汇来自两个渠道,一是农产品、矿产品出口收入,二是国际贷款和援助。

　　1973年,拉美地区的贸易赤字达到2.37亿美元。因为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的影响,石油涨价,1975年贸易赤字达到99亿美元。除委内瑞拉、玻利维亚等,拉美大多数国家都需要进口石油。在贸易赤字的情况下,拉美各国的目光投向了国际贷款。

　　1970年代之前,拉美各国的贷款主要来自其他政府、世界银行、IMF、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这些贷款虽然附有政治经济条件,但是贷款周期长、利息低。进入70年代,在美国的间接干涉下,这些政府和机构大幅削减对拉美的贷款,迫使拉美各国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商业银行的短期贷款。

　　1972年,美国政府推倒布雷顿森林体系。因为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元在国际上的信誉遭到极大威胁。但是紧接着,美国操纵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石油价格暴涨,世界对美元的需求暴增。美国以石油、军事等作为基础,建立了美元的霸权体系。

　　中东各国获得了大量石油美元,按照秘密协定,他们将这些美元输送至美国华尔街,然后,华尔街投资银行又以短期贷款的方式将美元借给拉美等第三世界国家,拉美等国家再将美元输送至中东等产油国家,中东产油国再将美元输往华尔街。由此建立了石油美元大循环。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得到了美元和利润,拉美等国则欠下了大批债务。

　　国际资本一边是掠食者,一边还扮演着救世主。因为拉美各国企业急需美元,国际资本便要求各国政府给外债以优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政府为其做担保。结果私人外债变成了政府外债,资本家的外债变成了国家和公众的外债。

　　从1975年至1982年,拉美国家欠商业银行的贷款以每年20.4%的速度增长。外债规模从1975年的750亿美元,增加到1982年底的3312亿美元,占该地区GDP的50%以上,相当于当年出口(875亿美元)的3.8倍。

　　拉美各国还本付息的支出速度更快,从1975年的120亿美元,增加到1982年的660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出口收入的75%。1982年到1985年,又支付了1060亿美元的利息。

　　出口增长速度大约为12%,而外债还本付息增长速度高达24%,再加上每年进口工业技术、设备等的支出,拉丁美洲各国实际上已经失去还债能力。

　　此时,美联储开始多次调高基准利率。从1979年9月的11.25%,提高到1981年6月的19%。1982年8月,拉美债务危机爆发。

　　债务危机爆发后,拉美11个主要债务国组建了卡塔赫纳集团,期望根据“以发展促还债”的方式与债务国直接谈判,而不是采取消极的紧缩经济、迫使债务国牺牲的方式来解决债务问题。但是遭到拒绝。

　　美欧等债权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牢牢掌握着主动权,从1982年至1989年共提出三个处理方案,其核心都是新自由主义。在美欧等国家的强大压力下,拉丁美洲各国(除古巴外)被迫吞下了新自由主义的改革苦果。1984年,世界银行史上出现了第一次在贷款给一个国家时要求对方必须按照新自由主义进行经济改革的怪现象——墨西哥不幸成为了第一个,其他拉美国家则紧随其后。在此后的苏东剧变、东南亚金融危机中,这种情形又再度上演。

　　拉美成为世界上新自由主义实践得最为彻底的地区。这给拉美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拉丁美洲年均增长率为5.5%至6%,而80年代年均增长率仅为1%,被称为拉美历史上失去的十年。90年代,拉美借助世界性的原材料上涨,增长率上升到3.3%,但是也未达到70年代前的水平。

　　上世纪60年代,拉美失业率为4%,80年代失业率为7.5%,90年代至新世纪初失业率为9%。

　　1970年,拉美家庭贫困率为40%,1980年为40.5%,但是1990年上升到48.3%。贫困人口1980年1.359亿人,1990年增加到2亿,2003年增加到2.26亿人。其中阿根廷表现得更为突出,1970年,阿根廷家庭贫困率只有8%,但是到了2002年却增加到51%。

　　在此期间,拉美各国平均通货膨胀率急速增加:1983年由两位数增加到三位数,1990年达到1185.2%,1991年至1994年保持三位数起伏不定,1993年反弹至876.6%,1995年至1998年降至两位数。

　　依靠通胀对拉美国家及民众财富的掠夺,大规模的私有化也开始了,随之而来的是外资直接投资在拉美几个大国增加尤为迅速,1990年至2003年,墨西哥增加3倍,巴西增加5倍,阿根廷增加9倍。其中超过40%的外资直接投资都是用于并购拉美的大型企业、资源。1991年至1996年,外资直接投资中用于并购的资金比例在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分别为38.9%、44.1%、15.6%;1997年至2002年,比例分别为82.3%、58.5%、42.6%,大量企业产权转向跨国公司。

　　1990至1999年,拉美500强企业中,外资企业由1990至1992年的149家增加到1998年至1999年的230家,销售额从27.4%上升到43.0%。国有企业则从87家减少到64家,销售额从33.2%减少到18.8%。同期,拉美制造业100强企业中,外资销售额从53.2%增加到62.7%,国有企业则从 4.2%降至1.2%。此外,1998年至1999年,拉美出口企业中,外资企业出口额占43.2%,国有企业仅仅占24.1%。外资企业重新占据了主导地位。

　　在金融自由化的大背景下,1980年至1990年,拉美的净流出资金超过2000亿美元。与此同时,1990年的拉美各国还欠着4430亿美元。拉美各国承担了私人资本的巨额外债,拉美各国的私人资本却投资到国外。

　　在吞下新自由主义的药方之后,拉美又发生了三次大的金融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的巴西货币危机,2001年的阿根廷经济危机。恰好是拉美三个最大的经济体,又一次重创了拉美经济。

　　社会矛盾激化、贫富差距悬殊,国家经济极度依附外国资本⋯⋯新自由主义及其私有化政策的灾难性后果,导致拉美各国相继爆发了反对新自由主义、反对全球化的群众性运动。墨西哥萨帕塔农民起义,巴西无地农民运动,阿根廷拦路者运动、敲锅运动,玻利维亚的饮用水战争,秘鲁、危地马拉等国的反私有化运动等,此起彼伏。

　　1999年,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当选总统。由此开始,拉美一些政府或者开始公开批判新自由主义,或者开始改革新自由主义。

　　温和派的巴西卢拉政府于2002年,又兴建了30多家国有企业,力图重新加强国家在石油、天然气、电力、金融、交通运输等领域的控制能力。

　　阿根廷政府将最大的航空公司重新实现国有化,将美国军火商洛克希德-马丁在阿根廷的子公司圣马丁准将飞机制造厂国有化、养老金国有化,并且计划对石油天然气进行国有化。

　　玻利维亚,莫拉莱斯总统提出“社群社会主义”,又一次将石油、天然气、铁路国有化,这是该国历史上第三次国有化运动。他批评前任总统桑切斯的私有化,将价值约2500亿美元的国有资产以30亿美元的价格卖给外国公司,外国公司在其中占有82%,玻利维亚只占有18%。莫拉莱斯承诺在2011年他任期结束之前,要重新分配共2000万公顷的土地,包括现在私有的但被认为是“闲置的”土地。他在联合国论坛提出富有印第安文化色彩的“十诫”,其中包括结束资本主义,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世界等。

　　尼加拉瓜,奥尔特加领导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于2007年重新执政。他反对新自由主义,计划将电力公司进行国有化。

　　厄瓜多尔,科雷亚总统也声称要建设“21世纪社会主义”,2010年7月颁布一项法律,旨在加强国家对石油产业的控制,为将不遵守规定的私营石油企业实施国有化铺路。

　　这些政府的措施,是对新自由主义的一次集体纠偏。

　　但由于长期以来遭受政变、颠覆的干扰,经济牢牢被外资掌控,拉美各国发展严重依赖原料产品出口,国内始终没能建立独立、健全的工业体系,至今,拉美各国依旧是依附型经济,极易受国际市场影响。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拉美经济也深受拖累,复苏脚步至今步履蹒跚。据拉美经委会2010年1月统计数据,安第斯共同体出口中原料所占的比例从2008年的81%增加到2009年的82.3%,南方共同市场从59.8%增加到63.1%,玻利维亚达到92.9%。经济大国巴西出口中原料所占的比例从2003年的48.5%增加到2009年的60.9%。因此,此轮拉美国有化浪潮效果还有待经济复苏过程中的检验。

　　在全球化的社会,中国不可能封闭起来。作为后发国家,我们需要引进外资、引进技术,在这一过程中吃点亏、交点学费也是正常的。但是我们必须保证大方向,是我们在利用外资,而绝不能最后演变成外资控制我们。拉美的私有化与国有化之争已经清晰地说明,这不是简单的经济领域的交锋,而是国家主权之争。一个丧失了主权的国家,是没有能力保护本国企业(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和本国劳动人民的利益的。拉美地区已经为此付出了惨痛的巨额学费,现成的教材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不应也不能再为此交学费了!

　　新中国成立后,在西方帝国主义的封锁下,中国依旧顽强建立了自己的工业体系;30年来的改革开放,经济的高速发展,进一步健全了我们的工业体系。因此,与拉美依附型经济始终受制于人不同,中国有不重蹈覆辙的坚固基础,只要我们自己不折腾,牢牢记住苏东剧变之殷鉴,在拉美(小国)和前苏联(大国)身上发生过的悲剧就不会在中国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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