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从“下里巴人”变为“阳春白雪”

黄小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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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莎士比亚环球剧场内部。

　　一

　　四百年前的莎士比亚与今天的莎士比亚有着很大的差别：当年的莎士比亚戏剧是大众娱乐的手段，而不是今天的高雅艺术。莎士比亚创作那些戏剧也不是为了流芳百世，而是为了赚钱谋生。上演他作品的“环球剧场”是一个普通层次的剧场，票价相对低廉，观众也多是劳动人民。他们工作一天之后，到剧场中休闲娱乐，为精彩的故事喝彩，就像在酒吧饮酒一样，获得一种乐趣。因此，在莎士比亚戏剧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粗俗的玩笑、侮辱性的骂人语言、具有轰动效应的剧情等等。这些可能都是为了迎合大众娱乐的口味，达到娱乐大众的目的。

　　莎士比亚变成今天的莎士比亚，有一个逐渐“圣化”或“经典化”的过程。他的竞争对手曾经嫉妒他的成功，骂他是“暴发户”。在那个时代，他并不比其他剧作家更出名，只有少数同行称赞他是奇才，认为他虽未上过牛津剑桥，甚至没有高等教育背景，但对人性有深刻洞见。本·琼生（Ben Jonson）说，莎士比亚“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世世代代”。17世纪的戏剧家、批评家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称赞莎士比亚作为当代作家并不比古人逊色，其成就可与古希腊、罗马最优秀的作家相媲美。“他天赋学识，能直观宇宙万物，无须博览群书以知自然。他只需内窥其心，即可发现宇宙真理”。

　　然而，在18世纪之前，没有人把莎士比亚当成“神”，在演出过程中，他的剧本被改编、删节、篡改，那种随意的态度在现在是不可想象的。但是也是在18世纪，著名诗人亚历山大·蒲伯（Alexander Pope）和评论家爱德华·杨（Edward Young）称赞莎士比亚拥有巨大的独创性，认为他的想象力没有局限，而是体现了宽广的包容性。他刻画情绪的欢愉与愤怒，人性的伟大和可笑，脾性的圣洁和虚伪，包括最强烈的激情和最无聊的感受。著名学者、辞典编撰家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反对法国评论界指责莎士比亚违反“三一律”，认为正是因为他超越了古典戏剧的常规，才能够更加自然地反映人性的复杂与多样性。他所反映的是普遍的人性和普遍的真理，不受某个特殊地区的风俗习惯的限制，不受一时风尚和一度流行见解的局限。

　　莎士比亚的“神化”和“圣化”过程在19世纪才得以真正完成。正是从浪漫主义时期开始，莎士比亚成为名人专题演讲的对象，这些名人包括柯尔律治、赫兹利特、兰姆、德昆西等。1828年，伦敦大学学院设立“英国文学教授”一职，第一任英国文学教授托马斯·戴尔也加入了专题演讲的行列，说明莎士比亚已经进入了学校教育，成为大学课堂的一部分。

　　在19世纪中期，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称莎士比亚为“诗圣”、“诗人英雄”，认为他像其他领域的英雄一样，有高于生活、高于一般人性的伟大，因而受到了社会的顶礼膜拜。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认为，莎士比亚具有轩昂的气宇，是一座高不可攀的“山峰”，在文学上已经达到无人可及的高度：“把九重天作为他的家园”。随着宗教的衰微，阿诺德认为文学将取代宗教成为世界的精神寄托，而莎士比亚作品由于对“人类灵魂必须忍受的一切苦痛，一切阻碍人的弱点，一切折磨人的心酸”的无双表现，将具有精神向导的意义。A.C.布拉德利（Bradley）揭示了莎士比亚悲剧人物的外在冲突与内心冲突的关系，认为其震撼力来自这些高大的主人公的“毁灭”，以及他们在终极力量面前的“无力感”。他的深刻而专业性的分析深深影响了20世纪的莎士比亚研究。

　　20世纪的莎士比亚研究更加深了这位诗人戏剧家的神秘化。莎士比亚变成了一个精英文化、纯文学的代表，被用来承载了更多的英国价值和文学价值。他变得博大精深，深不可测，非一般人能够完全理解和把握，因此似乎与一般大众读者形成了很大的距离。虽然电影和剧场仍然在上演莎士比亚，但是他似乎与大众文化没有太多关系。相反，他代表了一种高雅，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纯学术的兴趣

　　从这个简短的历史回顾，我们可以看到，莎士比亚在过去四百年中经历了一个他称之为“沧海之变”的发展过程，由“下里巴人”逐渐变成了“阳春白雪”。莎学专家戴维·科斯特·卡斯顿（David Scott Kastan）在《莎士比亚与书籍》（Shakespeare and the Book，2001）中探讨了过去四百年中“莎士比亚何以成为莎士比亚”这个问题，揭示了各种媒介的改编和后世演出的不断添删共同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莎士比亚。因此，莎士比亚是一个历史的建构，如果他今天还活着，他一定会对此感到惊愕。笔者认为莎士比亚在不断地被出版、被演出、被评论的过程中，逐渐从市井走向了大学，由大众走向了高雅，最终被塑造成为一个永恒艺术的化身。
来源： 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