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第四届国际论坛探討爭端解决机制

成舍我

由香港「一带一路」国际研究院（研究院）主办的「一带一路」第四届国际论坛昨日在港举行，邀得来自本港、內地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专家学者、法官和企业家，围绕「一带一路」爭端解决机制作主题演讲並热烈討论。多名主讲嘉宾指出，香港拥有较为完善的司法体系和丰富的处理国际爭端经验，相信能为「一带一路」爭端解决机制的建设，发挥特殊的功能和作用。

论坛昨早于旺角帝京酒店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贺荣、中联办法律部部长王振民、香港特区政府「一带一路」办公室「一带一路」专员蔡莹璧等出席並担任主礼嘉宾。

贺荣：设爭端解决机制重要

贺荣致辞时表示，「一带一路」建设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和广泛参与，建设规模、发展速度以及国际影响力都远超预期。「『一带一路』爭端解决机制是『一带一路』法治化的一项重要內容」。她指出，隨著「一带一路」的贸易投资金额和基础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商事领域的纠纷和爭端將不断增多，建立一套合理、高效、公正的爭端解决机制「势在必行」。

王振民：港薈萃东西方文化

王振民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至今，取得了实实在在的进步，已有30多个国家签订合作协议，20多个合作项目正在起动。他认为，爭端解决机制是「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关键部分，各国可以相互学习，並在中国古代文明中寻找解决智慧，而香港东西方文化，相信能为「一带一路」爭端解决机制的建设，发挥特殊功能和作用。

蔡莹璧：已作好充分准备

香港是亚太区主要的解决爭议中心，蔡莹璧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维持普通法制度，拥有法治和独立的司法机构，目前已有超过一万名本地律师和大律师，以及逾1300名来自全球30多个司法管辖区的外国律师，已充分准备好为「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处理法律问题，提供可靠和有效的服务。而香港位于亚洲中心，毗邻內地的战略位置，连同世界一流的基建和设施，亦使香港成为解决国际爭议的最佳选择，特別是解决內地有关爭议。

为投资者提供法律保障

「一带一路」国际研究院院长王贵国认为，「一带一路」涉及众多国家，爭端解决机制將吸纳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的优点，补充现有制度的不足，充分体现亚洲文化与价值观。研究院副院长李鋈麟则表示，企业在海外投资风险多，有效的爭端解决机制可为参与「一带一路」项目的各国投资者，提供法律保障及爭端解决方案。

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全方位的国际合作是“一带一路”战略的主题和实现方式，其中，投资又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其他各方面的国际合作大多要以投资形式来实现。隨之而来的国际法问题是，在投资者与东道国发生爭议后，投资者可能诉诸投资者—东道国间的国际投资仲裁，人民法院从而可能面临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的问题，而在我国为东道国时，人民法院又可能成为投资者选择的救济管道。因此，《意见》高瞻远瞩地提到要探索司法支持投资爭端解决机制，从而充分发挥司法作用的方法与途径，最终保障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沿线国）间国际投资协定义务的履行。

第一，人民法院可在受理爭端时发挥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已经出现了中国投资者诉沿线国和沿线国投资者诉中国政府的投资仲裁案件，包括北京城建集团诉叶门政府案、黑龙江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等诉蒙古政府案、韩国安城诉中国政府案及马来西亚伊佳兰诉中国政府案。

中国与沿线国间的投资爭端解决机制主要体现为投资者与东道国发生爭端时，通过国际投资协定中的爭端解决条款规定的方法来解决爭端，主要包括协商、东道国司法救济及国际投资仲裁方法。首先中国与沿线国签订的国际投资协定基本都规定，对于任何爭议，如在一定期限（通常为六个月）內未能协商解决，当事方有权將爭议提交接受投资的缔约一方（东道国）有管辖权的法院。基本上都规定某些爭议或任何爭议，投资者可在东道国国內司法救济与国际投资仲裁之间选择其一，极个別的还规定投资者要用尽东道国国內司法救济。高效而公正的东道国法院可能避免高成本的国际投资仲裁，可能成为投资者的首选。因此，人民法院在投资爭端解决中有发挥重要作用的空间。

第二，人民法院可在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时履行职责。国际投资爭端解决机制以仲裁方法最具特色，其为该机制装上了“牙齿”，表现为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中国与沿线国签订的投资协定中一般都规定缔约方应当依据本国法律和法规保证裁决的执行，或者应依据寻求裁决被执行国家领土內关于裁决执行的有效適用的法律法规进行。目前对于我国来说，此法律应该包括2012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和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

个別条约（中国—捷克斯洛伐克BIT）规定每一缔约方应根据《纽约公约》执行专设仲裁庭的裁决，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加入《纽约公约》时的商事保留（即承诺承认和执行的商事仲裁裁决不包括对投资者—国家间投资爭端的仲裁裁决）要让位于该BIT的具体承诺，即人民法院在承认和执行依该条约作出的仲裁裁决时，要依据《纽约公约》第5条列举的法院得以拒绝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的七项事项进行审查。最高人民法院规定被执行人的住所或財产所在地的中级法院受理和审查申请承认和执行的仲裁裁决，如果认为没有上述情形，应当裁定承认其效力，並依照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式执行。

第三，人民法院可成为《华盛顿公约》要求的指定机构。《华盛顿公约》规定仲裁裁决只受该公约体制內的救济和挑战，缔约方必须承认整个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而执行仅是执行裁决中的金钱义务，该公约並未要求执行的具体方式，只是规定执行应受要求在其领土內执行的国家关于执行判决的现行法律的管辖，而且，执行受限于被申请执行地国家现行的关于该国或任何外国执行豁免的法律。但《华盛顿公约》第69条还是要求缔约方对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进行相应的立法或其他安排，这可能也是我国立法和司法机构需要考虑的问题。

为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每一缔约国应將指定的主管法院或其他机构以及隨后关于此项指定的任何变动通知秘书长。与我国签订的投资协定中规定有ICSID仲裁的一些沿线国已將指定通知瞭解决投资爭端国际中心，例如，沙乌地阿拉伯、以色列、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日本、罗马尼亚。这些国家分別指定一个或多个法院作为承认和执行ICSID仲裁裁决的主管法院。我国在1993年批准《华盛顿公约》后一直没有进行指定，因此建议我国指定最高人民法院或被执行人的住所地或財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作为指定法院。实际上，无论是作为母国法院或东道国法院，还是第三国法院，人民法院都可能面对被申请承认和执行ICSID仲裁裁决的情形，因此，有必要指定主管法院，这也是履行条约义务、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相关纠纷的仲裁解决的需要。

第四，人民法院可通过国际司法合作及参与规则制定促进“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建设要求多领域多层次的国际合作，当然包括国际司法交流与合作。为此，除了双边互动外，人民法院还应借助多种国际平臺，与国际投资爭端解决机构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司法机构进行经常性的密切交流与合作，瞭解国际投资爭端解决机构如何作出仲裁裁决、外国法院如何审理国际投资爭端及如何执行国际投资仲裁裁决。由于各国执行判决的程式法及主权豁免法不同，研究和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也很有必要。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2015年的《世界投资报告》，国际投资协定的发展趋势已经从BIT转向了区域投资协定，这一趋势也预示了中国与沿线国间投资协定的未来发展趋势。人民法院除了发挥司法职能外，还应从司法实践出发，积极宣导和参与现有机制的完善及未来区域投资协定的订立，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尤其是其中的投资爭端解决条款，以改变现行国际投资仲裁体制整体上存在的不公正现象。

“一带一路”战略需要国际法治与国內法治共建，因此，与时俱进的国际投资爭端解决机制及我国国內司法的完善都是题中应有之义。人民法院的参与必定会为“一带一路”建设做出重大贡献。“一带一路”战略具有重大的政治和经济含义，而法律將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提供制度保障，其中，人民法院的司法服务和保障功能又是重中之重。

根据新华网、大公网等综合採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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