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一带一路」优势

成舍我

財政司司长曾俊华指出，香港拥有完善、公平和高效的市场，资金充裕，加之法制和市场制度跟国际接轨和「一国两制」的优势，相信香港有足够的经验和条件，成为「一带一路」基建融资、商务物流及旅游中心。

曾俊华昨日出席研討会时表示，「一带一路」涵盖很多新兴市场，对香港来说是难得的巨大机遇，可以在未来几十年成为香港与全球经济发展动力。他相信，香港可以与「一带一路」沿线的经济体互补所长，合作寻求共同发展空间，將机遇转为实际的经济效益。

香港若要把握机遇，曾俊华认为必须深入瞭解这些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背景。他在去年及今年率领商界代表团访问了匈牙利、波兰、德国及哈萨克斯坦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跟当地政商界共同探討合作商机，让香港商界亲身瞭解不同地区发展潜力。

9月起，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下称亚投行）將启动新成员资格申请审议程式。如无意外，已正式向其提出申请的中国香港，將以非主权成员身份加入。

这將成为香港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标志之一。在此之前，除了制度、融资配套环境好等优势外，对香港將採取哪些措施参与“一带一路”，从政府到业界，均未有清晰路线图。

从今年初开始，在经济领域奉行“积极不干预思维”的香港，已开始著力从政策层面缓解这种尷尬局面：

今年1月，在香港特首梁振英发表的新一年施政报告中，共计42次提及“一带一路”及香港政府將採取的配套政策，包括建立“一带一路”督导委员会、设立10亿港元相关奖学金等。

截至8月底，包括修订《税务条例》及设立基建融资促进办公室等相关政策，先后成功落地。

积极行动来源于现实的压力。出口不振、私人消费信心不足的整体经济态势下，今年香港经济或將仅录得1％左右的增长，低于去年的2.4％及过去十年平均3.4％的增幅。把握“一带一路”等机遇为经济注入新活力，已成为香港的现实需要。

8月17日，中央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召开。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金融支持体系，是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结合实践来看，“一带一路”建设的金融支持集中于资金融通、保险服务与服务创新三个方面，均是香港的传统优势。

对香港在这一事关全局的政策中將扮演的角色，各方仍抱有较大期待。

“基建办”谋略

据亚洲开发银行（下称亚开行）推算：2020年之前，在作为“一带一路”主要涵盖地区的新兴亚洲经济体，其基建专案涉及的资金需求每年为8000亿美元左右。政府性投资外的大部分资金缺口，只能通过其他管道填补。

中国正在通过多种方式满足一部分资金需求。但从其对外基础设施的投资现状看，投资主体仍由大中型企业为主，工程总承包居多，权益投资比重较小。且主要通过国开行及中国进出口银行进行贷款，通过专案在境內外发行债券较少。

这是香港值得把握的机遇。

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美国与欧洲的银行，已將银团贷款、专案融资方式与策划技术带入香港。时至上世纪80年代，香港已开始成为亚洲银团贷款中心——当时中东石油国家开始大规模基建，中标者往往是日本及韩国的建筑公司或財团，它们在香港委託银行融资，不少银行获利颇丰。

时至今日，香港特区政府財政司司长曾俊华指出，“一方面，亚洲地区对基建的需求庞大，有助推动香港成为该类基建专案的投资和融资枢纽；另一方面，来自世界各地的资金，也会透过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的网路，寻找合適的投资机会，为金融和其他专业服务，带来难得的黄金机遇，如融资、风险管理、资产配置，以至法律、建筑和工程管理等多方面。”

7月上旬，经由本年度香港《財政预算案》提出、预热近半年的香港基建融资促进办公室(Infrastructure Financing Facilitation Office,下简称IFFO)，正式揭幕成立。自中国推动“一带一路”政策以来，这是香港特区政府为把握这一机遇所落地的第一项具体措施。

IFFO的具体职能，包括提供资讯交流和经验分享的平臺；提升基建投融资方面的技能和知识；推广市场及产品发展，以及促进基建投融资活动。金管局副总裁余伟文担任首任办公室主任，顾问则分別为利丰集团荣誉主席、冯氏集团主席冯国经，以及GE公司副董事长庄睿思(John G. Rice)。

“今天，我们开始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在出席IFFO成立仪式时，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陈德霖解析称，IFFO將“汇聚主要市场参与者、互相交换资讯和分享经验、促进更多资金投进‘一带一路’地区”。

冯国经在IFFO成立仪式后接受《財经》(博客,微博)记者採访时表示：作为重要的国际金融枢纽，“一带一路”政策將为香港中小企业带来重大发展机遇。而IFFO能为不同的基建专案提供融资平臺，相信將有助于香港经济和就业的长远发展。

IFFO並不担任投融资角色，亦不进行交易配对，而是扮演“媒人”及“培训师”，促进基建投资及融资活动，性质类似財资市场公会。“这正好发挥香港作为亚洲首屈一指的商贸和金融中心的作用，也是香港‘向来优而为之的专长’。”陈德霖称。

与內地相比，IFFO目前在政策手段的种类及力度方面，均有所不及，这与香港的“小政府”体制有关。但在香港多位金融业界人士看来，香港做事自有其特点，不能简单地以內地标准来衡量政策实效。

“香港商界相对偏左，大家都知道做生意回应国家號召没有错。但在港人开拓精神欠奉，越来越求稳的形势下，要改变纸上谈兵，只得採取类似香港贸发局‘特別加强版’的方式落地。”利丰集团一位研究人员对《財经》记者解析称，“因指向性明确，设立IFFO，不失为是当下一种比较聪明的做法。”

定位为半官方机构的香港贸发局成立于1966年，其主要职能是促进香港对外贸易，以及推动香港作为国际商贸平臺，吸引全球各地企业来香港营商。近年来在內地日益受到关注的香港国际书展，即由其发起主办。

多年以来，香港通过这一类似“探照灯”的机构与政府部门及各大商会合作，实际上形成了一种相对有效的“有导向的自由贸易”体制。不少业界人士预计：IFFO因有金管局居中联络，如也可有效地將资金提供者、专案投资人及专案三方讯息汇聚起来，发掘商机的潜力不容小覷。

就此方面，据《財经》记者初步统计：至8月下旬，已有40多家机构与IFFO签订了合作协议。除汇丰、渣打与中银三家香港发钞行外，IFFO的“朋友圈”还包括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丝路基金、亚开行、中国长江三峡集团、香港贸发局及中电、港铁公司等。

其中，后两者均有在香港以外的亚洲其他地区成功投资运营基础设施专案的经验。

因香港此前已多次表示將加速推动“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或企业在港公开招股，或以发行人民幣债券、伊斯兰债券以及银行贷款等多元化管道进行融资。如何拓展香港的投融资功能，亦已被纳入IFFO近期重点研究专案，其內容包括与银行研究推出基建债券的可行性。

而余伟文则透露称，“为吸引长期投资者参与，可考虑在专案债券中加入保险，或针对成熟专案，通过后面的资金流將债券证券化。”

“IFFO希望通过消除资讯不对称帮助投资者找到好专案。但这种专案能有多少？能否在香港找到可以嵌套进去的融资模式及盈利模式？都会对IFFO构成现实考验。”前述利丰集团研究人员称。

“吸引”亚投行

目前中国与“一带一路”有关的金融机构，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为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及丝路基金等国有机构；第二层次为亚投行和金砖银行，是由中国主导的国际性组织；第三层次则为纯粹的商业银行。

到目前为止，第一、第三层次的不少机构已被IFFO纳入到“朋友圈”之內。但亚投行尚未成为IFFO的合作伙伴，香港亦非亚投行成员。

8月25日，亚投行行长金立群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2016年夏季高峰会上透露称，从今年9月份开始，亚投行將启动30多个国家提交的成员国资格申请审议程式。

因亚投行新成员资格向世界银行及亚开行成员开放，香港亦已正式提交申请。“我相信，很快香港就会成为亚投行的正式成员。”在今年6月举行的亚投行首届年会新闻发佈会上，金立群如此向外界表态。

加入亚投行的香港可与其开展何种形式的合作，是近两年来香港財经产业界的热门议题之一。有专家分析称，香港设立IFFO，便是为加入亚投行铺路之举，借此抢佔 “一带一路”基建融资先机。

“特区正积极与亚投行及中央政府商討，让香港以非主权地区的资格加入，並会爭取亚投行在香港进行集资融资、资产管理及解决爭议等业务。”曾俊华称。

金立群亦曾对香港在亚投行可能扮演何种角色给出过初步定义，“香港债券市场流动性高，可作为亚投行发债的一个主要据点，香港亦可替亚投行进行货幣掉期、资本运作、筹组银团贷款、投资纠纷仲裁等。”

对于香港加入亚投行后可发挥的具体功能，中银香港高级经济研究员王春新则进行过如下划分：

其一，香港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可为亚投行列入支持范围的基建专案提供配套资金，包括专案贷款、银团贷款、发行债券和开发基金等；

其二，香港可为亚投行自身的再融资提供方便，如为亚投行发行以各类货幣计价的长期债券和特別基金等；

第三，未来由亚投行支持、较为成熟的基建专案，还可在香港上市集资及资本运作，为这些基建专案提供后续资金。

香港业界正在努力的方向，並不止于此。由港区全国政协委员成立的香港友好促进会在今年初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就建议应由香港扮演亚投行的財资中心。

从定义来看，绝大部分跨国机构都会设立內部现金、外汇、投资管理中心，以中央集中形式去调配、拆借、管理集团內公司之间的资金，确保资金用得其所，减低借贷成本、提高潜在回报及营运效率。简而言之，財资中心犹如跨国企业的內部银行。

香港財经业界普遍认为：如果亚投行在亚洲区域內设立財资中心，可有助于来自不同国家的拨款、多方投资的资金及多种货幣进行集中的规划和运用。这不仅可以方便“一带一路”专案的资金统筹分配和管理，同时也便于应对不同的市场变化和监管规定，包括现金流、外汇管理、跨境支付、风险和责任控制等。

对財资中心的落户地来说，一方面会对银行、融资、风险管理、税务及法律顾问等服务产生大量需求，能为金融业、商界及专业服务界带来庞大商机；另一方面，因不少跨国机构都会將財资中心与地区总部设在同一地区，亦可为当地发展总部经济注入新动力(310328,基金吧)。

除香港外，伦敦、新加坡等金融中心均在积极竞逐，希望包含亚投行在內，能够有越来越多的企业与机构在参与“一带一路”发展时，將其財资中心落户当地。

新加坡是香港的主要竞爭对手。税制是设立財资中心的考虑重点之一，新加坡的公司税率为17％，香港则为16.5％。此外，新加坡的企业財资中心只需按10％税率缴税，外加多项优惠计画，令应课税率低至10％以下。

与之相比，香港在未修订《税务条例》前，设在香港的財资中心向集团內的海外公司借入贷款，有关的利息支出不可在香港扣税；財资中心向集团內的海外公司提供贷款，所得的利息收入则全数应课香港利得税。

为增强吸引力，香港特区政府在2015年度財政预算案中宣佈將修订《税务条例》。今年5月26日，经过修订的《税务条例》在香港立法会获得通过，修订主要调整了利息扣除规则，亦特別將合资格企业財资中心业务的利得税率减半，算是一种税务优惠。

通过此次税务规则修订，香港希望不仅能吸引亚投行来港设立財资中心，亦希望增加企业来港设立財资中心或区域总部的几率。不管是內地企业走出去还是外资企业进军內地，皆会起到助力作用。

“事实上，財资中心与IFFO同样具‘跳板’的功能。企业若能借助这两块跳板，一方面透过IFFO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基建投融资，另一方面在香港建立企业財资中心管理和调拨资金，相信香港可以帮助跨国企业跳得更远，达至双贏。”在近期一篇有关税则修改的文章中，陈德霖解析称。

根据中新网、大公网等综合採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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