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必须发展自己的国际能力

郑瑟

　　在香港维多利亚港边缘，工人们正在建造一座大型火车站，这里将是史上造价最高的高铁线路之一的终点站。连接香港与中国内地、耗资110亿美元的广深港高铁，意在展示这个半自治的特别行政区与祖国的融合。

　　然而，这个预算超支的项目工期不断推迟，它可能预示着这个全球金融中心未来将面临深层次困难。在因为技术问题和成本超支造成延误后，这条26公里长的连接香港与深圳的铁路将遇到更多问题。该铁路原定于2015年通车，但现在看来在2018年末之前不会投入运营。

　　广深港高铁和其他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宗旨是确保香港的地位，使其成为中国南方沿海广袤且富有的珠江三角洲的一个枢纽。目前正在修建的长30公里的跨海大桥和隧道——连接香港与博彩中心澳门和内地城市珠海的港珠澳大桥项目，也受到成本超支和工期延误的困扰。

　　为了方便铁路旅客出站，香港政府计划在九龙车站内安排内地警察进行边检，就像法国警察在欧洲之星(Eurostar)列车的伦敦终点站圣潘克拉斯车站检查出站旅客。这个提议也许为乘客提供方便，但让香港人担忧，即使在去年内地警方拘留5名香港书商之前就是如此，这5人销售了批评中国执政党共产党的图书。

　　这些明显的绑架行为动摇了香港700万市民以及国际投资者对于香港司法独立和公民自由的信心，北京方面曾保证香港将在1997年回归后50年期间享受司法独立和公民自由。

　　香港书商案体现了人们对内地干预日益加大的愤怒。香港反对派议员发誓要阻碍广深港高铁项目，而不让内地警方在香港市中心执行公务。

　　“对我来说，这是不可接受的，它让香港人民感到担忧，”香港立法会议员梁继昌(Kenneth Leung)表示，“我们不希望与内地融合，因为我们的风格和思维方式不可能融合。”

　　在因为技术问题和成本超支造成延误后，政治反对可能意味着，这条26公里长的连接香港与深圳的铁路将遇到更多问题。深圳毗邻香港。该铁路原定于2015年通车，但现在看来在2018年末之前不会投入运营。

　　对香港而言不幸的是，围绕该市未来的纷争展开之际，正值其依赖内地的经济遭遇香港财政司司长曾俊华(John Tsang)所称的“20年来最糟糕时刻”。

　　“香港确实依赖内地和对外贸易，”新加坡银行星展银行(DBS)驻香港经济学家卢明俐(Lily Lo)表示，“中国经济正在放缓，这是结构性放缓，因此我们不认为它很快会出现V型复苏。没有快速解决方案。”

　　2014年，人口730万的香港的GDP是2910亿美元，人均GDP(PPP)是52,552美元 [对比：新加坡78,958美元，上海29,156美元，北京30,241美元];没有找到深圳的可比数据，但深圳南山区2014年的人均GDP高达49,000美元(如果用PPP算，高过香港)。

　　香港过去十年经济增长速度虽比中国大陆低不少，徘徊在2%到5%之间(2015年为1.9%)，但纵观过去40年，香港经历了制造业带动的经济起飞、从制造业进入服务业主导结构的平稳过渡、新结构下再上升这样三个阶段 。

　　数字也清楚显示，香港经济起伏是外部经济决定的：每每世界经济出现波动——比如1997年的亚洲经济危机和2008年的世界金融海啸，香港都跌个底朝天。但从较长的时段看，香港在自己的制造业转移到中国内地以后，一直依托着中国经济增长的走势向上，特别是享受了“自由行”消费带来的直接收益。

　　其他一些指标，例如百分之三的失业率、百分之四左右的通货膨胀率、政府负债占GDP的比重为33%等，皆显示出，香港经济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属于很健康的，尤其考虑到她已成为一个发达水平的经济体，在如此风高浪急的十年中继续以2-4%的增长率前行，已经很幸运。

　　香港的传统财富支柱(旅游、零售、贸易、金融服务和房地产开发)都受到周期性和结构性低迷的影响，这种低迷暴露了香港对内地的依赖，内地占香港贸易的40%。

　　过去10年，中国内地进一步开放经济，更多的投资者直接与内地开展业务往来，这导致香港丧失了作为一个门户的相关性。香港的集装箱港口在本世纪头10年曾经是全球最忙碌的，现在却滑落至第五名，被上海、深圳和宁波超越。

　　面对空间的严重匮乏、高成本以及获得强大政府支持的内地竞争对手，香港经济可能面临更多下行压力。

　　以前，香港得益于内地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美国的低利率(因为港元盯住美元)。如今形势在逆转，中国正面临一段时期的转型和增长放缓，而美联储(Fed)预计将继续加息，尽管很多投资者认为，美联储不会在2016年加息。

　　预计内地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今年将达到6%左右。在香港，政府预测，如果GDP增长1%至2%，就算幸运了。

　　曾俊华和亿万富翁李嘉诚(Li Ka-shing)都警告称，香港的经济前景比2003年“非典”期间还要糟糕，当年那场疫情导致299人死亡并造成上一次经济剧烈放缓。李嘉诚在香港的业务涵盖多个行业，从港口到房地产，从零售业到电信。

　　零售业是当前这场经济低迷的重灾区。此前，在富有的内地消费者蜂拥至香港购买奢侈品和化妆品时，香港零售销售额曾受到提振。但在2016年头5个月，销售额同比下滑11%，同期内地游客数量减少12%，至1700万人。

　　全球市值最高的珠宝商周大福(Chow Tai Fook)被视为内地对香港奢侈品需求的风向标。在截至6月底的3个月里，该公司在香港和澳门的销售额按年率下滑22%。曾把香港视为摇钱树的其他公司(例如手袋零售商Coach和名表制造商积家(Jaeger-LeCoultre))近来在关店。

　　就连香港的低消费茶餐厅也遭遇了低价面条和奶茶的销售额下滑。人气颇高的茶餐厅连锁翠华(Tsui Wah)在截至3月的一年利润下滑逾一半，至7200万港元(合930万美元)。

　　中国市场研究集团(China Market Research)的董事总经理雷小山(Shaun Rein)警告称，零售骤降不只是中国经济放缓或者中国政府发起的反腐和反铺张运动的结果。他说：“香港对内地人存在敌意，因此在有这么多其他选择的时候，内地游客为什么要去不欢迎自己的地方?”

　　零售、旅游以及交通等相关部门占到香港GDP的35%，雇用着140万人。银行、房地产和交易服务等其他关键经济部门也受到了影响。内地买家兴趣下降导致房价下跌，尽管按房价与收入中位数之比，香港房价仍是全球最贵的。

　　房地产经纪公司世邦魏理仕(CBRE)的投资物业部董事总经理余锦雄(Yu Kam-hung)预测，未来一年里房价可能下跌10%，如今的房价与18个月前的峰值相比已经下跌了10%-15%。一些房地产开发商正在采取激进举措来锁定交易，比如为买家提供银行抵押贷款以外的补充融资来覆盖首付和其他成本。

　　香港另一家房地产公司仲量联行(JLL)的市场研究部总监马安平(Denis Ma)表示：“我们认为这是绝望的迹象，反映出市场的负面前景。”他说，房地产形势在好转之前可能还会进一步恶化，大量新供应仍有待进入市场。他补充称： “许多地块销售在预期区间的低端完成……也就是说开发商对市场前景不那么乐观。”

　　随着北京方面允许国有企业以及民营企业出现一些违约，以求管理可能破坏增长和稳定的巨额债务负担，在内地有敞口的银行开始感受到冲击波。由于在内地遭遇困境，东亚银行[-2.16%](Bank of East Asia)的资产减值损失去年倍增至20亿港元。该行是对内地敞口最大的港资银行之一，最近裁掉了180名员工。

　　香港的失业率高达3.4%，星展银行的卢明俐表示，明年失业率可能上升，反过来让房地产、零售和银行业进一步疲弱，也加剧人们的不满。

　　信用评级机构穆迪(Moody's)表示，“鉴于香港房价高企以及港资银行与内地联系日益紧密，这些银行面临的逆风将让金融体系的资产质量和利润承压，并考验其抗冲击能力”。

　　从经济方面来说，香港政府始终采取自由放任的做法，而港元盯住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意味着香港无法出台自己的货币刺激政策。香港政府出台了一些税收减免政策来促进消费和投资，同时房地产开发商呼吁政府削减非居民印花税以提振该部门。然而，经济学家们表示，此类举措的效果很可能有限。

　　在香港和在大陆的人，为什么都感觉香港经济不行、看不到前途了呢?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我们通常会将香港与新加坡和中国内地(或其中的城市如深圳、上海、广州)做比较;比较的结果就是香港在爬行，新加坡和中国内地的主要经济城市都在猛进。比内地城市经济增值慢，好解释，一句话，发展基数不同。与深圳比，深圳有一个非常棒的方面，就是把高科技、互联网经济搞上去了。这两点，香港根本不是对手，主要在于，从一开始，两者就没有向同一个方向发展。就像一个是世界游泳新冠军，另外一个是帆船赛明星。

　　香港没有庞大的互联网市场是事实，香港政府没有及时投入去发展IT也是事实。还有一个比较，就是把新加坡放进来一起比——从本世纪开始的15年，新加坡把香港甩了一大截，人均GDP竟然高了近50%!为什么?直接与根本的差别，就在新加坡有很强的高科技产业和石油加工工业，而这两个行业的产品在过去十几年间都越卖越贵，新加坡币对美元也越升越有(直到最近才回落了一些，而港币是和美元挂钩的)。

　　与此相反，香港经济越来越依赖旅游，游客还越做越低端(自由行逐渐从中国大都市开放到二三线城市，这里的内地游客消费支出主要在购物，而不是酒店美食和观光，见后面的讨论)，香港话叫做“旺市不旺财”。

　　港口也是，越来越多的是低收费的中转集装箱(从2000年的占总吞吐量的30%增加到2015年的70%)，陆路直运的高收费的生意，以及在香港有开箱物流增值服务的转口贸易箱，都越来越少。一般老百姓未必注意到，世界最大的集装箱码头经营商和记黄埔，其实早在2008年金融海啸之前就把其香港葵青码头的主要股份卖给了迪拜港务集团。

　　也就是说，香港虽以其非常高的效率处理着增加的流量，但每个单位的流量(集装箱)带来的增值却越来越小：城市的主要经济支柱进入了效益递减的通道。这其中间接或称作深层次的原因，就是香港在需要转型发展高科技的年代，没有像“新加坡公司”那样，在政府引导下整体投入并向着新经济转型。不可否认，不论回归前还是回归后，香港政府都没能下决心改变“积极不干预”政策，因为该基本“市策”被认为是香港过去经济成功奇迹的基石之一，直至去年梁振英提出将这个政策调整为“适度有为”。过去这么多年坚持该政策的结果，就是市场(其实就是主要投资者或本地大资本家和财团)不认为香港会在高科技等明日工业中有前景，因为香港是这样一个缺少研发传统的经济体，而这类工业的初期又需要政府大力扶植，于是资本便选择走向中短线回报最好的服务业、旅游业、房地产，以及将大量资金投放到中国内地以及近来的东南亚、越南等地。

　　这样做的后果，有显性的，也有隐性的。先说显性的。

　　香港过去这二三十年，没有再出现哪怕一个新的大企业，但却聚集了大量跨国公司的区域总部(特别是金融和其他服务业的)。而原来的大企业，比如和记黄埔、新鸿基、东方海外等，则主要到中国内地或其他国家投资，中小企也成批涌到珠三角建立出口加工业，去挣政府出口退税的钱。

　　慢慢地，香港本地企业的宏观结构特征，导致越来越少的晋升机会。同时，香港需要到内地工作的机会越来越多，但很多富三代们甚至90后们，总体上都不愿到香港以外的地方工作，而宁愿留在香港做些有一搭没一搭的事情。每年升职机会不多，但跳槽的人很多，据称也是人们对今天社会不满的起因之一。

　　另一个更显性的变化，当然是旅游业从满口日语到“驱赶蝗虫”。铜锣湾的著名日本崇光百货公司(SOGO)，在1990年代，要求每个服务员都要会用日语交流;到了2000年代，不论崇光还是莎莎，不仅售货员普通话流利，顾客中也几乎见不到几个说其他语言甚至粤语的人了。听旅游界的人士讲，不少就业前途不太好的一些新移民，抓住内地游客这一商机，大量进入导游业。这既是好事，也成了麻烦。好在解决了就业，特别是低端就业问题，麻烦是，他们没有接受过很好的培训就上岗，还急着挣大钱，于是各种招数都使出来了。我们在报上常常见到的一些欺负游客的事情，恐怕只是冰山一角。旅游业从业员的培训和旅游业管理跟不上需求，不仅害游客，更害了香港!

　　再谈谈什么是“积极不干预”政策下市场选择带来的隐性转变。据香港贸易发展局的一个专项调查，香港企业在中国内地的离岸投资于2013年产生的增值量，已超过香港当年的GDP总值。也就是说，香港资本在香港之外再造了一个香港。我们不知到底这部分GDP产生的利润有多少回到了香港来消费，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它们没有被计算在香港的人均GDP中，也不在人均收入中。从香港经济指标表现上看不到的这一巨大财富，也许是香港贫富悬殊的隐性原因之一。

　　香港这个号称世界“最自由的经济”(张五常、弗里德曼语，及一些机构的排名)中另一个隐性的东西，就是税收的转嫁。香港的个人所得税(薪俸税)和企业所得税(利得税)都很低，分别是不高于15%和16.5%。而货品进出口除了极少数的烟酒一类限制品外，都是免税的。资金来往也是自由的，因此对投资者有吸引力。

　　低税率的政府靠什么养活自己、养活公务员，进行公共设施的投资建设与维护开支?一个财政重要来源，就是卖地、地租，以及对已经卖出的土地使用权收取根据市场波动调节的物业租金——差饷。差饷是就房产物业征收的税项，是一种间接税。差饷是按照物业的应课差饷租值再乘以一个百分率征收，该租值是假设物业在指定的估价依据日期空置出租时，估计可取得的合理年租而计算。目前的差饷征收率为5%。而差饷占目前政府收入的5%左右。

　　卖地与其他与土地相关的收入包括地价收入、印花税(即物业买卖税)、差饷，还有政府在土地方面的投资。从2015年的情况看，仅地价收入和印花税两项，就占到政府整体收入的四分之一以上，加上差饷，就达到30%以上。

　　附带说一说另外一个有得有失、影响了今天香港政治经济情势的决定，即2003年香港经济遭到“非典”打击之后推出的的自由行。

　　所谓自由行，是一个准许中国大陆居民以个人的方式前往港澳地区旅游的计划，自2003年7月28日起推行。一般情况下，只要在计划范围内的城市，就可以透过简单的特别签证手续前往香港及澳门，期间最多可逗留一周。现时，49个中国大陆城市的居民可以以个人身份到访香港旅游。以2014年香港的过夜旅客统计数据看，平均每一个内地游客在港的消费额达到7000多港元，高于大多数其他地区的游客。他们在年龄构成、职业构成方面，都与其他地区来的游客很相似，但在消费内容上差别极大。内地游客将不到三成的钱花在吃住上，七成以上的钱花在了买东西上，而国外游客通常将四成以上的钱用在住酒店方面，而在购物方面则是二至四成不等 。

　　今天，内地游客总量已达到每个月300万左右人次，占到每月410万游客总量的七成多。内地游客生意迅速膨胀，以及相应与众不同的消费方式，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给经济发展正在失速的香港打了一支强心针，即便真正带来的GDP不一定很高，至少解决了很多技能不足人士的就业。但另一方面，从著名的奶粉限购政策到网上网下狂骂“蝗虫”的情况，处处反映出短期内不少本地人难以接受如此大量内地游客访港在切身感受上带来的种种冲击。

　　有内地经济学者指责香港限制每人只准带两罐奶粉，是对香港这个号称世界最自由市场的莫大讽刺。我倒是觉得，更讽刺的还有两件事。一个是为什么要到香港来买本来国内就有得卖的外国奶粉?难道不是因为那个市场有问题?另一个是如果真有纯粹的自由市场存在，为什么还限制自由行的人数?这说明，自由行政策本身，就是香港并非一个完全的自由市场的铁证。而今天天嚷着要加强对自由行控制的某些港人，同时也是在不同的场合天天说着彻底市场经济最完美的那些人，这不是一个更大的讽刺吗!当然，这讽刺对香港并不重要，更重要的和意想不到的是，自由行竟然激化了香港内部的冲突，恶化了陆港两地关系。

　　不论制造业全部转移到了珠三角甚至越南柬埔寨，还是每个月三百万的内地游客，都反复在证实着一个简单的事实：香港从来都是一个外向依赖型的城市经济。香港不过是一个730万人口、1100平方公里土地的城市。让这样一个城市活好，让香港市民活好，并不需要考虑重新构造什么“合理产业结构”(第二产业不能少于百分之……)，但需要维护一个长期、多元的对外网络联接。近20年，这个联接越来越偏重于从与内地交往中获益，这似乎是必然的，但也正正因为如此，香港似乎正在不知不觉地忘记发展自己的国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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