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特人”：古丝绸之路上的民族

郑瑟

　　中国历史上的陆上丝绸之路，以汉唐之际为最盛，其间的经济、文化、宗教、人员交流空前繁荣。而在这条漫长的国际道路上，有一个民族在周边各文明之间穿梭缀合游刃有余，对丝绸之路的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被称为“粟特人”，而他们在中亚的故乡则被称为“粟特 / 索格狄亚那”。

　　"昭武"一词最早见于《汉书》中《地理志》所属的张掖郡昭武县(今甘肃)。昭武九姓的史料始见于《魏书》、《北史》、《隋书》、两《唐书》中的各 《西域传》。昭武九姓人善商贾，和中国通商很早，唐代在中国的外商，以昭武九姓人最多，其中又以康国人、石国人为主。

　　中国南北朝、隋、唐时期对从中亚粟特地区来到中原的粟特人或其后裔10多个小国的的泛称，其王均以昭武为姓。

　　根据《隋书》，昭武九姓本是月氏人，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今甘肃临泽)，因被匈奴所破，西逾葱岭，支庶各分王，以昭武为姓。居民主要务农，兼营畜牧业。汉文史籍称其原住祁连山北昭武城，被匈奴击走，西迁中亚河中地区，枝庶分王，有康、安、曹、石、米、史、何、穆等九姓，皆氏昭武，故称昭武九姓。

　　粟特人在历史上夙以善于经商著称，长期操纵丝绸之路上的转贩贸易。早在东汉时期，洛阳就有粟弋(即粟特)贾胡。敦煌古代烽燧(斯坦因编号之Ⅻa)下曾发现写在纸上的"古粟特语信柬"数件，其内容反映了东汉末或西晋末粟特人的经商组织和活动。南北朝以来，昭武九姓经商范围更加扩大，并不时为一些国家承担外交使命，如545年北周曾派遣酒泉胡安诺盘陀出使突厥。在唐代，经商的昭武九姓胡人常被称为兴生胡或简作兴胡。从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看，兴胡与县管百姓、行客并列，表明他们可能有一定的特殊身份或社会地位。

　　早在南北朝时期，姑臧等地就有昭武九姓胡建立的移民聚落。在唐代，碎叶、蒲昌海(今新疆罗布泊)、西州、伊州、炖煌(今甘肃敦煌县城西)、肃州(今甘肃酒泉)、凉州(今甘肃武威)、长安、蓝田、洛阳、关内道北部河曲六胡州等地都有昭武九姓胡的聚落(六胡州，630年，东突厥颉利可汗降唐，原突厥中的昭武九姓部落随之入塞，唐为安置这批昭武九姓而置)。据敦煌写卷《光启元年沙州、伊州残地志》，唐代在今罗布泊地区有康国大首领康艳典建立的五六座移民大城镇;敦煌郡敦煌县从化乡住着昭武九姓胡三百余户，人口当有一千三四百人。在内地，许多昭武九姓胡散居各地，其聚居者往往自有统领，称作大、小首领;在战乱时期往往自有城主(如伊州)。721~722年(唐玄宗开元九至十年)攻陷六胡州的康待宾、安慕客、何黑奴、石神奴等是昭武九姓胡;安史之乱的头目安禄山、史思明为营州(今辽宁朝阳)杂胡，也是昭武九姓胡后裔。

　　6世纪中期昭武诸国相继臣属西突厥。7世纪中期归附唐朝，受安西都护府统辖，同时开始遭受阿拉伯帝国侵袭，多次向唐朝求援，接受唐朝赐封的王号，反抗阿拉伯帝国。8世纪下半叶诸国逐步消亡。

　　这些粟特人在中亚的故乡位于新疆西侧，即今日的中亚五斯坦，这里是从陆路出中国前往西亚的必经之路。天山山脉-帕米尔高原-兴都库什山脉为这块干燥的亚洲内陆地区提供了宝贵的冰雪融水，由此形成的一条条流域、一块块绿洲成了众多中亚古国的立国之本。

　　中古时代操纵着东亚、南亚、西亚之间贸易的粟特人，积攒了巨额财富，并形成了成熟的商团，他们远离家乡，沿着贸易路线不断开辟自己的贸易节点，如碎叶城、喀什噶尔。

　　同时，粟特人也透过他们的财力和军力来影响和联结当地的政治势力，为自己谋取更长远的政治安全甚至商业垄断权。如隋末唐初对李唐王朝的支持。而唐王朝统一中国后亦以粟特首领-被称为萨宝-来控制和管理粟特人商团与聚居地。粟特群体区别于汉人，内部享有一定自治权，并利用自身胡人身份的优势垄断对外贸易。

　　粟特人的商业属性和商团组织一方面由于异域生存的实际需要，一方面缘于其故乡的地缘环境。虽然中亚地区面积广大，但大部分为沙漠所覆盖，依赖河流点缀其间的绿洲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以至一个绿洲即可形成一国。而不同流域的绿洲国家之间往往隔着广阔的沙漠，相互征服并有效控制相对较难。由于绿洲物产有限，以及位置上的优势，这些丝绸之路上的小国无不大力发展跨国贸易。

　　由于中亚地区巨大的蒸发量和广布的沙漠，中亚河流很少能够最终流入里海，各河流中下游之间往往隔着广阔的沙漠，唯有阿姆河-泽拉夫善河-锡尔河(河中地)地区由于充沛的水源和山地的保护可以形成更密集的农业区，如泽拉夫善河最大的两块绿洲：撒马尔罕、布哈拉，即是康国、安国的旧地，米国、曹国、何国也位于附近。

　　其他几国则散布在其他流域的优良地段，如阿姆河三角洲的火寻国、穆尔加布河三角洲的穆国、锡尔河流域塔什干的石国等。

　　虽然恶劣的环境限制了中亚国家的发展空间，但也使得东西方的陆上通道屈指可数。控制重要绿洲和通道的中亚国家得以占尽优势、垄断多边贸易。

　　这些绿洲中，索格狄亚那起到枢纽性的作用，向外连接的各个次板块则是通向欧亚各主要文明的钥匙。这些次一级板块与索格狄亚那一样依托于周边山地的庇护和滋养(阿姆河下游除外)，这一个个盆地、半盆地成为了穿过干旱的中亚腹地所不可或缺的中继站。

　　由于粟特—索格狄亚那与周边板块组合成了亚洲内陆的十字路口，自然也控制了西亚、南亚、东亚、粟特本土之间的贸易，甚至穿越南俄的草原丝绸之路，都有着粟特人的身影。(北方通向游牧世界，费尔干纳通向中国、犍陀罗通向印度、东伊朗通向西亚，粟特人本身与东伊朗人同源)

　　而丝路上的商品当然也不止是东方的丝绸，其贩运的商品覆盖了当时的主要奢侈品，如丝绸、宝石、珍珠、奴隶等(丝绸在其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

　　这一贸易地位亦使中亚得以吸收周围文明的农业与手工业技术，绿洲地区辅之以发达的灌溉技术，农业即可支撑较大的城市人口，辅之以工业技术的传入，武器、珠宝、丝织、造纸业得以长足进步。(当时运往西方的丝绸已有很多是产自新疆和中亚，转口贸易-加工出口-自产出口)

　　尽管粟特人有着如此大的商业成就，但其地缘潜力是有限的，权势也是脆弱的，需要在各方强权之间维持平衡以保护自身。这么一种弱小的文明，依附于某一方甚至被征服总是难以避免。在其历史中，周边的固有势力以及不断迁徙的游牧民族轮番统治这一地区，如第一波斯帝国、亚力山大帝国、贵霜帝国、白匈奴人、萨珊波斯、西突厥人等。

　　而当唐朝的权势达到顶峰之时，也成为了中亚粟特人国家的保护者。与此同时，已经征服萨珊波斯的阿拉伯帝国也进入中亚，并与唐帝国争夺这一地区，在著名的恒罗斯之战后，唐朝由于灾难性的安史之乱永久地退出了这一地区。(安、史皆是粟特人血统)

　　虽然由于地缘条件的限制，这些绿洲始终有着较强的独立性，但接踵而至的伊斯兰化(同时带来了“剑与古兰经”)与突厥化最终使粟特文明(一种以波斯文明为底本的混合文化，首要宗教为祆教，即拜火教)几近于消失，而由于中国的势力在唐之后的三百余年中退出了西域，陆上丝绸之路趋于低潮，中亚国家的重要性亦相对降低。

　　现如今，我们去索格狄亚那，见到的依然是伊斯兰风格的建筑，粟特人的建筑也只是遗迹了。

　　在宋元之际，新疆的汉化王国相继被伊斯兰化(喀什、于阗、高昌王国的被征服与伊斯兰化)，而后西迁的西辽成为中国文化在中亚的新的代表。当此之际，一个个突厥人王国也在中亚与伊朗纵横博弈，外来的民族和文化，与当地的民族和文化相碰撞，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新的民族-文化-宗教组合关系，而这一切最终都受到蒙古帝国的猛烈冲击。

　　在对付了花刺子模苏丹之后，成吉思汗于1221年春渡过阿姆河，开始从花刺子模残军手中夺取阿富汗的呼罗珊。他占领巴里黑，巴里黑的投降者未能保住该城，城市受到全面的摧毁(居民被杀，城市被烧)。在呼罗珊，他派幼子拖雷去夺取莫夫，莫夫城投降，城中居民也几乎是全部遭到屠杀(1221年2月底)。拖雷坐在安放于莫夫平原上的一把金椅上，目睹了这次集体屠杀。男人、女人、小孩被分开，按类别分配到各个军营中，然后把他们砍头，“只有400名工匠幸免于死”。

　　东伊朗再也没有从成吉思汗的破坏中完全恢复过来。像巴里黑这样的城市仍然残留着蒙古破坏的痕迹。15世纪时，在沙哈鲁、兀鲁伯和速檀·忽辛·拜哈拉统治下，这些地区发生的帖木儿文艺复兴运动都未能使它们完全恢复过来。

　　蒙古风暴对中亚-东伊朗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其农业基础可能遭到了不可逆的退化，尽管短暂的元朝复兴了陆上贸易，但明朝的内向以及海洋运输连接起了全新的世界，使得粟特人栖息的索格狄亚那，再也未能重获曾经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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