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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特人”:古丝绸之路上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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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1-3 03:44:1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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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历史上的陆上丝绸之路,以汉唐之际为最盛,其间的经济、文化、宗教、人员交流空前繁荣。而在这条漫长的国际道路上,有一个民族在周边各文明之间穿梭缀合游刃有余,对丝绸之路的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被称为“粟特人”,而他们在中亚的故乡则被称为“粟特 / 索格狄亚那”。

  "昭武"一词最早见于《汉书》中《地理志》所属的张掖郡昭武县(今甘肃)。昭武九姓的史料始见于《魏书》、《北史》、《隋书》、两《唐书》中的各 《西域传》。昭武九姓人善商贾,和中国通商很早,唐代在中国的外商,以昭武九姓人最多,其中又以康国人、石国人为主。

  中国南北朝、隋、唐时期对从中亚粟特地区来到中原的粟特人或其后裔10多个小国的的泛称,其王均以昭武为姓。

  根据《隋书》,昭武九姓本是月氏人,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今甘肃临泽),因被匈奴所破,西逾葱岭,支庶各分王,以昭武为姓。居民主要务农,兼营畜牧业。汉文史籍称其原住祁连山北昭武城,被匈奴击走,西迁中亚河中地区,枝庶分王,有康、安、曹、石、米、史、何、穆等九姓,皆氏昭武,故称昭武九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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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粟特人在历史上夙以善于经商著称,长期操纵丝绸之路上的转贩贸易。早在东汉时期,洛阳就有粟弋(即粟特)贾胡。敦煌古代烽燧(斯坦因编号之Ⅻa)下曾发现写在纸上的"古粟特语信柬"数件,其内容反映了东汉末或西晋末粟特人的经商组织和活动。南北朝以来,昭武九姓经商范围更加扩大,并不时为一些国家承担外交使命,如545年北周曾派遣酒泉胡安诺盘陀出使突厥。在唐代,经商的昭武九姓胡人常被称为兴生胡或简作兴胡。从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看,兴胡与县管百姓、行客并列,表明他们可能有一定的特殊身份或社会地位。

  早在南北朝时期,姑臧等地就有昭武九姓胡建立的移民聚落。在唐代,碎叶、蒲昌海(今新疆罗布泊)、西州、伊州、炖煌(今甘肃敦煌县城西)、肃州(今甘肃酒泉)、凉州(今甘肃武威)、长安、蓝田、洛阳、关内道北部河曲六胡州等地都有昭武九姓胡的聚落(六胡州,630年,东突厥颉利可汗降唐,原突厥中的昭武九姓部落随之入塞,唐为安置这批昭武九姓而置)。据敦煌写卷《光启元年沙州、伊州残地志》,唐代在今罗布泊地区有康国大首领康艳典建立的五六座移民大城镇;敦煌郡敦煌县从化乡住着昭武九姓胡三百余户,人口当有一千三四百人。在内地,许多昭武九姓胡散居各地,其聚居者往往自有统领,称作大、小首领;在战乱时期往往自有城主(如伊州)。721~722年(唐玄宗开元九至十年)攻陷六胡州的康待宾、安慕客、何黑奴、石神奴等是昭武九姓胡;安史之乱的头目安禄山、史思明为营州(今辽宁朝阳)杂胡,也是昭武九姓胡后裔。

  6世纪中期昭武诸国相继臣属西突厥。7世纪中期归附唐朝,受安西都护府统辖,同时开始遭受阿拉伯帝国侵袭,多次向唐朝求援,接受唐朝赐封的王号,反抗阿拉伯帝国。8世纪下半叶诸国逐步消亡。

  这些粟特人在中亚的故乡位于新疆西侧,即今日的中亚五斯坦,这里是从陆路出中国前往西亚的必经之路。天山山脉-帕米尔高原-兴都库什山脉为这块干燥的亚洲内陆地区提供了宝贵的冰雪融水,由此形成的一条条流域、一块块绿洲成了众多中亚古国的立国之本。

  中古时代操纵着东亚、南亚、西亚之间贸易的粟特人,积攒了巨额财富,并形成了成熟的商团,他们远离家乡,沿着贸易路线不断开辟自己的贸易节点,如碎叶城、喀什噶尔。

  同时,粟特人也透过他们的财力和军力来影响和联结当地的政治势力,为自己谋取更长远的政治安全甚至商业垄断权。如隋末唐初对李唐王朝的支持。而唐王朝统一中国后亦以粟特首领-被称为萨宝-来控制和管理粟特人商团与聚居地。粟特群体区别于汉人,内部享有一定自治权,并利用自身胡人身份的优势垄断对外贸易。

  粟特人的商业属性和商团组织一方面由于异域生存的实际需要,一方面缘于其故乡的地缘环境。虽然中亚地区面积广大,但大部分为沙漠所覆盖,依赖河流点缀其间的绿洲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以至一个绿洲即可形成一国。而不同流域的绿洲国家之间往往隔着广阔的沙漠,相互征服并有效控制相对较难。由于绿洲物产有限,以及位置上的优势,这些丝绸之路上的小国无不大力发展跨国贸易。

  由于中亚地区巨大的蒸发量和广布的沙漠,中亚河流很少能够最终流入里海,各河流中下游之间往往隔着广阔的沙漠,唯有阿姆河-泽拉夫善河-锡尔河(河中地)地区由于充沛的水源和山地的保护可以形成更密集的农业区,如泽拉夫善河最大的两块绿洲:撒马尔罕、布哈拉,即是康国、安国的旧地,米国、曹国、何国也位于附近。

  其他几国则散布在其他流域的优良地段,如阿姆河三角洲的火寻国、穆尔加布河三角洲的穆国、锡尔河流域塔什干的石国等。

  虽然恶劣的环境限制了中亚国家的发展空间,但也使得东西方的陆上通道屈指可数。控制重要绿洲和通道的中亚国家得以占尽优势、垄断多边贸易。

  这些绿洲中,索格狄亚那起到枢纽性的作用,向外连接的各个次板块则是通向欧亚各主要文明的钥匙。这些次一级板块与索格狄亚那一样依托于周边山地的庇护和滋养(阿姆河下游除外),这一个个盆地、半盆地成为了穿过干旱的中亚腹地所不可或缺的中继站。

  由于粟特—索格狄亚那与周边板块组合成了亚洲内陆的十字路口,自然也控制了西亚、南亚、东亚、粟特本土之间的贸易,甚至穿越南俄的草原丝绸之路,都有着粟特人的身影。(北方通向游牧世界,费尔干纳通向中国、犍陀罗通向印度、东伊朗通向西亚,粟特人本身与东伊朗人同源)

  而丝路上的商品当然也不止是东方的丝绸,其贩运的商品覆盖了当时的主要奢侈品,如丝绸、宝石、珍珠、奴隶等(丝绸在其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

  这一贸易地位亦使中亚得以吸收周围文明的农业与手工业技术,绿洲地区辅之以发达的灌溉技术,农业即可支撑较大的城市人口,辅之以工业技术的传入,武器、珠宝、丝织、造纸业得以长足进步。(当时运往西方的丝绸已有很多是产自新疆和中亚,转口贸易-加工出口-自产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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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粟特人有着如此大的商业成就,但其地缘潜力是有限的,权势也是脆弱的,需要在各方强权之间维持平衡以保护自身。这么一种弱小的文明,依附于某一方甚至被征服总是难以避免。在其历史中,周边的固有势力以及不断迁徙的游牧民族轮番统治这一地区,如第一波斯帝国、亚力山大帝国、贵霜帝国、白匈奴人、萨珊波斯、西突厥人等。

  而当唐朝的权势达到顶峰之时,也成为了中亚粟特人国家的保护者。与此同时,已经征服萨珊波斯的阿拉伯帝国也进入中亚,并与唐帝国争夺这一地区,在著名的恒罗斯之战后,唐朝由于灾难性的安史之乱永久地退出了这一地区。(安、史皆是粟特人血统)

  虽然由于地缘条件的限制,这些绿洲始终有着较强的独立性,但接踵而至的伊斯兰化(同时带来了“剑与古兰经”)与突厥化最终使粟特文明(一种以波斯文明为底本的混合文化,首要宗教为祆教,即拜火教)几近于消失,而由于中国的势力在唐之后的三百余年中退出了西域,陆上丝绸之路趋于低潮,中亚国家的重要性亦相对降低。

  现如今,我们去索格狄亚那,见到的依然是伊斯兰风格的建筑,粟特人的建筑也只是遗迹了。

  在宋元之际,新疆的汉化王国相继被伊斯兰化(喀什、于阗、高昌王国的被征服与伊斯兰化),而后西迁的西辽成为中国文化在中亚的新的代表。当此之际,一个个突厥人王国也在中亚与伊朗纵横博弈,外来的民族和文化,与当地的民族和文化相碰撞,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新的民族-文化-宗教组合关系,而这一切最终都受到蒙古帝国的猛烈冲击。

  在对付了花刺子模苏丹之后,成吉思汗于1221年春渡过阿姆河,开始从花刺子模残军手中夺取阿富汗的呼罗珊。他占领巴里黑,巴里黑的投降者未能保住该城,城市受到全面的摧毁(居民被杀,城市被烧)。在呼罗珊,他派幼子拖雷去夺取莫夫,莫夫城投降,城中居民也几乎是全部遭到屠杀(1221年2月底)。拖雷坐在安放于莫夫平原上的一把金椅上,目睹了这次集体屠杀。男人、女人、小孩被分开,按类别分配到各个军营中,然后把他们砍头,“只有400名工匠幸免于死”。

  东伊朗再也没有从成吉思汗的破坏中完全恢复过来。像巴里黑这样的城市仍然残留着蒙古破坏的痕迹。15世纪时,在沙哈鲁、兀鲁伯和速檀·忽辛·拜哈拉统治下,这些地区发生的帖木儿文艺复兴运动都未能使它们完全恢复过来。

  蒙古风暴对中亚-东伊朗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其农业基础可能遭到了不可逆的退化,尽管短暂的元朝复兴了陆上贸易,但明朝的内向以及海洋运输连接起了全新的世界,使得粟特人栖息的索格狄亚那,再也未能重获曾经的地位。

  根据澎湃新闻等采编【版权所有,文章观点不代表华发网官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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