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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鸢紫花》亨利·福西隆在论述凡高时说道:“他是他时代中最热情和.最抒情的画家。……对他来说,一切事物都具有表情、迫切性和吸引力。一切形式、一切面容都具有一种惊人的诗意”,“他感到大自然生命中具有一种神秘的升华,他希望将它捕捉。这一切对他意味着是一个充满狂热和甜蜜的谜,他希望他的艺术能将其吞没一切的热情传达给人类” 。(奥夫沙罗夫编《凡高论》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年,第95页)
他只是个普普通通的人,甚至比你我的日子更加的难熬,当他的精神接近崩溃的时候,他甚至用剃须刀割下了自己的一只耳朵,为的只是来制止自己内心越来越强烈的疯狂,他又是多么悲哀的一个人啊。他铸造了不朽的传奇,却也成就了自己悲剧色彩的一生,同样的,艺术家多是短命鬼,这位伟大的艺术家仅仅活了37岁,或许这就是成为天才的悲哀吧!(丰子恺《梵高的生活》)
荷兰著名画家梵高在1888年底突然割下自己左耳,百多年来,学界对于他此举原因众说纷纭,梵高割耳之谜到底有何解?
近日,美术史学者贝利在新书《南方画室:梵高在普罗旺斯》(暂译)中提出崭新见解,指出梵高当日获悉弟弟特奥订婚后,担心会变成孤身一人,并失去弟弟财政支持,抑郁过度而自残。
贝利分析一批梵高并未公开的家书,发现他在1888年12月23日收到特奥由巴黎寄来的信件,信中特奥提到将订婚,与弟弟关系密切的梵高担心无法再获得对方接济,难以再专心画画,数小时后切下耳朵。
西奥是梵高生活中最亲密的伙伴,在精神上两人经常讨论艺术创作,在经济上,西奥也是梵高最主要的资助人。而弟弟即将结婚的消息让梵高感到心烦意乱,认为西奥不得不面对养活妻子和家庭的局面,自己的作品在当时极少能卖出去,而自己未来的“弟妹”却要将西奥从自己的身边夺走。以往学界往往认为梵高割耳事件是他得知弟弟要结婚的消息之前,而根据作家马丁•拜利(Martin Bailey)的最新研究:不是之前,而是之后。新书《南方画室》(Studio of the South)中,拜利研究认为,其实梵高在1888年12月23号这天看到了西奥的一封信,在信中梵高就已经得知了弟弟的婚情。
当晚是一个凄迷的雨夜,梵高和高更两位艺术家两人发生了激烈争吵。之后高更摔门而去,声称要回巴黎。但在拜利看来,真正刺激梵高割耳的并不是这件事,而是因为他弟弟。
那份信是西奥写给意中人乔•邦格尔的(Jo Bonger),信封中还夹着100法郎。有趣的是两周前邦格尔还拒绝了西奥的表白,但之后她答应西奥的求婚,并决定走入婚姻殿堂。
作家拜利还查到另外还有两封信,一封是西奥写给母亲的,请求她答应这门婚事。另一封是乔的哥哥给她的回信,向即将成为新娘的她表示祝贺。拜利认为,西奥肯定同时给梵高写了信,告知其婚情,这封信应该在1888年12月23日这天被送达到梵高的居住地,也就是阿尔勒的黄房子。
当晚精神几近崩溃的梵高割下了自己的右耳,虽然鲜血直流,但是梵高以他特有的艺术家气质将割下的耳朵用纸包好,走到当地他最常去的一家妓院,把耳朵送给了一个年轻女人。以前学者们认为这个女人就是该妓院的妓女,但住在普罗旺斯的艺术史家贝尔纳德特•墨菲(Bernadette Murphy)提出了新的看法:这个女人是当地一个农民的女儿,只不过在妓院打杂。有个题外话,墨菲还揭露之后一名医生建议梵高把整个的右耳外耳全部切除,而不是只割掉右耳的中下部。回到这个故事:这个年轻的女人打开了纸包,看到一个鲜血淋漓的耳朵呈现在她面前,旋即晕倒,有人报了警,梵高随即跑掉。
第二天早上高更返回黄房子,却发现警察站在门口,梵高在鲜血浸染的床上躺着。这一天恰好是圣诞节前一天,而他的亲弟弟西奥本应该和未婚妻共度平安夜,而他赶了过来将哥哥送到了医院。在隔离病房住了10多天之后,梵高与1889年1月7日出院,他写信给弟弟:“我会好起来的,我会像果园的花朵一样再次绽放。”不过他之后再次因重病住进医院,在4月份离开阿尔勒之前,他并没有停止绘画创作。
而在2015年时,考古学家于法国阿尔勒地区发现一只耳廓骨,这只耳廓骨的内侧有明显的锐器切割痕迹,考古学家经过骨骼结构调查与初步分析后认为,这只左耳属于一位30至40岁的白人男性,而当时的梵高正是在其35岁时割下了自己的左耳。
除了骨骼被发现的地点和骨骼的年龄与梵高的生平相符,考古学家甚至在被发现的耳廓骨附近,找到了与梵高自画像中尺寸相符的烟斗,和一支梵高的画笔,烟斗中还塞满了梵高最喜爱的烟草。因此,尽管还没有进行DNA配对检测,考古学家们仍然确认这只耳朵应属于这位后印象派画家梵高。
今年7月的最新研究发现,当年梵高割下整只左耳,并送给妓院里一位名叫加布里埃尔的清洁女工。
上述发现来自一封梵高的主治医生雷伊的信件。信中同时揭露,该名女工因为被狗咬伤,手臂留下伤疤,于是在妓院里工作赚钱以支付医药费。
发现这封医生信件的女研究员墨菲在追查加布里埃尔的家庭背景后指出,梵高对陷入困境的人特别有感情。他之所以割下耳朵送给她,很可能是把它当作示好的礼物。
如今梵高已经是享誉世界的大艺术家,但是在当时他还籍籍无名。拜利为了弄清此事的来龙去脉,曾经查到当年有关梵高各类事情的四份报纸,当时的报道要么语焉不详,要么错漏百出。其中两份把他的名字拼错了,而第三份,说他“伤的极其严重”,而且他是“一名波兰画家”。
梵高纠结挣扎于最亲密的各个亲人朋友中间的这个时期,也是他创作力旺盛的时候。另据法国普罗旺斯报10月28日的报道,拜利甚至追寻到黄色小屋那个双人床的踪迹。那张床是梵高为了欢迎高更到来时特意准备的,拜利以动情的笔法叙述道:“画中的双人床中有两个枕头,他当时仍然保留一丝念想:和心爱的女人同床共枕。”
1890年梵高将这张床通过火车运送到了巴黎北部的奥威尔(Auvers),在那里他完成了生命中的最后一张画,然后自杀身亡。西奥第二年也随即去世,这张床便落到了遗孀乔•邦格尔的手里。她将这张床用在了她在荷兰经营的一个小的家庭旅馆里。然后该床辗转被黄房子里的博物馆收藏。遗憾的是二战中该博物馆毁于战火,梵高的侄子将这张床送给了二战中失去家园的村民们。
这张床之后发生了什么,这仍旧是个谜。也许它被某个家庭拿走,或被拆散了另作他用,或者被遗忘在了哪个车库或者阁楼。除非进行挨家挨户的地毯式搜查之外,似乎没什么其他的方法可以得知具体情况,除非有另一个戏剧性的故事再度浮现。
据《独立报》报道,梵·高博物馆对荷兰NOS广播电台说“我们会进行密切的关注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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