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结构经济学能够帮助抓住“一带一路”的窗口机遇期

郑瑟

　　前些日子的“林张之争”(即同时任教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林毅夫与张维迎两位教授围绕产业政策是否有效这一问题的争论)唤起了学界重新关注公共议题的兴趣，也让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再度)进入了公众的视野。

　　然而，这类重大议题的争论在政治学领域中却很少见到。事实上，“林张之争”以及新结构经济学所共同关心的话题都是国家的发展道路。一个国家如何发展，有多重维度。在经济(学)领域中，可以表现为对经济发展模式或政策的选择;在政治(学)领域中，则表现为对国家治理方式的选择。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后者也需要一种“新结构政治学”的理论。

　　2017年1月7日，笔者有幸受邀参与了一场在华东政法大学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会上，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高奇琦教授提出了一份他的“新结构政治学”方案。此份方案初步提出了新结构政治学的概念框架，并明确将其与国家治理联系起来。受其启发，笔者对此议题也做了一些自己的思考。

　　简言之，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强调从“禀赋”和“比较优势”的识别(资本多还是劳动力多)出发，阐述一国(地区)最合适的发展模式(资本密集型还是劳动力密集型)。类似地，在笔者看来，所谓新结构政治学应当研究的是，一国特定的“政治禀赋结构”对一国国家治理体系结构与国家治理目标结构等方面的决定作用。虽然从总体而言，如果新结构政治学这一理论体系能够成立，它与新结构经济学定属两种学科范畴。不过，从现实关怀上来看，新结构经济学与新结构政治学的区别就没有那么明显。

　　首先，两者都是对主流知识体系的反思。新结构经济学是对新古典自由主义(即neoliberalism，提倡以自由市场经济促进一国经济发展)以及旧结构经济学(国家推动工业化促进一国经济发展)的反思，着重发展能普遍适用于包括新兴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的经济学理论;类似地，新结构政治学也应是建立在对西方“民主”、“治理”等概念以及结构-功能主义(如果可以将这一整套理论定义为“旧结构政治学”的话)理论反思的基础上。

　　其次，新结构经济学与新结构政治学都关注理论、政策与现实之间的“脱节”问题。新结构经济学的问题意识来源于诸多后发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失败的事实，进而坚决反对实施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比如国家强行扶植某些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企业会导致该企业最终失去“自生能力”而拖累经济效率;此外，正如上文提到的，新结构经济学反对盲目推行经济自由化或国家主导的工业化。类似地，新结构政治学同样通过强调一国“结构”或情境的重要性，构建国家治理模式选择的理由。与新结构经济学类似的是，新结构政治学应当能够识别西方国家、失败国家、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等所面临的不同问题，进而决定该国的国家治理模式该如何选择，而不是不加批判地引入“分权制衡”或“竞争性选举”等程序性的东西。

　　最后，新结构经济学与新结构政治学都应强调“有为”与“顺势而为”。新结构经济学之所以被人诟病为“计划经济”借尸还魂，就是因为强调政府的“有为”。然而，不论是林毅夫还是其他新结构经济学者在不同场合都强调，“有为”政府不是“乱为”政府。相反，这里的“有为”指的是在既有经济“结构”基础上的“顺势而为”，也就是说，是对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或企业“帮一把”，而不是对那些违背比较优势的产业或企业盲目补贴，即盲目地“从零开始”扶植一个没有“自生能力”的产业或企业。同样，“顺势而为”也是新结构政治学所应强调的概念之一。不论是政治家、学者还是官僚机构，应当依据“结构”所预示的趋势和规律实施国家治理。

　　行文至此，似乎还未对新结构政治学中的“结构”或“政治禀赋结构”做一定义。然而，这一工作看似容易，却着实不易做。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新结构政治学关于“结构”的概念框架必将不同于新结构经济学，也不同于社会科学中其他结构主义论者(比如马克思等人)对“结构”的定义。

　　高奇琦教授在其文章中提出，“结构”应当是一个“多维度互动的复合体”，它包括了系统、动力、过程与行动者四大维度。这一“复合体”不仅纳入了对于中国发展经验的总结，而且有着智识上的追求。它一方面将马克思主义对结构的理解整合进来，另一方面还考虑到了中国传统思想中与“结构”类似的思想(如包含了天、地、人的“三才”论)。

　　不过，在笔者看来，结构从形态上看首先应是一种对资源“分布”状况的描述。在新结构经济学中，林毅夫等人所关注的是一国国内“资本”与“劳动力”的分布状况;在新结构政治学中，最重要的应当是“权力”、“权威”或“权利”等的分布。对不同国家来说，这些政治资源的分布形态是不同的，因而形成了某种“结构”或“禀赋结构”。比如，西方国家大多是“权利密集”的，而在东方国家中“权力密集”可能更为普遍。

　　其次，同其他所有谈论“结构”的理论类似，新结构政治学所言之“结构”，也隐含着对一种稳定性的假定(assumption)。尽管上文提到的“权力-权利”是一种中观(middle-range)意义上的结构，但比较历史分析的研究指出，这种结构同样受到以往所强调的历史、时间、地缘、区位这种“宏观结构”的型塑(或曰是一种“积淀”)。因此，“结构”不论以何种形态呈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稳定的，难以被人为因素改变或发生“突变”。这也是为何几乎所有“结构论”者都或多或少地构建出一种行动者“无力”的形象：尽管可能如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言，行动者有时也能创造结构，但他们在面对既有结构的时候仍旧处于被约束的状态，其主动性也仅限于“顺势而为”。

　　最后，正如上文多次提到的，新结构政治学最为重要的一个政策意涵(policy implications)是“结构”决定了国家治理的模式选择——套用高教授的话来说，就是“结构”决定了国家治理的“需求层次”。与新结构经济学者相类似，新结构政治学者同样应当有一种强烈的实践关怀，并持有一种可称为实践性知识的冲动。但和新结构经济学不同的是，新结构政治学认为国家治理的目标应当有层次性，而在林毅夫等人看来，“资本密集型发展战略”和“劳动力密集型发展战略”之间并不存在高下之分。

　　高奇琦教授指出，国家治理的目标是阶梯式的，从最底层的“基础”(比如基础设施、国家安全等)出发，往上是“价值”(比如公平、正义)以及最高层次的“可持续”(比如环保、创新等);而什么样的“结构”则决定了一国国家治理在什么样层次上进行。当然，在这里，具体的国家治理目标是什么、层次或阶梯如何安排等问题值得进一步商榷，但其中所包含的“层次推进”理念是值得关注的，也应当成为新结构政治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意味着，国家治理应当是有步骤的，既不能“超前”，也不宜“落后”，而所谓“超前”或“落后”，都由一国拥有的“政治禀赋结构”这一标尺来衡量。

　　首先，新结构政治学需要处理变革以及行动者自主性之间的关系问题。毫无疑问，正如上文所言，“结构”一词不论是在社会科学研究还是在日常使用中都是“稳定”的代名词，早期的结构主义者很少考虑“变迁”的问题。然而，时至今日，任何涉及“结构”的理论都无法忽视如何处理结构限制与变革之间的关系问题。暂且不论结构本身会发生改变，在特定的结构之下，变革也应当是可能的。如果“一个结构、一个结果”的对应关系是固化的，那么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就否定了改革的意义。

　　此外，结构与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也应当考虑进来。新结构经济学与新结构政治学都强调“顺势而为”。然而，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政治行动者(政治家、政治领袖)要比经济行动者(技术官僚、企业家)政治能量更大，因而也更为自主。事实上，如何处理好“结构-行动者”关系和如何处理好“结构限制-变革”关系是一体两面的。

　　最后，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一直存在着如何在理论的简洁性与解释力之间做权衡(trade off)的争论与努力。新结构政治学可以提供一种非常完整的理解发展中地区国家治理的视角。但是，新结构政治学仍然是一种理论，既然是理论，就应当保持一定简洁性。

　　其中，对“结构”的定义是争论的焦点。高教授认为“结构”这一概念应当是对中国经验的归纳，因此提出了一份包含着十多项因素的“结构”清单，但忽略了必要的提取和抽象，因而使得“结构”这一概念从简洁的一端倒向了复杂的一端，成为了一个“无所不包”(catch-all)的概念。相反，笔者认为，应当将“结构”概念简单化，否则难以澄清“结构”最为关键的特质，对后续的理论推演也有着不小的阻碍。

　　2017年1月29-31日，林毅夫教授应波兰政府邀请到华沙进行了访问。1月29日，林毅夫教授在波兰总统府和总统经济委员会全体成员举行座谈;1月30日上午，林毅夫教授出席由波兰政府组织的国际经济论坛并发表题为“中国是否仍为世界经济发展引擎”的主旨演讲，并在会上与波兰副总理兼财政部及发展部部长莫拉维茨基就世界、中国与波兰经济进行了一个小时的双人公开对话。1月30日下午林毅夫教授到华沙大学做“新结构经济学与追赶经济体的产业政策”讲座，虽在寒假期间，200多人的教室，座无虚席。1月31日上午林毅夫教授再次与莫拉维茨基副总理单独见面交流，就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在波兰经济发展中的运用进行深入探讨。

　　2016年2月16日，波兰副总理莫拉维茨基代表政府推出被称为“莫氏计划”的“波兰长期发展规划”，自那以后波兰媒体多次以“莫拉维茨基和林毅夫”为标题发表评论文章。

　　“莫氏计划”是法律和公正党领导的新一届政府为落实竞选时的承诺而制定的波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及其实现路径的总体方案，反映了新一届政府将积极有为地推动经济发展，扶持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采取适当政策，提升波兰产业竞争优势的“经济哲学”。在发表于2016年2月16日一篇题为“莫式计划—政府在经济中能做什么：林毅夫与莫拉维茨基”的文章中，作者引用了2015年12月在《共和国》报上，曾任波兰经济协会会长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克拉科夫经济大学教授Andrzej Wojtyna于其所写的评论文章中，提问莫拉维茨基副总理，在西方主流经济发展理论以及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中，他到底更支持哪种理论?几周后，莫拉维茨基在接受《波兰时代》的采访时，明确表示支持林教授的理论。莫拉维茨基称，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将成为波兰财政部和发展部政策制定的理论基础。2016年3月17日以“林毅夫的提示”为标题的文章中，记者报道莫拉维茨基副总理在公开演讲中多次提到他的观点和新结构经济学接近，这篇文章并对新结构经济学“经济增长与因势利导”的产业政策制定六步法做了详细的介绍。2016年12月8日的一篇文章则以“波兰是否会追随中国模式：莫拉维茨基副总理参照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的观点是好的，但如果导致照搬中国则不妥”为标题进行报道。

　　波兰政府实施的“莫氏计划”在宏观层面上支持“有为政府”的主动性和选择性推动经济增长，通过对产业政策的制定促进经济发展，与此同时，放松政府扶持领域的准入条件，利用市场机制鼓励创新。波兰发展计划还提到，政府在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时，应首先关注要素禀赋结构与本国相似且人均GDP比本国高出一倍的其他经济体，并甄别出其在过去20年间生产的各种商业产品和服务。此外，应设立专门的政府机构，分析哪些因素导致从事上述产业的国内企业难以提升产品质量，又有哪些障碍导致其他企业难以进入上述产业。鉴于波兰与“技术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巨大，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转型升级时应该从具有比较优势的一小部分产业入手，然后再循序渐进地扩大开来。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一个作为经济基础的产业、技术不断升级，和作为上层建筑的制度安排不断完善的结构变迁过程，并以此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强调在这个过程中既需要“有效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也需要“有为的政府”来克服结构变迁过程中必然存在的市场失灵、弥补市场发育不足的缺陷，主张“市场的有效以政府的有为为前提，政府的有为以市场的有效为依归”。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出发，传统主流国际发展理论的弊端在于以发达国家作为参照系，将政策的着力点聚焦于发展中国家“缺什么”(如先进的产业)和“什么做得不好”(如市场制度、民主体制等)，忽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因果关系，要求发展中国家以发达国家为范本，推行脱离实际的政策改革。这种做法的局限性在于，它忽视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有什么”(即要素禀赋)和“能做好什么”(即比较优势)等方面的结构性差异，以及不同的发展阶段在甄别各自的增长动力和集中优势资源消除瓶颈制约因素等方面的重要性。

　　新结构经济学强调创建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之间的协同作用，主张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发展中国家应该聚焦于发展根据其要素禀赋所决定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以形成竞争优势。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扮演因势利导的角色，推动企业进入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为其消除软硬基础设施瓶颈，使其扩大规模，迅速成为竞争优势产业。新结构经济学提出“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GIFF)作为发展中国家政府的产业政策制定工具，甄别出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进而诊断出阻碍这些产业兴起和升级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的制约性因素，并对政府如何因势利导以促成产业升级与转型提出具体政策建议。

　　莫拉维茨基波兰长期发展规划体现了林毅夫教授新结构经济学“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共同发力推动经济发展的思想精髓，同时还运用了新结构经济学的“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甄别了波兰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诊断阻碍这些产业兴起和升级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的制约性因素，并对政府如何因势利导以促成产业升级与转型提出具体政策建议。

　　除了波兰发展规划采用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目前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在非洲、亚洲等地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转型和改革实践中也被广泛借鉴与应用，新结构经济学将在致力于发展自主创新理论体系的同时，倡导“知成一体”的学风，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改变落后面貌，提升我国的软实力，实现“百花齐放春满园”的愿景。

　　经济发展表现的是每个人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而要提高每个人的收入水平，他的物质基础是劳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劳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有赖于在现有的产业上面技术不断创新，每个劳动者可以生产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好。另外也要有不断新的附加价值更高的产业不断涌现，我们可以把劳动力从旧的附加价值比较低的产业配置到新的附加价值比较高的产业上面。就这样劳动生产力水平才能够不断提高。

　　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也要不断地完善电力交通基础设施，同时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要不断完善法律和各种制度，这样才能降低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的交易漏洞。

　　总的来讲，经济发展本身是一个技术、产业，硬的基础设施、软的制度环境不断变化的结构变迁过程。所谓新结构经济学，是想用新古典的方式来研究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这个变迁的决定因素是什么，以及这样的结构变迁对经济的影响是什么。

　　按照一般现代经济学的运营方式，我用新古典的方法来研究结构变迁，应该称为结构经济学，就像用新古典方法来研究农业叫农业经济学，用新古典的方法来研究金融，就叫金融经济学。为什么把它称为新结构经济学呢?因为发展经济学，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的时候，有一个学派叫做结构学派，为了区分于我的研究跟结构主义的不同，所以叫做新结构经济学。这样也有前例，在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诺贝尔奖获得者诺思开使用新古典方法来研究制度跟制度变迁的时候，本来应该取名为制度经济学，但是因为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有一个自主学派，为了区分于自主学派，所以叫做新制度经济学。我想新结构经济学的新是为了区分于原来的结构主义。

　　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认为，一个国家在每个时点上面的技术、产业、基础设施、支柱结构是决定这个国家在那个时点上要素禀赋的结构。所谓要素禀赋大家知道，按照经济学家来说有三种要素，一个是劳动力、一个是自然资源、一个是资本。这些要素禀赋在一个给定时间上面，是不变的，不同的发展程度的国家这些要素禀赋会有相对不同的丰富程度。比如一般发展中国家，资本一定是短缺的，相对比较多的是劳动力或是自然资源。发达国家的资本是相对丰富的，相对短缺的一般是劳动力或是自然资源。

　　这个要素禀赋它的相对丰富程度，就会决定这些要素的相对价值。总的来讲，在发达国家资本相对丰富相对便宜，就会在资本或是技术上面用比较密集的技术的资本来生产或是进入到资本比较密集性的产业上面，要素生产成本最低会最有竞争力，也就是他会在资本相对密集的产业跟技术上面占优势。

　　反过来说，一般发展中国家资本相对短缺，相对昂贵，劳动力相对丰富，相对便宜，发展中国家就会在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具有比较优势。另外在自然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同样的，他就会在资源密集型的产业上面有比较优势。

　　如果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他的产业跟技术都符合他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的话，那他会有最大竞争力，这样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应该称为是这个国家最优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当然我们研究经济发展是要不断提高每个人的收入水平，如果要提高收入水平的话，就要提高劳动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力的话就要求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必须从资本相对短缺的技术和产业，逐渐往资本相对丰富的技术或产业去发展，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劳动生产力水平。

　　当然在发展过程当中，随着资本、技术的密集性的提高，它的产业规模扩大，它的软硬基础设施也比较要完善，这是可以从新结构经济学切入点读出来的结论。

　　既然发展经济，提高收入水平是我们经济发展的目标，如果要提高收入水平，必须从劳动力比较密集或资源比较密集的产业进入到资本技术比较密集的产业，怎么样推动这样一个经济的发展呢，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最好的方式是在每一个时点的时候，都充分利用它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跟技术。因为如果能这样做的话，他的经济会有最大竞争力，能够创造最多的剩余，有了剩余就能进行资本积累。如果他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充分按照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跟产业的话，那么他的资本回报率会最高，所以不仅有最大的剩余可以积累，而且积累的积极性最高。这样的话要素禀赋结构提升的速度就会最高，产业技术升级的速度会最快，收入水平提高的速度也最快。

　　按照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技术，这是一个经济学家考虑的，对于企业家关心的是在市场当中他的盈利水平。怎么样让一个企业家会自发地按照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跟技术，那么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这个国家这个经济里面的各种要素的相对价值，能够充分的反映各种要素的相对稀缺性，我们知道到目的为止只有一种制度安排能够实现这个目标，也就是必须有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如果比资本相对短缺，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的价值将会相对高，劳动力价格相对低，这样就会引导企业家去选择劳动力比较密集的技术，进入到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产业。

　　反过来，随着资本的积累，资本变得相对丰富，劳动力变得相对短缺，这种情况之下资金的价格变得相对低，同时劳动力价格变得相对高，企业家就会采用资本相对丰富的技术来生产，就像现在国内很多地方，随着工资的上涨，都用自动化，用机器人来代替劳动者一样。并且进入到资本相对密集的产业。首先必须有一个竞争的市场价值制度安排。

　　经济发展不是资源的静态配置，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必须有不断的技术创新，也必须有不断的产业升级。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时候，必须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要承担比后来者更多的风险，并且第一个吃螃蟹的先行者是不是成功，还决定于各种硬的基础设施跟软的制度安排，不是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而万沙。对于先行者必须给他一个激励的补偿，并且也必须来寻找各种软硬基础设施的完善，只有有为的政府才能干实事，经济要发展高的话，从新结构经济学角度来看，一方面必须有一个充分竞争的有效市场，同时也必须有一个能够给申请者提供激励补偿，并且帮助申请者来完善各种软硬基础设施，具有这两个制度安排同时发挥作用，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经济才会发展得更好。

　　新结构经济学作为新的理论，当然是来自于我们对现实经济生活当中的现场观察。我们可以来回顾，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当时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农业社会，资本非常短缺，但是我们推行的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这样的发展战略让我们在一穷二白的经济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完善的工业体系，60年代的时候可以试爆原子弹，70年代的时候卫星可以上天，由于在那样的经济之下违反了比较优势，我们经济发展是比较低的，人民生活的改善比较慢。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开始从原来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计划经济，转向到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优先发展的外向型经济。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政府一方面对原来优先发展的违反比较优势的重工业，继续给予转型期的必要保护，使我们经济维持稳定。同时放开对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准入，不仅放开准入，政府还积极地设立工业园区，来解决基础设施的问题，在工业园区里面实施一站式服务来降低交易费用，并且积极招商引资，让我们的产品能够快速进入国际市场。我们维持了稳定跟发展。

　　这个快速发展过程当中，资本积累非常快，原来的重工业发展的产业，由于资本的积累逐渐从违反比较优势，逐渐变成比较优势，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才把原来的保护圈取消掉，也就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新结构经济学这个理论的思考，来自于对我们改革开放前后的绩效的比较，了解它背后的道理来提出来的一个背后的逻辑，因果关系的解释。

　　提出新理论，它的目标不仅是能够比较好的解释我们过去的成功跟失败，我们知道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条件的相适性。从二战世界大战以后，有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那么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2008年，只有两个经济体从低收入进入到高收入，一个是我们的台湾，一个是韩国。中国大陆这部分，很可能到2020年-2025年之间成为第三个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从低收入发展成高收入经济体。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直到2008年，也只有13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进入到高收入，这13个经济体当中有8个是西欧周边的欧洲国家，本来就跟发达国家差距不大，另外5个是日本跟亚洲四小龙。

　　从这个统计数据来看，可以说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经过两三代人的努力，还是现在低收入或是中等收入陷阱，为什么是这样的?中国有一句话，思路决定出路。发展中国家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表现不好，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的发展思路并不准确。新结构经济学，希望作为一个新的发展经济学，不仅能够解释我们过去成功跟失败，也可以作为我们未来发展跟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参考借鉴。这是我对新结构经济学的简单介绍。

　　再来谈谈“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是2013年9月份习近平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的时候率先提出的，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同年在印度尼西亚访问的时候提出建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现在简称的“一带一路”是这两个倡议的一个组合。“一带一路”的倡议是以基础设施作为抓手，希望把五通，也就是政策沟通、道路连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在这五通的基础之上来建立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跟责任共同体。

　　以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抓手，来倡导区域经济的整合，实际上美国也看到它的好处。美国奥巴马总统在2011年的时候，曾经提出要建立亚太经济走廊，亚洲连接印度洋跟太平洋的经济走廊，也提出建立新丝绸之路，要把阿富汗跟中亚五国连接在一起，让中亚五国有一个太平洋出海口。但是相对于我们提出“一带一路”建设，倡议成立，大家知道开始的时候美国是反对的，但现在有57个国家，除了美国之外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参加了，我们亚洲基础设施赢了。而美国提出的这些亚太经济走廊跟新丝绸之路基本是无声无息。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看，为什么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能够得到这么多的响应，而美国提出的基本上是接近跟我们有很多相似的倡议，但在国际上是无声无息的。最主要的是“一带一路”沿线有60多个国家，目前为止他们的人均GDP普遍在我们人均GDP的一半以下，有的只有我们的1/5，我们现在是8100美元，大部分国家是在4000美元之下，有的甚至只有2000美元，1000美元不到。对这些国家来讲，从新结构经济学角度，每个国家跟我们一样，都有实现民族复兴的梦想，都希望能够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收入，进入到现代化国家的梦想。如果要实现将来经济的腾飞，有两个前提，一个前提是提高劳动力生产水平的产业技术必须不断升级，第二个在这个升级过程当中，基础设施必须不断完善，才能够降低交易费用。

　　从产业升级角度来看，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少数几个能够实现经济腾飞的发展中国家，他们抓住国际劳动力密集型加工产业国际转移的成果机遇期，让他们国家能够从农业结构进入到现代化的机遇期，首先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日本，当时美国的工资水平高，美国的劳动力密集型工业失去比较优势，日本抓住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从美国向海外转移的窗口机遇期，率先发展了劳动力密集型的像纺织业简单的加工业，所以日本发展非常好。发展非常好以后工资水平上升，在60年代、70年代，亚洲四小龙包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也利用当时工资水平低，抓住劳动力密集型加工业国际转移的窗口机遇期，实现了从农业经济向现代化经济的转型，带动亚洲四小龙。到80年代的时候，亚洲四小龙工资上涨了，劳动力密集型加工是比较优势。那时我们正好改革开放，抓住了那个窗口机遇期，快速的发展劳动力密集型加工出口产业，让中国经济实现了腾飞。

　　中国现在到目前为止，我们就出现了跟60年代的日本、8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一样，我们的工资上涨非常快。我们在过去改革开放以后非常有竞争优势的劳动力密集型加工业，因为工资上涨，直接失去了比较优势。我们同样进入到像日本60年代亚洲四龙80年代那样这些劳动力密集型加工业，必须不断的向海外转移，然后从国内的GDP，国内生产总值转移到海外去创造第二春变成国民生产总值的机遇期。这样一个机遇期，对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讲，是他们实现工业化、现代化一个难得的机遇。而且不仅是一个难得机遇，是一个非常大的机遇。为什么?因为要转移的规模不一样，日本在60年代的时候，它整个制造业雇佣人数是970万人，80年代的时候韩国整个制造业雇佣人数是230万人，我们台湾雇佣人数是150万人，香港是100万人，新加坡是50万人。根据第三次工业普查，我们整个制造业雇佣的人数是一亿两千五百万人，当时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就有8500万人。

　　有这么一个巨大的劳动力密集型加工业，向海外转移的窗口机遇期，基本上足够让“一带一路”沿线工资水平比我们低的这些发展中国家，同时进入到从农业经济转变为现代化经济的一个窗口机遇期。如果他们能抓住这个窗口机遇期，他们也可以实现像我们改革开放以后，或者亚洲四小龙60年代以后，日本战后一样连续20年、30年，每年8%、10%的快速发展，使他们从一个低收入国家进入到中等收入，甚至进入到高收入国家的可能性。当然要抓住这个窗口机遇期，我们除了提供这个窗口机遇期之外，我们知道要抓住这个窗口机遇期，同时必须有基础设施的完善，才能够降低交易费用，让国内的比较优势变成国际的竞争优势。

　　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上面，我们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管在技术，在产业，在资金上是一个很大互补，因为我们的建材行业，像钢筋、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的产量，都占全世界的一半以上，并且随着我们经济增长速度，从10%左右降到现在7%左右，必然有不少富余的产业，这些富余的产业对我们来讲是富余的但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是短缺的，所以提供这些建筑所需要的材料。同时我们的建筑队由于过去这30多年的快速发展，培养了一批在世界上非常有竞争力工程施工力量，像我们建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我们的成本跟国外的一些建筑队伍提供的成本来讲，有的甚至只有他的1/3，我们是他们的一半。我们可以提供这些材料，并且以比较低的建设成本，来帮助这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他们的基础设施。

　　建设基础设施要钱，大家知道，我们有三万亿美元的外务储备，是全世界外务储备最多的国家，并且我们每年有4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储蓄。我们有足够多的资金来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这些基础设施。中国“一带一路”的倡议的提出，適逢其时，一方面我们可以给沿线国家提供这个产业转移的机会，第二方面我们可以帮助沿线国家来建设基础设施，抓住产业转移的机遇期，实现国家的现代化，经济的腾飞，是每个国家共同的目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后，能够得到这么多国家支持的原因。

　　最后我来谈谈金融创新，跟“一带一路”建设，跟世界经济发展的关系。基础设施的建设周期很长，比如建一个工程可能一年两年，很长，但要建一个基础设施有的要三年、五年甚至更长时间。第二个，基础设施建设的回收期长，一般基础设施的建设回收期是40年甚至50年，但一般工厂建设的回收期5年、10年已经用光了。第三个周期是资金一次投入非常大，要几十亿上百亿，像我们在瓜达尔的建设，570多亿美元，3000多亿人民币，建设资金一次性投入到。因为这些特性，基础设施的建设一般民间资本不太容易进入，商业银行也不愿意提供，因为商业银行一般提供短期的流动资金。

　　这种情况下要建基础设施一般不是由国家财政投入，就是要有国家担保的开发性金融，像开发银行，从国内来收集资金。我们知道一般发展中国家是比较贫穷的，资本是比较短缺的，要建设基础设施资金只靠国内来提供的话，远远不能满足他发展的需要。这种情况下就必须透过国外的资金，国外的资金有的可以用双边的方式来解决，比如说我们现在有进出口银行，也有开发银行，随着我们跟双边合作伙伴进出口贸易的需要，我们可以提供一些信贷来帮他建设基础设施。

　　除了这种双边安排之外，也可以有多边安排，多边安排里面最有名的是我曾经工作过的世界银行，当然各个洲还有它的开发银行项目，亚洲开发银行、南北美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以及我们倡议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些都是多边的开发银行，同样的可以给这些基础设施提供资金。但是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收集了资金，它的规模非常巨大。按照亚洲开发银行的建议，在2010年-2020年，这十年之间，单单在亚洲地区就需要8万亿美元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平均每年8000亿美元。根据欧洲开发银行的研究，欧盟在2010-2020年，在基础设施建设上面收集的资金是2.1万亿-2.8万亿美元，也就是每年需要大概2500亿美元的资金投入。根据非洲开发银行的研究，非洲现在每年在基础设施建设上面就要达到930亿美元。这个数字基本都是天文数字，这种情况之下，单单靠国内的资金，靠双边或多边的资金还是不够的。

　　为了建设这些基础设施，非常需要有一些金融创新，现在全世界大概还有三万亿美元的主权基金以及几十万亿美元的退休基金，这些主权基金或是退休基金，过去一般是买一些比较长期的比较固定的政府的债券，或是打包投资在股票市场上面，但这些资金一般是长期的投资。我们知道现在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之后，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券的利息是接近零的，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现在也是虚高，风险非常大。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样进行金融创新，让这些长期性的稳定性的主权基金或者是退休基金进入到基础设施的建设，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的方向。

　　基础设施是每个国家经济发展要解决的瓶颈问题，可以用政府的基金加上双边跟多边的基金，作为组织来设计项目，并且作为一些新的金融安排，让这些民间的包括主权基金跟退休基金能够加入到基础设施的建设上面去。如果能这样的话，那么前面谈到的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瓶颈就能够得到解决，发展中国家如果能解决他的基础设施，就有条件抓住劳动力密集型加工业转移的窗口机遇期，实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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