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蓝皮书共创和谐经济

成舍我

“文化差异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最大差异，文化融合是最重要的融合。”今年全国两会上，民建中央为深化“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提出九条建议，其中指出，推动我国企业走出去，要积极发挥文化的桥樑作用和引领作用，加强各国、各领域、各阶层的交流交往。

2016年8月，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代表率“一带一路”建设访问团赴巴基斯坦、沙乌地阿拉伯、印尼访问调研。访问团深入调研后认为，文化融合对深化“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推动我国企业走出去尤其重要。“在一些失败的国际並购案例中，70%的原因是文化融合不足。”辜胜阻代表说。

“文化融合，语言是第一道关口。”民建中央常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副所长李兰委员说，“一带一路”沿线60多个国家，人口超过40亿，有十几个国家用阿拉伯语，几个国家用俄语，其他国家使用的都是通用性较差的地方性语言，必须加快培养通晓相关语言和文化的人才，同时要积极开发沿线国家人才资源，促进交流融合。

民建中央常委、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白重恩委员说，企业走出去后，跨文化管理是另一个挑战，我们要学习瞭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法律制度等，主动適应，而不能生搬硬套国內的管理方式。“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离不开文化的沟通。”民建中央建议，继续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各种官方和民间文化交流。

《国际城市蓝皮书：国际城市发展报告(2017)》11日在北京发佈，该书以“丝路城市走廊”为2017年年度主题，並提出通过“丝路城市走廊”构筑“一带一路”战略主通道。

蓝皮书介绍，“丝路城市走廊”是全球化深化发展前提下，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基于“五通”(政策相通、道路相通、贸易相通、货幣相通和民心相通)联繫的国际经济合作走廊的骨干城市通道，是由走廊上多个核心国际城市与腹地內经济实力较为雄厚的次级城市跨区域乃至跨国扩展联合形成的。

蓝皮书指出，“丝路城市走廊”构想的提出，可促使不同区域发展设想的相容，实现多层次地域发展部署融合，这比单纯从中国出发的“一带一路”六大经济走廊更易能够被各国和各地区所接受。此外，以“五通”为联繫纽带，构建“丝路城市走廊”也是互联互通的高级形态，这类走廊平臺所能承载的內容將大大超越单纯依託交通基础设施联繫的区域发展通道。

蓝皮书认为，城市作为全球生产网路组织的空间形态，將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域承担最重要发展任务，从而在过去全球化发展的边缘地区塑造新的城市体系。基于“一带一路”经济走廊、发展轴线等地缘政治、经济发展需求和组织模式，“丝路城市走廊”和走廊城市群必將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地域中新的城市体系组织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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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考虑各自区域发展战略

课题组介绍，从当前我国“一带一路”具体实施和推进的战略中，“六大经济走廊”成为走廊组织的基本框架。六大经济走廊实际上分別有著不同的功能定位和合作重点。

其中，中蒙俄经济走廊主要承担基础设施投资和资源能源安全功能;中国—中亚—西亚主要承担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安全的功能;新亚欧大陆桥主要承担国际贸易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功能;中巴经济走廊则主要承担能源安全、园区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多元功能;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主要承担资源能源和国际贸易、投资等功能;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主要承担国际投资和贸易等功能。

“不同经济走廊基于我国对外战略所承担的不同功能，决定了丝路城市走廊的功能体系。”课题组同时表示，“一带一路”沿线地域国家城市发展情况存在很大的差异，从近20年人口增长的速度看也存在很大差別，从超过100%增长到负增长的情况均存在。

蓝皮书介绍，如果不考虑彼此之间的社会政治经济关係，仅从地理区位角度考量，对照2015年各区域超过100万人口规模城市的空间分佈情况看，印度、巴基斯坦以及孟加拉三个大国所在的南亚地区超过100万人口的城市共有74个城市。

其中德里—孟买—金奈—加尔各答“金四角”城市群最成熟，能够强力支撑起丝路城市走廊的发展;蒙俄两国百万人口以上城市有14个，但是在西伯利亚地区和蒙古只有乌兰巴托、新西伯利亚以及鄂木斯克等规模较小城市，其他城市多在欧洲地区。

课题组介绍，从实际发展看，尽管我国存在对外辐射方向不同的六大经济走廊，但“一带一路”沿线地域国家纷纷提出自己所制定的区域和国家层面发展战略。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档中跨境线路的设计、俄罗斯推进的“欧亚经济联盟”、欧洲“琥珀之路”、哈萨克斯坦“光明大道-通往未来之路”规划、印尼的“全球海洋支点”与海上高速公路、蒙古“草原之路”等规划相继提出发展通道建设等。

“这些区域和国家战略不会完全按照我们的战略推进自己的城市体系的建设，例如中巴经济走廊就与巴基斯坦当前正推进的区域开发战略存在空间错位问题。因此，必须充分考虑沿线城市所在国及区域组织在当前实施的区域发展战略。”蓝皮书说。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王战在研討会上表示，“一带一路”沿线发展和投资战略，要“往下沉”，深入重点城市，甚至要深入城市的工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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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城市走廊”构想的提出

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屠启宇介绍，隨著“一带一路”战略由倡议阶段进入实质性建设阶段，“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迫切需要确定战略支点，走“选点”、“串轴”、“结网”进而“拓面”拉动全局的路径。其中，“串轴”对象是主要位于“一带一路”沿线地域的国际城市走廊，特指为“丝路城市走廊”。

屠启宇说，“丝路城市走廊”是全球化深化发展前提下，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基于“五通”联繫的国际经济合作走廊的骨干城市通道，是相对于原先基于基础设施通道联繫的区域走廊的全面升级版本，是由走廊上多个核心国际城市与腹地內经济实力较为雄厚的次级城市跨区域乃至跨国扩展联合形成的，是空间整合的结果，並最终为沿线国家和地区寻求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提供平臺支撑。

“丝路城市走廊”由沿线多个城市群组组成並通过快速交通体系连接，这些城市群由某个或某几个核心国际城市与腹地城市跨区域或者跨国整合发展而成，在群组內部的经济联繫、资金联繫、社会联繫、资讯联繫等领域各城市来往密切，並借助国际经济走廊的发展快速成长。

蓝皮书介绍，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正式生效和人居三大会“新城市议程”的通过，已从顶层设计层面完整构建了“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的全球可持续发展和城市包容性增长行动计画。正如“新城市议程”所言：“城市连通著地区，国家甚至连接著全球网路”，是“更平衡的地域开发的枢纽”。

“现在正是超越东方—西方、南方—北方、中心—边缘等传统地缘政治史观，在世界城市网路建构领域予以思想和行动回应的绝好时机。”蓝皮书说。

屠启宇说，“一带一路”是进入21世纪以来在洲际尺度地域开发领域最振奋人心的倡议，通过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域“枢纽”城市的互联互通与结网研究，完全可以在学术上提出更为公平和包容的新型世界城市网路理论，而“丝路城市走廊”將是重要的开始和著力点。

课题组认为，“丝路城市走廊”构想的提出，包含多层战略价值。第一，“丝路城市走廊”將秉承丝路传统，在“一带一路”沿线形成多国际城市走廊，保证联通的灵活性，最终多条走廊又能纵横对接结网拉动全局;第二，“丝路城市走廊”有助于相容不同区域发展设想，可以成为各类开发开放构想的最大公约数，实现多层次地域发展部署的融合，比单纯从中国出发的“一带一路”六大经济走廊更能够被各利益相关方所接受;第三，“丝路城市走廊”也是互联互通的高级形态，这类走廊平臺所能承载的活动將大大超越单纯依託交通基础设施联繫的区域发展通道。

屠启宇认为，“丝路城市走廊”可以实现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幣流通和民心相通的系统集成。这种系统性力量可产生经济效应，文化效应、社会效应、生态效应和地方政府治理合作的效应。

根据人民网、中新网等综合采编

【文章观点仅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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