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香港这个城市，尽皆过火、尽是癫狂

郑瑟

　　香港人马家辉，正在北京做一个直播节目。空荡的书店二层，他和一位北京的书业媒体人对坐而谈，气氛渐渐微妙，甚至有些尴尬。

　　因为《锵锵三人行》，马家辉成为内地最为人所知的香港人之一。这次来北京，是以小说家的身份，宣传自己人生第一部长篇小说《龙头凤尾》。这场直播，正是为此。

　　对谈主持人，资深书业媒体人T老师，用马家辉的话来说，是一位“典型的北方读书人”。乐呵呵的北京爷们，开场时不经意说了句：“这部小说大概草草看过……”“名嘴”马爷，捉住了这个笑点或槽点，笑着捍卫小说家的尊严：“什么叫草草?应该很认真地看啊!哦，才拿到书……对不起，那是我们的错。应该早一点给你。”

　　一场偏离套路的开场白，预示着一场对话注定的频道错位。《龙头凤尾》，这个发生在香港20世纪三四十年的江湖故事，远离21世纪的中国梦太多，像是巨幅拼图的一块边角碎片，或是一段可以被割弃的盲肠。小说主人公，广东乡下仔陆北才，偷渡到香港求生存，经历青帮、军统、汪伪、英、日间暗战，上位成香港洪门孙兴社龙头“南爷”，并与英国殖民官员张迪臣发生一段“断背”畸恋——故事的语言、故事情节，主人公的性格，都带着极强的香港特性——这带给北方读者T老师许多陌生的阅读感受。

　　T老师并没将这份陌生感放在心上。像以前主持的其他活动一样，他按照流程对小说作者马家辉发问：“我看这本小说，因为用香港方言写，相对来说难读一点”、“读起来让我满头雾水，为什么要写一个完全凭运气在混的小人物?”、“这个人太现代了，不太容易理解，不像骆驼祥子，我们理解的1930年代的中国人是老实巴交的”……对面的马家辉表情渐渐严肃，他开始意识到，这段南来的香江演义，在这位阅读广泛，思想深厚的北方读书人的经验里，竟遭遇了“霾”。

　　问题在哪里?收起戏谑和调侃，马家辉逐一解释起种种“费解”处：1930年代的香港大势，岭南的民间语言环境，深入黎庶的市民文化，南方人的生猛精神等等，都是来自北方的读者理解这个故事的必要。

　　一九三六年的中国，时局纷乱不明，内战外战一触即发，本是广东乡下一个木匠的陆北才被抛进时代的浪涛里，揉搓、碾压，沉沉浮浮。

　　离家去陈济棠部队当兵，无意间窥知兄弟的秘密，差点丢了性命;偷渡到香港卖苦力讨生活，又卷入一场洋人的命案;无奈之下逃到广州，经弟弟引介加入洪门……在 跟命运的对赌里，陆北才似乎总有化险为夷的运气。再次回到香港的他，改名北为南，搖身一变成为孙兴社龙头，江湖尊称的“南爷”。

　　但历史的赌局从来不按牌理出牌，日本人的威胁一天天迫近，上海青帮来了，汪精卫的人来了，江湖翻江倒海，而南爷心底的秘密炸弹也仿佛随时会引爆……

　　并没有去过香港，但并不妨碍我爱香港。从看第一部港片起，就喜欢这个奇异的揉合了烟火气、血性和优雅的地方。若有朝一日去香港，油麻地，太平山，尖沙咀，维多利亚港，庄士敦道，廉政公署，庙街，定要一一看过。大排档，鱼蛋粉，虾子面，猪红粥，也定要一一买来食。看过那么多港片，偶尔听到有人说粤语，觉得倍感亲切，心底升起暖意，好像故乡不在北方，而在香港。

　　《龙头凤尾》大概就是给我这样的港片脑残粉准备的吧。因为看见湾仔，就像看见香港。哨牙炳，雀王棋，米佬胜，鱼旦波，每个名字都让人想起庙街的烂仔;扑街，鸠但，见步行步，有杀冇赔，讲多了你都唔识听，分分钟令港片粉热泪满眶。开不败的花街，打不完的牌九，闹闹哄哄的湾仔街景，工整肃穆的洪门斩鸡。水手馆的门前，来自苏格兰的蓝眼睛大胡子亨利哥，跟人力车夫阿才谈天，洋腔洋味的广东话，慢慢说起自己第一个中国好朋友，他姓张……当看见一个活色生香的港英时代热乎乎地升腾在眼前，怎能不令人心潮涌动?

　　只是，真正的江湖里，恩仇并不快意，常常是沉痛纠结苦楚。堂口龙头的每一个轻微举动，都是要谨慎思量，越是位高权重，越要忍字当头。平日的杀伐非但不能宣泄愁苦，却往往是日后的噩梦。人活着，就是为了含辛茹苦。好在，散落在角角落落的烟火气和人情味，看似平淡，却最能抚慰人心。书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个场景，一场是日本战机来轰炸湾仔，红尘惊震，对岸炮火连天，然而岸这边的人们仿佛事不关己，买菜的继续买菜，闲聊的继续闲聊，吃粥的继续吃粥，就算天塌下来，也得让老子把手上的事情忙完。还有一场，日军来袭，各路烂仔趁乱发财，到处洗劫，陆南才跟好友兄弟在麻雀馆避祸，深夜难眠，用厚毯铺在桌上隔声，闷声打牌忘却窗外激战。此时的桌上输赢再无所谓，乱世之中能有这样一场牌局便是温暖安慰。

　　在这个乱世，鬼佬、军统、帮会分子各为其主，却免不了你来我往，利益纠葛。虽是为自己揾食，也不乏情义相托。鬼佬警官张迪臣和堂口龙头陆南才的断背情，就像英国与香港的一个暧昧隐喻：时间久了，鬼佬在香港找到情人的怀抱，而港人对鬼佬也怀了一种爱恨交加的复杂况味。然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有给人以温暖的爱和信任，也有令人心痛的恨与背叛。诸多的恶并不是人们自愿为之的，当面临你死我活的生存法则，有几个人愿意放弃自己呢?洋人与华人的友谊，女子与恩客的情意，兄弟之间的誓死信赖，都难免在乱世险恶遭到背弃。而这些恶，无一不是生活中永远的梦魇，也是最痛苦的秘密。

　　戴笠、张啸林、杜月笙、汪精卫，当年的大佬，在这里客串登场，虽然光辉满目，但在每个港人挣扎生存的历史里，都不过是点缀。为了不被杀掉，孙兴社的烂仔被迫做了汉奸，组织人们摇旗庆贺日军驻港一周年，百姓若不愿意，就痛快出手教训他们听话，原因很简单——因为挨烂仔打骂总好过被日本人虐杀，这不是欺负同胞，而是在保护同胞(汪精卫和林柏生何尝不是怀着同样的心愿)。活下去才最重要，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在今日不知明日事的乱世香港，努力活下去才是最最实际的道理。

　　想起沈从文对湘西的怀念，他说起自己在某地当兵时，常看到一个裁缝店老板娘，穿了桃红葱绿的衣衫，水红色吊脚的袜子，对衣冠楚楚的军官丢媚眼勾搭，对普通兵士丢白眼装正经。旁人觉得这女人势利轻佻，不屑一顾，而沈从文只觉得可爱有趣，因为这便是生活中的人，有着暖暖的烟火气。看着这些人碌碌地生活，会替他们悲哀，而又何尝不令人敬爱。活下去是一件多么卑微而又庄严的事情。“他们庄严忠实的生，却在自然上担负自己那份命运，为自己、为儿女活下去。不管怎么样活，却从不逃避为了活而应有的一切努力。他们在他们那份习惯生活里、命运里，也依然是哭笑吃喝。”

　　有时候想，为何香港会有那么多尽皆过火、尽是癫狂的喜剧电影?或许是因为这个地方的人们经历过太多苦难的时刻、忍耐过太多动荡的煎熬。这样的隐忍、苦中求乐、对生的热情和执著，大概就是我们爱港人、爱港影的原因吧。谢谢马家辉先生，为我们留下一个湾仔的故事。关于香港这个城市，即便以后面目全非，也会因为陆南才和张迪臣的故事，而让人有了追慕的念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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