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是宽容的，他们可以原谅一切

郑瑟

　　生活方式就是人们根据自己喜好来打发时间和进行消费，并把自己归入一个特定的群体之中的一种生活模式。大多数人的日常活动分为以谋生为目的的工作中进行的活动和空余时间所进行的活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需求也从一开始的追求实质性的食粮果腹变成现在的追求精神层面的富足。于是，越来越多的人不满足于现在千篇一律的生活方式，转而投入艺术品的海洋，用艺术来装点生活。

　　当年作为学生陪罗斯金参观惠斯勒画展的王尔德说过，公众是宽容的，他们可以原谅一切，除了天才。后来，王尔德背叛师门，成了“为艺术而艺术”观念的扞卫者。不知是不是受了惠斯勒段子的蛊惑?

　　爱惹事的人，最怕的事是没摊上事，譬如艺术家惠斯勒和艺术批评家罗斯金。1877年英国格罗斯威农画展上的一幅画，满足了两人共同的需求——来事了。

　　这幅画叫《黑与金的夜曲：坠落的烟火》，其作者，没错，就是美国出生、俄国长大、法国求学、最后定居在英国的艺术家惠斯勒。

　　光看艺术家的履历，你就明白，他是一个多么难缠多么绕的人。而满足艺术家的，确切说，是艺术家自我满足的画，同样是一幅很绕很难缠的作品：昏暗的色调、凌乱的笔触、不严谨的构图、无厘头的细节，以及只有精神分裂症患者才会喜欢的混沌意象……

　　惠斯勒先生是在挑衅公众智商吗?一个有着基本社会责任感的人，都会暗自发问。而脱口说出这层意思的人，是一位有着极强社会责任感的艺术批评家罗斯金。

　　有着极强社会责任感的艺术批评家，是对罗斯金先生委婉的称谓，当时理论界评价他是一个“有着怪癖的激进主义者”，简而言之，也是一个爱惹事的人。

　　让两位实现期待已久之PK的，是画展结束前一天。艺术批评家罗斯金带着自己的学生王尔德，踱进了展厅。边走边说(骂)，指指点点，那是当然的喽。而后，这对师徒的脚步停留在了《黑与金的夜曲：坠落的烟火》展位前。节奏如下：批评家驻足-观望-摇头-开火：成何体统，这也叫画?!

　　如果就这么骂一句，事情不会如此精彩。憋不住气的批评家，不久后在一本公开发行的小册子里系统化理论化地表达了自己的观展体会：为了惠斯勒先生着想，也为了保护买家，库茨·林赛爵士不应该将这样的作品引入画廊，该画作者缺乏修养的做作近乎存心欺诈。以前，我曾见识过很多伦敦东区粗汉的行径，但从未想到，一个纨绔子弟，把颜料罐打翻在画布上还要观众支付200基尼，实在是一种欺骗!

　　应该说，这是一篇观点鲜明、言词犀利的评论，尤其是“指名道姓地批评”这一环，值得当代许多将“文艺表扬”打扮成文艺批评的文艺批评家们好好学习。

　　不得罪人的批评，叫什么批评?不消说，罗斯金的批评文章果然得罪了人，一个不好得罪的人——画的作者惠斯勒。

　　惠斯勒的反击，符合爱惹事的人的行事风格，他一纸诉状，把大批评家罗斯金告上了法庭。开庭时间是1878年。

　　伦敦白区法院受理的惠斯勒诉罗斯金侮辱名誉案，在法律史上乏善可陈，一堆文人间的口水罢了。但在艺术史上却值得大书特书，至少，这算得上是一堆充满艺术含金量的口水。

　　普遍认为，这桩诉讼代表了新旧两种艺术观念的冲突。罗斯金主张艺术要与生活结合，要反映大众的生活吁求和审美情趣。他喜欢的画家是学院派的透纳，他喜欢的作品是透纳的泰晤士河系列;相反，惠斯勒则坚持艺术与生活分离，为艺术而艺术。艺术在他看来是高度个人化私密化的体验，有炫技的意思。拿他自己的话说，“绘画不应该浓墨重彩，而应该像一片窗玻璃上的呼吸。”

　　母亲，被认为是惠斯勒最出色的作品，画面倒不像一片窗玻璃上的呼吸。

　　就画面而言，《黑与金的夜曲：坠落的烟火》的确实践了惠斯勒的艺术理念，它太像哈在窗玻璃上的气了，夜色、星辰、河流、人物在朦胧中混作一片。

　　不过，《黑与金的夜曲：坠落的烟火》这幅朦胧的作品，在法庭引起的控辩却是言辞明快、对峙尖锐。相关庭审记录，可以在许多艺术理论的史料中找到。

　　——只要不是瞎子，恐怕谁都看得出，不论惠斯勒的《黑与金的夜曲：坠落的烟火》是不是一幅杰出的画作，画家本人倒肯定是一位天才的段子手。据说，惠斯勒常会突然放下调色板，冲到报社去润色一句讽刺人的妙语!

　　正是由于在法庭上的妙语连珠，使得段子手最终赢得了官司。法庭判段子手获得了四分之一便士的赔偿金，附加判决是原告被告平摊本次审判的费用——1000英镑。

　　败诉让被告精神损失巨大，罗斯金丢掉了在牛津大学莫德伦学院的教席，次年隐居于兰开斯特科尼斯顿湖畔的布伦特伍德小镇。胜诉令原告经济损失巨大，惠斯勒为支付500英镑的审判费用，不得不拍卖自己的房产和作品，次年宣布破产。这是一幅挑衅公众审美情趣的作品，所引发的糟糕后果之一。

　　另一位段子手，也就是当年作为学生陪罗斯金参观惠斯勒画展的王尔德说过，公众是宽容的，他们可以原谅一切，除了天才。

　　后来，王尔德背叛师门，成了“为艺术而艺术”观念的扞卫者。他与老师罗斯金的反目，是不是受了惠斯勒段子的蛊惑?或许，可能，反正王尔德说过，在惠斯勒画出伦敦的雾之前，伦敦并没有雾。这不是段子，是“文艺表扬”。

　　1891年春天，43岁的高更从马赛出发，独自一人到南太平洋上的蛮荒之地塔希提岛(又名大溪地)去。这是一场事先张扬的远行，高更出售了30件作品筹集路费，象征派诗人马拉美在巴黎伏尔泰咖啡馆主持宴席为他饯行。在南太平洋岛屿，高更一待就是十多年，直至生命尽头。这里的异域风情与土着女子，让他找回绘画的激情和冲动，留下绘画生涯最灿烂的一笔。时至今日，这些画作还在以肆无忌惮的色彩、野性神秘的气息刺痛着人们的眼睛。

　　曾经的高更，是巴黎的一名证券经纪人，稳定安逸，收入颇丰。35岁那年，他却不靠谱地选择成为前途未卜的全职画家。有生之年，高更算不上十分成功的画家。尽管他混在印象派的队伍里，参加过4次印象派画展，但身份始终边缘———莫奈不愿与这位“信手涂抹的家伙”握手，艺术评论家称他只是跟在毕沙罗后面的业余画家。

　　赴塔希提岛以前，高更就曾脱离印象派，在法国境内的布列塔尼、阿尔勒等地开始漂泊的绘画生涯了。最终诱发他流浪到天涯海角的导火索，可能就是梵高，是与梵高的交往加剧了高更对现实的恐惧和对与世无争世界的向往。在阿尔勒，高更与梵高共同度过惊心动魄的62天、酿成轰轰烈烈的“割耳事件”以后，分道扬镳。梵高走向他愈加疯魔的纯粹世界，高更则开始了在塔希提岛的自我放逐。临行前他曾表明心迹：让其他人去拥有荣誉吧!我只追求安静平安，法国的高更从此逝去，你们再也见不到他了……我终于获得了自由，不需要再为金钱而奔波忧虑了，我将能够自由地去爱，去歌唱，去死亡了!

　　初踏塔希提岛，强烈的阳光、浓密的森林、头戴花环有着小麦色皮肤的女人们、原始与未开发的纯真都令高更沉醉。在这里，他建了一间原始竹屋作为自己的工作室，按照当地习俗娶了土着少女特哈玛娜为妻，劳作、画画、书写……这是他的流金岁月。在他于塔希提岛留下的散记中，他曾写过这样一段话：我离开是为了寻找平静，摆脱文明的影响。我只想创造简单，非常简单的艺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必须回归到未受污染的大自然中，只看野蛮的事物，像他们一样过日子，像小孩一样传达我心灵的感受，使用唯一正确而真实的原始的表达方式。

　　1893年，高更也曾短暂地返回法国。他带着于塔希提岛创作的数十件作品到巴黎一家画廊办展卖画，想要赚点生活费。结果却是每天站在画展现场，听着参观者发出的嘲笑。莫奈、雷诺阿、毕沙罗等人甚至认为这些画糟糕透了，太粗野，太原始，而这恰恰是高更追求的。大失所望的高更，看清自己是巴黎生活的局外人，一年半以后重新踏上去塔希提岛的路途。这一离去，真的成了与文明世界的永别。高更再也没有再次踏上欧洲大陆。

　　在塔希提岛，高更主要留下了鲜明的两类作品。一类着意于表现当地妇女闲适朴实的生活，粗野却健康的美，极富异域风情，另一类用土着人的形象标示基督降生、天使、亚当与夏娃等，充满神秘主义的情绪与意象。在这里，高更找到了内敛而饱满的另一种生命美学。

　　生命的最后几年，高更其实在以发狂的创作与残酷的命运搏斗。盛放的艺术背后，有着人们难以想象的穷困潦倒、心力交瘁、疾病缠身，甚至精神的几近崩溃，他曾怀疑一切事物，且一度服下砒霜。高更在南太平洋岛屿完成的一生中总结性的作品———长约4米半的《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就来自他有生以来遭遇的最严重的精神危机———听闻最心爱的女儿阿丽娜死于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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