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正成为催生、集聚创新成果与创新资源的热土

郑瑟

　　《上海科技创新中心指数报告2016》显示，近年来上海对全球高端创新资源的吸引力不断增强，正逐渐成为创新资本、人才、机构、设施等要素集聚的沃土。

　　根据这份由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2016年12月16日发布的报告，2015年上海吸引创业投资(VC)和私募股权投资(PE)总额达到965.84亿元，比上年大幅增长154.3%。截至2016年9月，“科技创新板”挂牌企业达到79家，已实现融资3.6亿元，资本市场助推效应开始显现。

　　人才方面，截至2016年10月底，符合“人才20条”条件的市场化认定的184名外籍高层次人才申请成功领取永久居留证。国内人才通过“创业人才、创新创业中介服务人才、风险投资管理运营人才、企业高级管理和科技技能人才、企业家”这“五类人才”绿色通道落户目前126人。

　　国家级研发机构数量从2010年的115家增长到2015年的146家，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实施推进上海光源、转化医学中心、蛋白质中心、肝癌科学中心等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以及一批高质量的研究型大学和研发机构作用持续发挥。

　　“体制机制改革有力激发科技创新活力，上海成为催生、集聚创新成果与创新资源的热土。”人民日报去年曾在头版刊文如此评价上海科创中心的建设。

　　对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成效，王振用“非常显著”四个字来评价，“首先，这个战略立起来了，成为方方面面的共识，成为政府的重大布局和积极行动;其次，我们在体制机制上非常积极地突破，形成了顶层布局，从上往下，主动突破，破除各种条框，比如《上海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草案)》等法规正在制定之中。”

　　他继续说：“再次，我们积极布局重大科技创新项目，特别是推动张江的国家综合性科学中心建设，抓项目很重要，影响未来五年、十年;最后，推动了创新创业氛围的形成，吸引更多的海内外人才选择上海，形成各类创新创业社群，吸引更多的海内外高科技企业、投资机构、中介服务机构集聚上海，形成企业集群、载体集群，这些不断集聚起来的创新创业社群和企业集群、载体集群必将形成上海特别需要的人气。”

　　彭洪修是安集微电子(上海)有限公司的产品管理总监，他带领的团队研发出的光刻胶去除剂，打破了国内半导体研发中这一工艺100%依赖国外的格局，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

　　从无到有，零的突破，彭洪修的团队在研发中用了两年时间，而他自己也越来越适应在张江研发。

　　“上海市科创中心建设的氛围越来越浓郁，张江就此做了各方面的努力。”他坦言，除了公司本身对研发的高投入，张江求才若渴的态度很实在，“2015年我被评为‘张江卓越人才’，获得了100万元的奖金，我跟我的团队都有了激励，科技研发被大家所重视，让我们都能安心搞研发。最近，我还被通知申请‘张江高科技园区重点人才服务联系卡’，也让我体会到张江对人才的服务正在不断提升。”

　　王振认为，科创载体非常重要，但最关键的是人才，这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因素，“上海在人才方面有总量优势，但结构性上有明显的短板不足，一流的科学家、企业家和艺术家明显不够，从事创新创业的风险投资家很少，即使是高技能人才也已呈现明显紧缺。我们需要一批踏踏实实做研发创新的科学家，需要一批埋头实业的企业家，同时也需要大量实用型的高技能人才。”

　　“在人才政策上，一定要持续突破、持续创新，我个人觉得，要尽可能降低门槛。”王振表示，2016年“上海人才30条”以及公安部支持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出入境“新十条”，这些政策都在着力降低人才进来的门槛。

　　“上海推出科技创新的一系列政策，令我们很激动，我们地处张江，‘科创22条’等政策正在激励着大家。”上海微创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罗七一说，“我们期待更多的、更实惠的留住人才、激励人才的政策，保留住有竞争力的核心人才，吸引更多年轻人和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张江已有的人才公寓等措施，对于刚毕业的高潜质人才是非常有帮助的，能解决他们的困难，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2015年出台的上海‘科创22条’，其创新着力点，就是对着体制内释放能量的，上海的这个选择是正确的，实事求是的，适合上海特点的。大学、科研院所和国有企业改革在上海正呈现出积极的势头，经过若干年努力，一定会形成巨大影响力。此外，上海还应抓好创新源头，争取布局一批大的科技创新项目，促进更多的创新溢出。”王振说。

　　2017年，上海一方面着力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构建科创中心的“四梁八柱”，集中力量建设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构筑功能型创新平台，加快建设科技创新集聚区，大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另一方面创新科技体制机制，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要重点抓好科创中心建设各项政策措施的落实。

　　王振表示，科技创新比较公认的有三种模式：一种是中关村模式，即把通过改革科研院所、大学体制机制，打破围墙，将能量释放出来，形成巨大创新溢出;一种是深圳模式，最早也是体制内的人才下海，借助深圳的特区政策、特区环境，造就了一批高科技先锋企业，而且都是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民营企业;一种是杭州模式，主要是借助互联网技术与产业，全面对接中小企业，创造出巨大创新活力。

　　上海在科技产业化上应采取什么有效模式?王振认为，“从我们研究来看，上海应该要把体制内力量激活起来，使其释放出积极动能。”

　　他分析说：“上海的经济是‘三分天下’，一分是民营的，一分是外资的，一分是体制内的。民营和外资长期处于市场经济中，其动能已经得到较为充分地释放，再要进一步释放大的新动能、新增量，不太现实。而体制内多年来积蓄了大量资源，但因为传统体制机制束缚，能量没有得到很好释放，也可以说，我们把体制内的资源、力量激活释放出来，很多就可以成为新动能、新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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