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人华侨是“一带一路”最重要的参与者和担当者

郑瑟

　　“2013年9月和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中亚、东盟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合作发挥积极作用,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积极牵线搭桥,促进中国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互相促进、互利共赢。”谈起这次华商北京论坛的主题之一“一带一路”,陈经纬语带兴奋地说到,对于广大海内外华商来说,国家倡导“一带一路”建设是发展自身事业与服务国家发展规划的双重机遇。

　　在东南亚多国,华商是国家或当地重要经济支柱。据统计,在东南亚上市企业中,华人公司占70%左右。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海外华人华侨凭借雄厚的经济科技实力、成熟的生产营销网络、广泛的政商界人脉以及沟通中外的独特优势,本身就是最重要的参与者和担当者,可以大显身手。而“一带一路”沿线的华人华侨,既熟悉住在国的政策法规、文化环境与风土人情,又与祖国乡亲同种同源、心本相通,吸引和鼓励华人华侨华商积极参与和主动发挥独特作用,对帮助企业“走出去”、沟通联络沿线各国民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建设“一带一路”的一条捷径。

　　在陈经纬看来,海外华人华侨是“一带一路”最重要的参与者和担当者,是连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天然桥梁和纽带”,是构建海内外各类商协会、社团及智库的中坚力量,通过聚集合作成为重要民间组织,服务和团结海外华商。“而华侨华人后裔年轻一代和港澳青年则是未来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的新生力量,在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方面有着更好的基础和更多优势。因此,要充分利用这种独特资源,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这股潜力,支持这股潜力成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参与者、建设者和促进者,为促进中国与住在国合作发挥自己的独特作用,实现双赢、多赢、共赢。”讲到此,陈经纬挥一挥手,似在召唤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

　　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早在二战前殖民地时期出现，但数量屈指可数。著名的华侨大企业，曾被称为南洋“四大天王”的黄仲涵、陆佑、陈嘉庚、胡文虎家族企业，就是20世纪30年代以前形成的华人企业集团。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华人企业集团的形成大体上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旧华侨财团，即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已初步形成，但资本与规模都还有限的华侨企业发展而来。另一类型是新兴企业，即在第二次大战后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而兴起的华人企业集团，这种类型在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中占绝大多数。

　　战后初期，东南亚各国政府发展经济的基本政策，就是要脱离过去的单一种植经济状态，建立自己的工业部门。而在东南亚国家发展经济的起步时期，土著民族资本力量远没有形成，政府资本尚在创始阶段，外国资本又属限制之列。这样的历史条件就为拥有资本和市场网络，并有丰富经商经验的华人资本提供了伸展空间。

　　在20世纪50至60年代，东南亚国家实施以满足国内需求为目的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保护和扶植国内的进口替代工业品生产，这一政策促进了华人由传统的商业领域转向创办工业企业，以生产替代进口的消费品逐步占领国内市场。许多华人企业集团正是在这一时期起步的。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东南亚国家又相继发展劳动和资本密集型的面向出口工业，以开拓国际市场为中心带动国内经济发展。许多华人企业从经销外国商品的进口商起家，随后通过与拥有资金和技术的外资企业合资合营，将产品销往国际市场，形成了一批面向出口的新兴华人企业集团。

　　进人20世纪80年代以后，东南亚国家着重基础工业和重化工业的发展，推动产业结构向资本与技术密集型的重化工业转化，政府为大型基础工业项目和重化工业项目提供许多优惠条件，许多有经济实力的华人企业集团承担这些大型项目，一批华人大型工业集团也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进入80年代后半期以后，东南亚国家推动现有产业结构升级，重点发展加工工业，增加工业制成品的生产和出口。与此同时，政府采取了放松管制的方针，推行经济自由化、私有化政策，并将部分国有企业私有化等。这些政策措施给华人企业集团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平台，使其数量增加，规模扩大，实力进一步增强。

　　在经历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后，东南亚国家经济开始从衰退走向复苏。作为国内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也逐渐摆脱经营困境，资产重组与结构调整已初见成效。

　　伴随着国内经济的复苏，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的一些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上升，亏损减少，甚至转亏为盈。据统计，1999年度，印尼最大的食品制造厂商印多食品公司营业额达14.844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1%，已接近金融危机前的水平，盈利达1.794亿美元，增长3倍。巴里多太平洋木材公司印尼最大的木材加工企业，去年度营业额为2.411亿美元，增长27.79%，税前盈利为1.14亿美元;马来西亚的吉隆坡甲洞公司去年度的营业额为6.14亿美元，增长38.08%，税前盈利0.95亿美元，增长33.46%。亚地种植发展公司的营业额为0.925亿美元，增长12.12%，税前盈利0.434亿美元，增长61.17%，宝森公司的营业额为1.441亿美元，增长100.7%，税前盈利860万美元，增长123.78%;菲律宾的鞋庄控股公司的营业额为1.371亿美元，增长23.46%，税前盈利0.92亿美元，增长22.49%。巅峰控股公司的营业额为5.62亿美元，增长21.81%，税前盈利1.03亿美元，增长82.2%;新加坡的MMI控股公司的营业额为0.972亿美元，增长45.75%，税前盈利0.1122亿美元，增长114.33%。Datapulse科技公司的营业额为0.2亿美元，增长12.24%，税前盈利0.056亿美元，增长123.32%;泰国的亚洲电讯公司的营业额为4.15亿美元，增长6.71%，税前盈利2.61亿美元，而上年度亏损9100万美元。意大泰公司的营业额为9.02亿美元，增长34.24%，税前盈利8300亿美元，而上年度亏损200万美元。12另一方面，金融危机爆发后，东南亚国家普遍放宽政府管制，实施市场开放，进行经济改革，尤其是取消贸易垄断，减少投资限制，以及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它为当地华人企业集团的重组与发展提供了较为有利的环境。例如，1998年6月马来西亚政府批准了171项私有化计划，当地华人企业集团参与其中51项;在政府原则上批准的114项私有化计划中，华人企业集团参与其中33项。

　　不过，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的重组与调整仍面临着许多障碍和问题。例如，金融危机后，一些华人企业集团仍未完全摆脱困境，债务负担较为沉重，经营业绩继续下滑;有些华资银行金融机构自有资本不足，不良资产比率过高，抵御金融风险能力较差;华人企业集团的公司治理尚属起步，经营规模与领域有待深入重组，浓厚的家族经营色彩妨碍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华人企业集团虽已注重高科技产业的投资，但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研究开发人才缺乏，新经济概念则是泡沫多于实质。另一方面，由于各国普遍开放市场，外资准入条件降低，华人企业集团将面对更为激烈竞争的经营环境。

　　综上所述，东南亚金融危机对当地华人企业集团的冲击是巨大的，它中断了华人企业集团迅速发展的态势。但是，随着所在国经济的复苏，这些华人企业集团已开始走出经营低谷，竞争优势逐渐恢复。金融危机后，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的战略重组与结构调整，将有利于其未来持续稳步的发展。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陈经纬在两会中提出关于如何加强港澳地区，以及海外华侨华人及其社团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地位的提案。提案中，陈经纬认为港澳地区在“一带一路”战略中有着先天的的优势，并针对当前存在的若干困难，提出了建议。

　　以下为提案全文：

　　我国从净外资引进国逐步成为净对外投资国。“一带一路”作为目前我国最重要的中长期发展战略，提出以来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和沿线各国积极响应。“一带一路”作为世界上跨度最长的经济大走廊，贯通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欧洲部分区域，东牵亚太经济圈，西系欧洲经济圈。实施这一战略构想，就是通过我国和周边国家实现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构建区域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机遇和潜力，也为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港澳地区、海外华侨华人及其社团在推动国内外经济交流与合作方面具有独特功能，在“一带一路”战略推进过程中亦可大有作为。推动、促使港澳地区和海外华侨华人及其社团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使其成为一种自觉的行动，充分发挥其特有优势和独特作用，对“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推进具有重要意义。

　　港澳地区是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商界联系紧密、渊源深广，又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战略支点，区位独特，优势明显，在“一带一路”战略布局与推进路径中占据着特殊地位，扮演着重要角色。

　　以香港为例，它是历史悠久的国际化大都市，是国际化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信息中心。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引进的外资大部分都是经过香港进来的，直至今日我国对外投资60%以上是在香港包括通过香港对海外投资完成的。目前，虽然很多省市加快了对外开放的力度，搭建了更多“引进来、走出去”的直接平台，逐渐降低了对香港的依赖，但是香港仍是国际上众多机构、公司及决策人士管理其区内业务、人才与资金的平台，在香港设有区域总部、办事处的海外公司有数千家。有数据表明，中国加入WTO后，香港的贸易中介地位不仅未受到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还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过程中，香港作为“转口港”的功能还可以进一步延伸，香港的金融中心、物流中心地位将会获得巩固和发展。香港的“跳板、桥梁、窗口”作用在短期内是无法取代的，完全有条件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中做出特殊贡献，可以在协助内地融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开发合作中担当重要的中介角色，使香港进一步成为国家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一个枢纽，成为内地和香港企业联合“走出去”的重要基地。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华商经济实力很强，特别是东南亚各国有不少华侨华人聚集区，华侨华人超过4000万，华商力量极为强大。据估算，全球华商企业约4万亿美元的总资产，有1.1-1.2万亿美元集中在东南亚，占比接近30%。世界华商500强也约有1/3在东盟国家。华商经济构成东南亚多个国家最重要的经济支柱。在东南亚上市企业中，华人公司占70%左右。由此足可证明动员和引导海外华商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意义和重要性。海外华人华侨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独特资源,他们熟悉驻在国的社会、法律、文化环境与风土人情，对祖国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也很熟悉，是连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天然桥梁和纽带”。海外华侨华人雄厚的经济科技实力、成熟的生产营销网络、广泛的政界商界人脉以及沟通中外的独特优势，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中可以大显身手。港澳地区和海外华侨华人社团是海内外各类商协会聚集合作的重要民间组织，也是服务和团结港澳地区、海外华商的重要力量。其不仅在华商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也在推动中外经济交流合作方面具有独特功能，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推进过程中将可以大有作为。

　　“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必须由政府主导，政府应尽快出台关于鼓励和推动港澳地区和海外华侨华人及其社团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规划指导。从政策层面上为港澳地区和海外华侨华人及其社团将自身活动与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相结合提供服务和支持。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充分重视港澳地区和海外华侨华人及其社团成员企业的实际利益，促其积极参与驻在国、地区“一带一路”有关项目的建设并从中受益，并在此过程中实现他们自身产业的梯度转移和转型升级。

　　建立对港澳地区和海外华侨华人及其社团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激励机制。围绕“一带一路”战略内涵，对在其中做出重要贡献的组织，及以其为主体形成的中外经济交流合作平台予以政策、资源上的倾斜和扶持，以鼓励更多商协会参与其中，发挥更大作用。

　　在国家深化改革加速简政放权的背景下，深化国内民间工商界商协会“去行政化”改革的同时，加强对有实力进行海外合作的工商界商协会的重点引导和扶持，赋予其更大活力和职能空间。对有能力“走出去”的工商界商协会予以外交政策、海外投资环境、公共外交等方面权威的指导和帮助，提升其与港澳地区和海外华侨华人及其社团合作和对接的能力，进一步达到与国际接轨。

　　在与各国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应充分考虑到有些参与国的互信度不够，政府间的合作很有可能遇到一些障碍。因此，政府可引导、组织我国工商界与海外华侨华人及其社团加强合作，实现民心相通先行，提前为政府间的合作创造条件，打下良好合作基础，让民间合作为政府间合作营造良好氛围及探索顺畅合作模式。这样有利于政府间达成的一系列共识更有广泛的实施基础和较强的可行性。

　　外交部、商务部、国务院侨办、港澳办等政府相关机构建立与港澳地区和海外华侨华人及其社团的常设性联系机制，及时了解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的同时，确保国家有关发展战略、思路的信息得以准确传达，最大限度避免因信息隔阂而造成的合作障碍。

　　发挥国务院批准在汕头设立的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的功能，广泛动员“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支点国家、地区所在地的广大华侨华人特别是领军企业参与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建设，积极推动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及其社团与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深度融合发展,从引进港澳地区、海外华侨华人企业与我国工商界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门户的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投资、交流、合作入手，进一步达到我国工商界与海外华侨华人联合到其驻在国投资、合作发展,将华侨文化合作试验区建设成为国家“引进来、走出去”的投资、交流合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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