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复杂的人性和不可知的人生

郑瑟

　　作家出于自保往往忌讳传记。毕竟往事已矣，借传记重来一次，总不是什么赏心乐事。万古流芳当然好，怕只怕热衷八卦的后人无所不用其极，一路深挖下去，将陈芝麻烂谷子的糗事抖落一地，反搅得逝者耳根不宁。1955年，年过八旬的萨默塞特·毛姆在接受采访时声称传记是一种“无意义的写作”，并以“我的生活注定乏味”为由断然拒绝。只是他大概怎么也想不到在他去世多年以后，他一生苦心孤诣想要保守的秘密，却被传记作家塞琳娜·黑斯廷斯的《毛姆传》轻易地挑了出来。

　　细看毛姆的一生，不难发现他上述那番话其实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他的人生如此丰富，非但不“乏味”，简直可以说是“没白活一回”。除了因父母早逝、在小镇上度过的童年之外，他的一生可谓顺风顺水。当同时代的作家还在为五斗米焦头烂额之时，他已经早早地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富足的生活练就了他的毒舌，他可以毫不费力地藐视群雄、指点江山;他一掷千金购得豪华别墅，大办酒会、夜夜笙歌;他和丘吉尔是终身挚友，也曾把英国女王、温莎公爵请到了自家的餐桌上……

　　让毛姆一生沉浸其中同时又讳莫如深，甘愿以“乏味”为借口拼命掩饰的无非是他的同性恋者身份。1896年，毛姆还是一个毛头小子，尚在伦敦学医。每日里，他被腐烂的尸体和妇女分娩的惨状折磨得疲惫不堪。因为实在“忍不住”，他开始尝试写作。他在笔记里虚构了一段青年男子和中年男人之间的对话。对话中，年长者不无挑逗地告诉小伙伴，“如果我现在是你这个年纪，我想我可能觉得你是个狂妄自大的家伙：但其实，我觉得你是个可爱有趣的男孩。”从此，“亲爱的伙伴和我那孤独的青年”就伴随着他(光芒甚至盖过了他的前妻西里尔)，直到人生的终结。

　　自王尔德被捕入狱之后的70年里，英国社会对同性恋的态度始终不甚宽容，有着同样爱好的英国作家更是心有戚戚，“活在真真切切的恐惧之中”，唯恐一不小心就和这位“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派大师一样身败名裂。对于洒脱的人来说，他人的议论倒是无关紧要，但毛姆从来不是洒脱之辈。他宁可用种种借口加以掩饰，也不愿自己的私生活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年轻的他虽然不尽明白王尔德的出柜与自己的生活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利害关系，仍然坚定了保护隐私的决心，并把这一习惯坚持了下去，一隐瞒就是一生。

　　毛姆一生勤奋，著作等身，但尴尬的是他终究无法跻身文学大师之列。这和二十世纪初英语文学人才济济、大家频出的状况不无关系，也和毛姆本人的写作喜好密不可分。1902年，毛姆初登戏剧舞台，他“严肃的知识分子”哥哥哈利批评他的作品过于“琐碎肤浅”，并提醒他“野心勃勃的社交生活”将会不利于他日后的创作。毛姆不以为然，自称“我过的日子就是琐碎肤浅的”。毒舌的他早早地窥见了自己的将来：获奖与否无关紧要，能否“让泰晤士河起火”才是正经事。他太聪明，知道阻碍自己继续走下去的最大障碍不是“野心勃勃的社交生活”，而是如何管好大众和舆论的嘴巴。

　　黑斯廷斯显然深得毛姆的真传。记者出身的她有着异于常人的嗅觉神经，同时，长年传记写作的磨砺，又让她在挖掘名人隐私方面经验十足。“大众想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既然毛姆当不了大师，那就不必奉上神坛。这样的毛姆是人，而非神。既然是写人，当然少不了写写生活、谈谈人生，捎带着曝一曝家长里短、闲话八卦一类的猛料。但黑斯廷斯并不仅仅限于此，《毛姆传》极力揭示的还是隐秘生活对毛姆创作的影响，以及在这些因素左右下，他是如何成为今天我们熟知的作家毛姆。

　　我们常说艺术拔高了生活，同时也忽略了两者本为一体。《巨匠与杰作》里有句话说得好，“一个作家能写出什么样的书，取决于他是什么样的人”。换句话说，即是有什么样的作者就有什么样的作品。世人只道毛姆是个同性恋者，是百分之百的怪人，殊不知这种“不正常”在他的整个人生中只占据区区“四分之一”，剩下的部分其实再正常不过。如果刻意将其忽略，那么写作必然以偏概全。

　　尽管刻薄的毛姆一再冷冰冰地宣称自己唯一的希望是“不要再被任何激情所捆住”，尤其是女性。但真实的毛姆从来不是“厌女症”。他早年寄情于两性情爱，三番五次向心上人求婚，却惨遭拒绝。40岁的毛姆深受打击，从此心灰意冷，与不爱的女人草草结婚了事。显然，合法的性生活不是他结婚的目的，如何既能保有老牌绅士应有的体面，又能维持他和男友之间的关系，才是最重要的。因此，如果把毛姆的一生比为一出精彩绝伦的戏剧，那么他的婚姻必然是其中最黯淡、最沉闷的一幕。因为在他自编自导自演的人生大戏里，留给婚姻的角色只是一块华丽的遮羞布。

　　在戏剧表演中，有一个派别叫“体验派”，要求演员深入角色内心去揣摩，去体验人物的真情实感。这样说来，大多数作家都是个中好手。因为如果离开了素材，他们的创作就将是无米之炊。毛姆无疑是其中的典型。他深信“作家不能等经历来找他，他必须出去找经历”的道理，既然婚姻已经为他关上了一扇门，他大可走出门去，走得越远越好。于是，“出去找经历”(或者说找乐子)的想法，拉扯着毛姆抛家弃女，带着温柔可人的男秘书绕着地球一转就是大半圈。从此，他写扣人心弦的谍战、写邮轮上饶舌的妇人、写酒会里烂醉的同行、写殖民地的英籍侨民，并把自己的观点融入其中。

　　然而，就算走到了天边，毛姆还是忘不了家中的悍妇。他的偏见没有消失，反而越发浓烈，“只有将阴魂不散的回忆变成白纸黑字方能得到解脱”。从《人生的枷锁》到《月亮和六便士》，从《面纱》到《刀锋》，低能、愚蠢、贪得无厌的拜金女，长期霸占着毛姆的文学领地，几乎可以为他笔下的女性代言。他把无爱婚姻的同床异梦、貌合神离写了个透，焉知其中没有自己的影子?晚年的毛姆听闻前妻西里尔的死讯，竟敲起桌子大笑，因为他知道，他总算卸下了那具“人生的枷锁”。

　　其实，早在1944年，当毛姆一生中的最爱杰拉德·哈克斯顿死后，他的人生就已经宣告结束，余下的日子不过是苟活罢了。毛姆一生精于算计，到老来还是被亲侄子摆了一道。死后不久，他精心织就的华丽面纱就被尽数揭开，所谓的“秘密生活”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了。而黑斯廷斯所做的不过是在他干枯、萎缩的创面上不多不少地撒了一把盐，只是血已经流尽，也就无所谓痛不痛了。

　　对毛姆而言，面对复杂的人性和不可知的人生，他更愿意做一个。无所偏袒的观察者"。在创作小说时，了解人性，暴露人性的弱点，成为毛姆关注的焦点。生理上的缺陷带来的自卑感以及与周围环境的冲突，让他更加客观、包容地看待人性.从而也使他得出人性是复杂的、不可知的.而且善恶兼容的结论。因此在创作时，毛姆其所能、最大限度地保持其作品内容的客观性与真实性，既不扬善，也不隐恶，让读者自己去观察、去体会揣摩，来判断人物的好与坏、善与恶，因此，他笔下的人物各具风采、各具特色。

　　作为一名跨世纪的作家，毛姆带着19世纪传统作家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批判意识进入20世纪，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不断探索，追问人性的价值。他独特的创作个性在语境中呈现，并在语境中生成意义，反过来又构成语境中的一道风景。在他的小说中，既有对19世纪传统价值现的反叛与否定，又无可奈何的眷恋与缅怀;既有对风园一时的现代主义文学的反驳与批判，又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与共鸣。

　　这些互为矛盾的因索充分体现了文化语境与作家创作个性之间的互动关系，同时构成毛姆小说的二重性特征。表面上，毛姆继承了批判现实主义的传统.对社会的丑恶与人性的堕落进行揭露;在更深层面上，毛姆的作品深刻地揭示了现代人的孤独、荒诞与幻灭感。毛姆这种用现实主义手法来表现现代主义主题的方式是其区别于其他作家的一个显著特征。

　　针对各种各样的小说。"教化论"与"宣传论"。毛姆明确提出了反对观点。他认定艺术的目的是娱乐。教育只是其次要功能。而作为艺术形式之一的小说，一定要为读者提供愉悦的享受。他极力反对将小说当成讲坛的陋习，认为"让读者以读小说可以轻松获取知识"是一种误导，因为知识只有通过努力学习才能获得。而读小说就是为了寻开心，"假如读一本小说很辛苦的话，那还不如干脆别读了。"为此，他甚至提倡大篇幅的跳读或者对原若进行大胆删减，因为这样能够在不毁损原著大致精神的基础上，有效增添阅读的快感。

　　毛姆本人常因写作非经世致用的文字而被评论家们贬入二三流，他对受到"全然罔顾时代背景和社会状况"诟病的契诃夫自是惺惺相惜，"作家的职责就是叙述事实然后全部交给读者，让他们去定夺该如何处置"，而不应鼓动艺术家去解决问题。毛姆在此厘定了作家与社会改革家或公共知识分子的界限，反对将小说当作"布道的讲坛"，因为好的小说自己就能说话，不需要别人添油加醋或者标举意义，就如契诃夫"超脱个人悲喜"地描写生活，却让人"强烈感觉到人们的残忍和无知，穷人的赤贫及堕落还有富人的冷漠和自私，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指向一场暴力革命"。

　　而对于那些想要了解当下最迫切现实问题的读者，毛姆建议他们不要读小说而是读专业著作，他也提醒想要理解客观世界的读者，最好别去看那些独树一帜的作家，而去读那些平庸的作家，因为才气越大个性越强的作家，他的人生图画就越是光怪陆离，而平庸作家正因其平庸反而能把周围环境描写得更忠实。而龚古尔兄弟、儒勒·勒纳尔、保罗·莱奥托受到毛姆这般推崇(《三位日记体作家》)，未必好受。但毛姆把他们定位为"日记体作家"是正确的，因为他们无论写什么，都无可救药地"以自我为中心"，他们的有限视角和自鸣得意反而成就了他们编年史作家的地位。

　　根据南方都市报等采编【版权所有，文章观点不代表华发网官方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