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首先要认清两国国情

郑瑟

　　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7日在北京表示，尽管在中美双边经济关系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但这是发展中的问题，通过强化合作可以加以解决。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和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当日共同举办第六届中美经济学家学术交流会，朱光耀在会上作如上表示。

　　朱光耀指出，中美经济关系不仅反映在双方去年近5200亿美元的贸易规模和1700多亿美元的双向投资规模，更重要的是两国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当前中美两个大国在经济领域密切融合，双方必须以富有建设性和合作性的方式，应对好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挑战。

　　在朱光耀看来，如今中美经济关系面临两个现实挑战，分别是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和过剩产能。就前者而言，他指出，不追求贸易顺差是中方的政策，中美已针对相关问题展开非常坦诚的对话，双方应从历史中借鉴经验，实现相互尊重，并寻求双赢解决方案。

　　对于如何化解过剩产能，特别是钢铁和电解铝过剩产能问题，朱光耀强调，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率先对此采取了多项重大举措。例如针对钢铁和煤炭领域去产能导致的失业问题，中国政府已设立专项奖补资金，用于对下岗员工进行再就业培训等。

　　朱光耀透露，在中方率先采取行动应对过剩产能问题的同时，中美两国已同意世界各国应该就应对过剩产能问题进行政策上的沟通协调。

　　中美两国元首于4月初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进行会晤，双方达成多项重要共识，并同意将在贸易投资领域深化务实合作。

　　“中美经济关系从根本上讲，是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朱光耀表示，这一关系的范围不仅限于贸易领域，还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两国财政货币政策、结构性改革政策等国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以及中美之间关于国际经济政策的协调等，“中美在所有这些领域的合作都非常重要。”

　　事情正起变化。虽然在竞选期间和上任之初，曾多次指责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并扬言对“中国制造”提高关税，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口吻，近来明显有变。日前接受美媒采访时，他更明确表示，中国不是“汇率操纵国”。

　　特朗普的转变，背后有宏大的历史背景。中国正在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趋势;中美元首举行了海湖庄园会晤，在一系列问题上加强了沟通、达成了共识，也让世界大舒了一口气。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美关系已经是“大到不能倒”，固然存在一些矛盾和摩擦，但如果一刀两断，那产生的破坏性影响，甚至非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可比。

　　即使对美国经济而言，数据显示，与中国的经贸关系支持了美国约260万个就业岗位，中国对美国企业来说意味着一个5600亿美元的大市场，而且这个市场还在扩大中。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刊文指出，2016年，美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首选新兴市场是中国。不少在华经营的美国企业获得了丰厚回报：通用汽车在中国市场销量和盈利都好于世界其他地区;波音公司估计，未来20年，中国将成为波音首个万亿美元市场;星巴克在中国每天新开设一家以上的连锁店……

　　当然，如此庞大复杂的关系，也难免存在一些问题。对美国来说，一年3000多亿美元的逆差确实有点多，但把板子打在中国身上，却无疑是错误的，也不解决任何问题。

　　美国前财长萨默斯就认为，即使美国成功将“中国制造”阻挡在外，结果也不过是将生产线转移至越南或其他低收入国家，不会在美国本土创造就业机会。中美逆差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显著增长以及生产能力提升的结果，而非不公平的贸易政策所导致”。

　　换言之，是“美国制造”的竞争力不够，而不能抱怨其他国家产品竞争力太强。

　　更何况，中美关系远远超过经贸一个层面，对两个国家乃至地区和整个世界的和平稳定有着莫大的关系，经贸是压舱石，短视地将压舱石丢入大海，当风浪袭来，整条船甚至会葬身大海。

　　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具体到经贸领域，中美通过推进“百日计划”，可争取尽可能多的早期收获。比如，随着中国中产阶层的扩大，美国牛肉出口就会更多，当然，前提必须是安全的;此外，两国还可以在金融等领域加大合作，美国也不能对中国投资总戴着有色眼镜。

　　在海湖庄园会晤中，习近平主席对特朗普总统说，中方欢迎美方参与“一带一路”框架内合作，这其实是一个相当中肯的建议。从全世界欢迎亚投行、欢迎“一带一路”看，中国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带来的是投资，是收益，是多赢。

　　《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就认为，中美注定会成为合作伙伴，因为在这个世界，特朗普需要中国的帮助，也只有中国能帮到特朗普。他解释说：“特朗普希望在美国掀起基建热潮，而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基建快速建设的最强典范，将中国的基建能力与特朗普的目标结合起来一定可行。”

　　中国欢迎世界各国搭便车，对象即使是美国也不例外。所以，美国不妨认真考虑一下，加入亚投行，加强“一带一路”的合作，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国还可在其中扮演积极的角色。这样的结果，必定是多赢的，应该也是全世界所乐见的。

　　作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2016年中国贡献了美国货物贸易逆差的46%。这也引发了市场对美国贸易政策调整的揣测。对此，《联合报告》认为，中国和美国的经常项目结构是由两国国内储蓄投资结构的宏观因素决定的，贸易政策对改变经济结构性问题的作用非常有限。美国对中国提高贸易壁垒只会把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转移到其它国家，并且造成效率和美国国民福利的损失。中美之间若爆发贸易战，不但对两国来说是双输，还会影响全球经济。

　　同时，《联合报告》指出，避免中美贸易摩擦的最佳策略，是加快结构改革和市场开放。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再平衡的状态，不断优化的国内投资和消费结构将有助于缓解中美双边贸易失衡，避免美国和其它贸易伙伴以“不公平贸易”为由对华采取贸易保护措施。若美方挑起贸易争端，中国采用针锋相对的措施将导致两败俱伤，而回应美方的诉求，将压力转化为改革的动力，加快推动结构改革，促进国内经济结构再平衡，减少双边贸易不平衡，并应积极通过RCEP等协议领导区域贸易一体化，加强与其它国家的贸易合作，是带领全球走出贸易保护盛行的困局的更优策略。

　　近期，在市场对美国财政刺激和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下，美元指数的走强增加了人民币汇率调整的压力。美国政府可能采用“汇率失调”来评估对美主要贸易顺差国货币是否存在汇率偏离正常估值范围的情况，由此引发贸易摩擦加剧的风险不容小觑。

　　事实上，历史上美国多次以货物贸易逆差为由，要求其最大贸易逆差来源经济体的货币升值，但效果均不尽理想。《联合报告》指出，这是因为美国的贸易逆差是由美国的储蓄和投资结构决定的，并且日益加大的国际资本流动在汇率浮动中也起了重要作用。货物贸易差额难以作为汇率政策的立足点。

　　当下，中国外汇储备的大量消耗恰恰表明中国并不希望人民币贬值，而这符合中国本身的利益，不应该在国内外被描述为“美国的胜利”。《联合报告》认为，美国与中国应该加强协调和合作以避免外汇市场的大幅波动，双方在汇率问题上具有政策协调的基础。事实上，无论从中国还是美国的立场看，目前的人民币汇率调整压力都不是乐于见到的，美方不应该诉诸于单边主义措施，且应认识到汇率是一个总量政策工具，不能强求用其来解决双边贸易失衡问题。

　　《联合报告》认为，中美经济的互补性和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是驱动中美双边投资的主要动力。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FDI)增速很快，投资的行业分布较均匀，且投资的回报率较高。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ODI)的增速更快，中国企业对美投资的行业更多转向先进制造业、消费和高技术产业，显示中国企业寻求技术等战略资产以及进入美国消费市场的需求。可见中美双边投资是一种双赢，而且发展潜力巨大。

　　当前，美国对中国的投资关切集中在中国的营商环境、外国企业的公平竞争和准入限制、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联合报告》认为，上述关切某种程度上受到客观因素的影响，例如更多外资企业从开放程度高的制造业进入开放程度低的服务业，以及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规范化和法制化等因素，并不能证明中国的投资环境恶化。在充分认识两国国情的基础上，中美双方应该致力于达成高标准、现实的中美投资协定，充分发挥中美双边投资的潜力。

　　如何推动中美达成双边投资协定?《联合报告》认为，必须充分认识两国国情差异，避免“对等开放”等极端措施。此外，高标准并且现实的双边投资协定是最佳路径。在推动双边投资协定时应有耐心，从重点行业入手，区别对待，避免追求“全面”和“完美”而导致谈判停滞。

　　针对人们普遍关心的新一届美国政府在税收、基建投资、金融监管以及货币政策等方面的调整，《联合报告》认为，总体来说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可控的。

　　第一，美国税收改革会对中国带来一定压力。减税一旦实行，短期内对美国经济有刺激的作用，但长期将导致政府债务上升和财政赤字增大。加上美国在土地价、能源价格方面的优势，部分中国企业可能把投资转移到美国，加剧资本外流的压力。

　　第二，美国基建投资加码和政府开支增大的计划若兑现，有利于提高中国的出口，对中国产生正面的溢出效应。但由于政府债务的约束，多大程度上能实现基建投资还有待观察。此外，中国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高，中国企业无论是在资金还是技术方面都可以加强与美国的合作，实现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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