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爱情应该被尊重

成舍我

高等法院早前裁定公务员在海外结婚的同性伴侣可获公务员配偶福利，民建联家庭事务委员会今日请愿，促请政府就案件提出上诉。律政司傍晚决定就裁定提出上诉，但指案件已进入司法程式而不作评论。

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周浩鼎在请愿时表示，他对今次案件的判决非常忧虑、关注，因为过去一后时间，不少团体、市民都透过不同管道向他反映，案件判决將严重衝击香港的一男一女的婚姻制度和家庭价值，亦担心可能案件会「曲线」承认了同性婚姻在香港的地位，令同性婚姻合法化。

周又指，留意到不少市民忧虑同性婚姻合法化后，会衍生不同的后果，包括如何教育儿童有关婚姻的概念及牵涉到领养儿童的问题，牵连甚广，公众就此再三表示忧虑，要求政府尽快作出上诉，透过法律机制，维护传统家庭价值及现行的一男一女婚姻制度。

他又说，今次的判决或对將来政府的福利政策有深远影响，因为一旦同性伴侣在海外註册，即可透过此案在香港申请福利，这样將会严重扭曲现行的福利制度及福制分配。

民建联家庭事务委员会主席钟嘉敏指，家庭事务委员会对事件表示深深的忧虑及关注，重申婚姻应由一男一女组成，是庄严的承诺，受到法例保障。钟又指，现行婚姻制度对维持本港家庭稳定相当重要，但案件对香港的家庭核心价值及现行各种政策都有深远影响，希望政府上诉以维持家庭核心倾值。

入境处高级入境事务主任梁镇罡，2014年与同性男友于新西兰註册结婚，但不获公务员事务局及税务局承认，令其伴侣无法享有已婚公务员福利及合併报税福利。梁早前入稟高院提出司法覆核，要求推翻两局的决定，获高院裁定就公务员福利的司法覆核胜诉，但就合併评税的司法覆核则败诉。

昨天，臺湾成为了传统、保守的亚洲第一个將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地区。

在这条为性少数人群爭取平等婚姻权的路上，臺湾走过了有血有泪、有抗爭有奋斗的几十年。而在海峡这一岸的我们，离那个人人都能自由平等地、有尊严地去爱的终点，已经走了多远、又还要走多远呢？

同性爱情应该被尊重

曾经的严冬

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大陆同性恋者就像生活在作家白先勇笔下的那个“黑暗王国”：

在我们的王国里，只有黑夜，没有白天。天一亮，我们的王国便隱形起来了，因为这是一个极不合法的国度：我们没有政府，没有宪法，不被承认，不受尊重，我们有的只是一群乌合之众的国民。（《孽子》）

同性恋，和一夫多妻、卖淫嫖娼等其他不正常的性行为一起，成为了需要被打击、被剔除的“封建残余”。70年代以前大陆出生的人对同性恋的瞭解，大都是通过公开对鸡奸罪、流氓罪犯人的宣判——于是同性恋这件事在舆论和观念中，显然是坏的、是错的。

到了80年代，同性恋依然属于流氓罪中的“其他流氓罪”，可以以“勾引男性青少年多人，或者勾引外国人，与之搞两性关係，在社会上影响很坏或造成严重后果”定罪。1983年开始的“严打”中，流氓罪的刑罚往往可以判处死刑。

但是比起法律的制裁和警方的拘捕，公开的同性恋行为更容易受到的处罚反而是行政处分和党纪处分，这一点是中国特有的。

1989年，福建一对男同性恋者举行民俗婚礼，其中一位是农民，另一位是一贯表现良好的公职人员，后者因此事被开除。

1991年，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讲师崔子恩不讳言自己的性取向，被校方撤销了讲师资格和降薪一级，还无辜背负了性骚扰的罪名，被逼调离教学岗位、迁离在校园內的宿舍，此后10年不得授课。

崔子恩被视为大陆在媒体公开出柜的第一人

在一个不被认可的、更不被保护的环境中，那个年代的同性恋者大多只能把自己真实的取向埋在不可见人的第二生活里。

曾接受凤凰卫视採访的一位北京七旬老人寧国风的前半生，就是这寒冬的真实写照。

他的取向不仅不被家庭和社会认可，甚至自己的母亲临死前都歇斯底里地“嫌他脏”；在母亲的逼迫下和女人结了婚，婚姻却在半年后宣告结束，对方的最后一句话是祝他“断子绝孙”；明面的身份是个优秀的教师，但他风情“小巴黎”的一面只能在地下圈子里上演。

更糟糕的是，他的身份在1977年被另一位被抓的同性恋者揭发，苦心经营的体面形象宣告崩塌，他以“鸡奸嫌疑”的理由被送去劳教三年。

就连在劳改所里，同性恋者都是地位最低、最受歧视、过得最苦的。

后来，寧国风在1982年的严打运动中又因流氓罪获刑两年，出狱后，他被学校停薪留职，以看自行车维生。不到半年，他再次因“流氓行为”被公安捕获，送到东北劳教两年。

还有无数像寧国风一样的人，在那些年过著躲躲藏藏的生活，因为自己无法改变的东西面临著人身安全威胁。他们生在了因无知而对同性恋最残忍的时代。

同性恋不是罪，也不是病

1991年，官方对同性恋的态度释放出了歷史性的转变信號。

那一年，安徽省发生一起女性同性恋者同居的案件，当地政府难以对此定性，便逐层上报至国家公安部。公安部给出的是一个“同性恋非刑事化”的态度：

“什么是同性恋，以及同性恋的责任问题，在目前中国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你们所反映的问题，原则上可不予受理，也不宜以流氓行为给予治安处罚。”

这个对同性恋的首例司法解释，后来成为警方处理这类问题时的参考依据。

另一个重大标志，则是1997年新《刑法》对流氓罪的废除。成年同性间双方自愿的私下性行为，不再属于法律干预的范畴。

而同性恋的非病理化，则在2001年才姍姍来迟。在这之前，同性恋被列在官方认定为一种精神疾病，而这一年发佈的第三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把同性恋从这个名单中去除了。

这个修正也为同性恋群体日后的维权提供了依据，尽管它比世界卫生组织晚了整整11年。

但是官方认可了同性恋的去病化，不见得它能够由上而下地渗透到每个人的心里。这些年社会上围绕同性恋权利发生的爭议性事件，无一不反应著这个群体还在遭受根深蒂固的偏见。

根据中新网不、大公网等综合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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