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爱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

郑瑟

　　宽阔的街道、崭新的店面、密集的人流……历经长达三年的封路施工后，“中国电子第一街”华强北华丽转身。不一样的“配方”，熟悉的味道，它依旧是那个极客眼中的天堂。

　　在这里，撞见操着一口英式英语、美式英语甚至印度英语交流的创客并不是件难事。他们背着双肩包脚踩运动鞋，蓄着络腮胡或戴着鸭舌帽，眨巴着或蓝或绿的眼睛，从全球各地来到华强北，寻找电子世界里新奇的一切。

　　荷兰人亨克(Henk Werner)，就是这帮“洋极客”中的一员。

　　华强北国际创客中心吸引众多国内外创客。

　　初见亨克时，他正坐在华强北国际创客中心7楼租来的办公室里，聚精会神地在电脑上敲打方案。

　　金发、碧眼，说着“蹩脚”的中文，熟练地使用微信……2011年来深圳定居之前，亨克一直在阿姆斯特丹的一家企业，从事LED屏设计工作。

　　“以前，我们做的是球场上用的大型LED屏。”亨克介绍，对球场屏幕的要求是更大、更高清、更便宜。尽管他研发的新技术能让成本降低35%，但欧洲传统俱乐部通常都有自己的供应商，市场小、竞争也激烈。“这让公司的日子很不好过。”

　　2008年，第一次来到深圳的亨克，就被华强北深深震撼了一把：五花八门的元器件应有尽有，各种厂商能够满足不同的需求。

　　面积仅1.45平方公里的华强北，巅峰时有700多家商场，日客流量近百万人次，年销售额260亿元以上，从业人员多达13万。这里是“中国电子第一街”，也是全国电子市场的“晴雨表”和“风向标”。

　　“在华强北，你要把一个想法做成完善的产品，所花费的成本肯定是全球最低的。”亨克说。

　　对于像亨克这样的国际创客，丰富的电子元器件品类使得华强北几乎成为“硬件天堂”的代名词。这也成为深圳当前吸引众多硬件创业者的天然优势。

　　2011年，亨克来到深圳开始创业，并于2016年进驻华强北国际创客中心。在这里，他和在深圳相识的几位“洋创客”，成立了一家工作室——“Trouble Maker”。

　　“我的几位拍档，分别来自挪威、德国和芬兰。”亨克介绍，“Trouble Maker”就是捣蛋鬼的意思。他希望团队能像捣蛋的孩子一样有无穷无尽新奇的想法，能随心所欲去冒险。对于这个名字中包含的“Maker”，即创造者，亨克认为，除了想法，用双手去创造去实现也同样重要。

　　事实证明，华强北为亨克搭建了一条将创意变为现实的最佳途径。

　　“Trouble Maker”成立仅四个月，亨克就接到了来自电子巨头诺基亚的第一笔订单。

　　“这种订单在欧洲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亨克说，诺基亚希望他的团队能提供一种贴合耳机形状的LED显示屏。这种LED具备弯曲的曲面、不规则的边框和形状，对工艺的要求相当高。“在其它任何地方，完成这笔订单最快也要6个月。而在华强北，居然只花了3个星期。”

　　一般来说，有实力的大厂往往都有固定的流程和模具，很难为了特殊的小订单，去作出改变。但在深圳，有很多小型工厂愿意根据订单要求，去尝试改造设备和模具，做出符合要求的产品。这让亨克十分惊喜。

　　“这里的每个人知道如何将创意变为产品。”亨克说，现在的欧洲，知道如何生产的往往是上年纪的老工程师。年轻人对软件非常在行，在对生产、制造产品的过程却一窍不通。“相比之下，这是一个更有实践精神的地方。”

　　尽管在深圳生活了六年，与中国太太也有了两个可爱的儿子，但亨克还是喜欢将大部分时间投入到工作当中。

　　每周七天，每天工作十个小时以上……每天清晨，他都要从龙华区的家中，花一个小时搭乘地铁来到华强北的办公室。

　　在欧洲习惯了以车代步的亨克，并没有在深圳买车。“在深圳开车太浪费精力，地铁显然更适合我这样的‘工作狂’。”

　　进驻华强国际创客中心不到一年，亨克已经深深爱上这里。这里不仅环境舒适，租金也适中，一间工作室每月仅需1200元。工作室附近的露天平台和餐吧的水果茶，更是他的最爱。

　　“华强北创业的年轻人都非常优秀。”在长期并肩战斗中，中国创客们给亨克留下了一个好印象：怀揣梦想、富有激情、动手能力强。

　　每逢节假日和周末，经常会有孩子来“Trouble Maker”进行学习。在这里，他们用英语和“洋创客”们交流，学习拼装机器人，设计制作电路板，在提高外语水平的同时，也培养了动手实践能力。

　　“我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亨克说，在“Trouble Maker”，孩子们除了能学到日常甚少接触的专业术语，还能从小就培养工程师的思维方式。“这对未来很有好处，家长们也都很支持。”

　　在亨克看来，能够将动手创造的乐趣传递给其他人，本身就是一件让人快乐的事情。他说，深圳有能让创意变成现实的硬件基础，又有这么多想要学习创造的孩子。“这里到处都有创新，我喜爱这座充满活力的城市。”

　　英国硬件工程师Jamie Salter的履历轨迹，始于伊顿公学，毕业自剑桥大学，在英国沃里克郡工作两年七个月后，跨过欧亚大陆漂移至深圳华强北。如今他穿着T恤和休闲裤，开口是一本正经的英式英语和停不下来的冷笑话。

　　“来中国不是一个艰难的决定” ，Salter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解释：“因为我在英国又没有妻子，也没有住房贷款。”

　　他说起从华强北的山寨无人机中获得灵感，倒颇为认真：“它在四周飞来飞去，还有轮子可以在地上行驶。这种东西造价又不贵，能用同一个发动机驱动螺旋桨和轮子，这还是挺厉害的。”

　　华强北在2013年封街改造，终于在2017年重新开放，却已分裂成不同的空间：一米柜台亿万富翁的神话日渐破灭，早期掘金者中泛起“返乡潮”;富士康流水线上的青年依旧涌来翻新手机市场做学徒，踏入一条灰色造假产业链;Salter作为硬件工程师，来到山寨王国研发指导滑雪的电子穿戴设备，还有创客研制一种软胶内置耳机，可以为每个人量身定制，用短短60秒固化成耳朵的形状。

　　这些人没有太多交集，只是都在这条南北930米的步行街上，走向自己选定的未来。

　　而华强北在“山寨之都”、电子界“莆田系”的路上狂奔了十余年，却把调转车头回归“中国电子第一街”的希望，寄托在这一批新来的中外创客身上。

　　2015年3月10日，“Make with Shenzhen(与深圳一起制造)”的巨幅广告登陆纽约时报广场，时任深圳市长许勤宣布，深圳要用三年时间打造创客之都。

　　然而中国有太多地区宣布打造硅谷的雄心：北京、上海、苏州、成都……以及河北雄安新区。

　　“下一个硅谷?可能是北京南边的那个新区?”法国人Thomas Agarat 在美国旧金山创业，却在深圳的机场边找到工厂生产。他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今年来华强北之前，他和一群硅谷的创业者被邀请去雄安新区参观，Agarat 参观了那里拔地而起的新办公楼，官方承诺提供工作场地、购买设备让他们使用，希望他们能够留下。但Agarat 还没有打定主意，因为那里还是“一张白纸”，并且没几个人说英语。

　　但华强北的确握有几分成为硅谷的机会。电子第一街背后有珠三角齐全又便宜的工厂线，创业者能节省一半的成本，又不必像在欧美那样苦苦等待。但快刀也容易切到手，中国山寨工厂的诡计在外国人圈子中流传——白天在生产雇主的订单，晚上则在仿制雇主的产品。

　　中国的创业者也发现了华强北的机会，比如工业设计师赵俊，当他在华强北经历了巨大的惊喜和失望之后，发现华强北想要成为硅谷，不是一句话那么简单。

　　出走小半生之后，赵俊在华强北实现了做工业设计的初心，把自己的第一款电子产品变为了现实。此前他花了2.5万元，找到汕头一家玩具厂，希望能实现他的设计。

　　“然后做出来的东西，就像一个玩具。”

　　赵俊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工厂非常自然地改动了他的图纸，在灯的底座上开了USB接口，对他说“只能做到这样啦”。赵俊看着粗糙的USB接口，对工业设计美学没有丝毫的尊重，对这家玩具厂目瞪口呆，“这么粗暴会吓着小孩子的。”

　　赵俊的父母是第一批来深圳建设开荒的工程兵，他也跟着部队来到深圳，大学则在北京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度过。赵俊在2002年回到深圳，那时华强北已经人山人海，他踩过一地的信用卡套现广告，最烦人多，再也不想来华强北。

　　之后十几年，赵俊把设计师工作熬到轻松写意，却始终放不下对电子产品的痴迷。他在经历了玩具厂的失败后，又听人说起华强北，发现这里硬件创业的门槛越来越低。从把电子元器件组装到电路板，到生产外观、模具，都有一条龙的工厂服务。

　　“这在之前，是不可想象的。”

　　“山寨的艺术”——HAX这样吸引国外创业者前来华强北，“在廉价的太阳能灯和假iPhone背后，藏着一些严肃的才华。触摸这些天才创想，把他们应用到别的目标上去。这种经历只存在于华强北。”

　　2013年，华强北封街改造。彼时名不见经传的硅谷创业孵化器HAX，把办公室搬到了深圳的华强北，开始在山寨之都做创新，几年间声名鹊起。HAX挑选国外的创业企业，带到华强北完成硬件的研发，等到111天的项目结束，产品完成，再带回美国旧金山推向市场。

　　外国创业者还有一本精打细算的账，无论Salter他们的发明将会如何改变世界，这些企业的订单最初只有一千、两千件。标准化大工厂的产能达到一天万件，小订单敲不开富士康的大门，或是创始人要用更多的钱把门砸开。于是HAX告诉国外的创业者：“华强北更便宜，对创业企业来说，每一分钱都很重要。”

　　Salter说，其实在他的硬件研发中，没有任何硬件、生产是只能在中国完成的。但珠三角最齐备的电子元器件产品，从主板、模具直至最后包装一条龙齐全的工厂，能够节省至少一半的时间和金钱。

　　HAX深圳总监武起予已经摸清了华强北的市场。她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会叮嘱这些不懂中文的外国创业者，要穿着西装去工厂，“记得带一些小礼物”，请工厂灵活一点，在设计需要修改的时候通融一下，不要额外收费。

　　Salter也在“工厂大冒险”中找到了乐趣。去拜访工厂时，他还是不会穿西装，“毕竟是工厂，但想被认真对待的话，短袖短裤也绝不是好主意”。

　　会面通常在午餐时间，这很令Salter愉悦。厂长的私厨会开个小灶，问他要不要咖啡，他摇摇头。

　　厂方接着问，“那要啤酒吗?”

　　Salter于是开玩笑：“要白酒”。

　　最终他们围着饭桌坐下喝啤酒。英国人热爱喝酒，但他们习惯从晚上10点开始小酌热身，喝到凌晨两三点尽兴而归，因而在中午喝啤酒，实在是一个诡异的时间点。Salter却也顺着中国人的习惯，把生意和生活，和着一桌午饭都聊透彻。

　　Salter觉得他更像在兜售产品的未来，他只能拿出一张1500件的小订单。“但是工厂会像我们一样相信，这次合作将带来一张更大的订单，将有很多很多件商品。于是工厂给我们研发的时间，给我们工程师，用合适的价格来帮助我们。这是他们投资我们的方式。”

　　工厂对外国创业者更有优待，他们对中国雇主要求订单2千件起做，却会接下Salter这样外国人的小订单。这些西装革履金发碧眼的外国人身上，仿佛还有外贸黄金年代那些源源不断的外汇希望。

　　Salter明白，“唯一的原因是，他们相信，我们会在未来带来很大的订单。”

　　赵俊狠下心辞去了稳定的工作，加入了华强北国际创客中心，用自己的积蓄创办了一家公司，希望有朝一日做成中国的无印良品。

　　2015年，给予了华强北名称的华强集团，把旗下的华强北国际创客中心划归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开始招募创业企业入驻。华强北的老牌国企华强集团和赛格电子，在1980年代以电子元器件起家，1998年后，随着华强北转向了电子产品贸易。如今它们都迈出了新的一步，成立了各自的企业孵化器，希望吸引高科技的创业团队入驻。

　　把山寨王国变为创客之都“看起来很美”，华强北背后的工厂不论是为品牌公司代工，或是为华强北的山寨品牌生产，都积累了熟练的技术和成熟的产线——他们也完全可以为创业企业服务。

　　可在赵俊批量生产“中国无印良品”的第一件产品之前，意外先一步来临，在2017年的农历新年到来之前，工厂通知赵俊，无法按照承诺在过年前完成产品组装，因为整个工厂就要放年假了。

　　但赵俊已经接下了顾客的订单，向客户承诺年后立即发货，他不能让第一件产品就毁去了他的信誉。

　　终于在农历除夕前几天，赵俊带上了团队所有的人前往工厂，坐在组装线上自己把零件一个一个组装成品。那时工厂里已经看不到什么工人，他们都去参加了新年联欢会。

　　信誉是困扰珠三角工厂一大问题，不只是无法按期完成生产。赵俊了解到，一些原创产品的销路不好，“比如只有几千件，又一直开不了工”，工厂不会等在那里保守设计的秘密，许多设计精良的产品，就这样出现在了华强北的山寨柜台上。

　　在选择工厂的时候，Salter也需要在价格和安全性之间权衡。一些台湾工厂不太热衷于讨价还价，他们会报出一个体面的价格，不会上下浮动太多。而本地工厂最初提出一个很高的价格，但是Salter发现可以接着砍价，砍到一半为止。他还去过一些“毫无组织纪律”的工厂，机油流满了一地，他们可以用这种工厂省点钱，“但是风险很大，质量比较差。”

　　一个工厂厂长抱怨，中国现在的工人权益保护真是太恼人了，要付更多的工资，要对工人们更好一些，现在还有排污标准，真是太烦人了。

　　厂长接着说，“所以我要去非洲了。非洲多好啊，现在还没有什么监管”。

　　Salter有些哭笑不得，“老板这么说还是让我挺担心的。”

　　赵俊把他的作品蓝牙音响灯放在了华强北市场的柜台上，这件作品刚获得了德国汉诺威工业设计论坛颁发的iF设计奖。沙漏形状，触控点亮，灯光能变换256种颜色，可以用手机应用控制蓝牙音响播放音乐。

　　只是他报价的声音刚落，老板的叫声就响了起来。

　　“哇，价格好高啊，我们没法赚钱，不搞。”华强北老板指一指手边的各色山寨筒灯，“拿货只要55块。”

　　在华强电子世界7楼，华强北国际创客中心实现了赵俊的工业设计梦想，但在华强电子世界1楼，市场却否定了赵俊作品存在的意义。

　　柜台上那些山寨产品的价格更低，就像那些50元钱的筒灯一样，让原创的产品没有生路。华强北这里没人愿意花四倍的价格，买一个有设计、有品牌的产品。

　　赵俊现在觉得自己 “只是做了一个很漂亮的东西出来，但是给谁看，不知道。”

　　赵俊也会想，可以几万几万砸钱出去，生产几千件产品，全部砸到华强北的柜台上，卖出去再收款。在这个国内外采购商来来往往的大市场里，或许就有人能够慧眼识珠，从而砸开一个市场。但他在用自己的积蓄创业，如果这些产品卖不出去，那么他将自己承担所有的损失。

　　王紫辰在华强北国际创客中心担任总经理助理，她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华强北本地创业者，不会先做好项目计划书去游说投资者，拿到钱再做产品。他们从山寨的时代开始，就是用自己的积蓄、亲戚的投资，在华强北找到最廉价的材料、最廉价的工厂生产产品，先把产品做出来，再去华强北的柜台铺开一遍。能有一波行情，就先把这笔钱赚了，再去做下一个产品。

　　赵俊的产品在华强北铺不出去，他现在喜欢与华强北的其他创业者一同聊天，“大家项目搞砸了，钱也花了，还一起来聊这个事情。”

　　王紫辰发现，大企业比如华为的离职工程师，反而是最容易成功的创业者。华强北国际创客中心最初接纳赵俊的项目，其实是看中他的设计才华，希望能够为孵化器中的其他创业者提供帮助。

　　王紫辰认为赵俊的才华，更适合去做一个设计师，“可是这里没有人愿意小富即安，都希望能有自己的商业帝国。”

　　HAX从一开始就没有把华强北作销售市场的打算。

　　武起予认为，寻求技术、设计和品牌的顾客，恐怕不会来华强北采购。HAX只在最正确的地方，做最正确的事情。华强北能够提供最齐全和廉价的硬件和生产，而销售将放回欧美的网店和超市。

　　“深圳除了制造什么都没有。”Agarat 在罗湖市场集齐了一身登山行头，精疲力竭地坐在通往华强北的地铁上，笃定而又遗憾地摇摇头，“我会选择旧金山，那里有完善的营销渠道，可以见到所有的科技媒体。可是深圳只适合制造。”

　　Agarat 创立的企业生产便携摄像机GoPro上的稳定器，他在深圳的机场旁边找到了一家工厂生产，成本只有在美国的一半。深圳市科创委员会发布报告显示，以广州、深圳、 珠海为核心的珠三角地区具有强大的市场需求和销售渠道体系优势，目前全国电子元器件分销商 2/3 的企业总部在深圳。

　　但赵俊还在为自己的产品寻找销售渠道。为了让华强北的本土创客有产品却没市场，在运营孵化器的同时，王紫辰也在帮华强集团做另一件事情——与亚马逊合作，打开一条网上销售渠道，等待创业企业成长起来。由于缺乏足够的原创产品，华强集团目前只能通过买手采购商品，放到亚马逊上去卖。

　　王紫辰在参与华强北的会议中反复听到，必须保住华强北“中国电子第一街”的地位，中国电子元器件的价格，必须在华强北定下来。她也希望在这条山寨之名盘桓了十多年的街道，这批最草根的创业者中，能够诞生第一批苹果、微软。

　　当深圳进入秋季，Salter的首批滑雪穿戴设备产品将从深圳出港，发往美国、欧洲、日本，那是完完整整的“华强北设计”。

　　在完成产品研发、实现量产之前，Salter还在进行工厂大冒险，他最喜欢问工厂的问题之一是，“深圳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

　　“一些人回答，我们正在试图离开深圳，去非洲。一些人会回答，我们可能会在中国内部搬迁，一些人会说，深圳很棒，深圳正在经历转型，设计研发相关的服务业可能会发展很快，研发可能会需要周围有工厂。”

　　他听到那些工厂主说：“如果深圳能够完成这场转型的话，一定会需要周边有工厂的。”

　　说起华强北的光荣史倒是有很多，据数据显示华强北曾经年销售额260亿元以上，从业人员多达13万，700多家商场，日客流量近百万人次。这里还是“中国电子第一街”，“亚洲最大的电子产品集散地”，全国电子市场的“晴雨表”及“风向标”。然而从封路后华强北一直被唱哀，从之前华强北大量空铺，到iPhone的衰败让一些从业者倾家荡产甚至是跳楼逃避，再到近年来的有关部门严打使得昔日火爆的市场如今稀稀落落的。远望数码城门口的标语也许就是现在华强北所需要的“立足新起点，开创新局面”。

　　很多人对华强北存在偏见，觉得华强北除了电子垃圾和山寨货就没有其他，其实这是片面的理解，华强北的出现，降低了整个中国电子产品产业链条的价格，极大提高了采购效率和速度，而华强北除了有手机以外，还是创客们的天堂，这里汇聚了全球各路创客人才，华强北的国际创客中心等一众孵化器，在创新产业方面正迅速崛起。创客们在华强北几乎能购买到一切你想要的电子元器件，而且价格低廉。

　　现在的华强北除了大家知道的手机、电脑、相机以外还是“世界级的智能硬件研发中心”，“多功能融合的商业步行街”、“创新创业基地”。所以大家对华强北也要少一分偏见，多一些新的认知。

　　根据新华社、中新网、今日头条等采编【版权所有，文章观点不代表华发网官方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