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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一下“一带一路”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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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6-28 21:33:2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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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在《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中讲到,历史的重大变革往往出现在人们和拥有新技术的陌生人接触的时候。这又会带来一种复杂的情感:一方面,当我们看到别人更新奇的技术、更美好的事物、更高贵的生活时,我们会有一种强烈的学习和模仿动力。但与此同时,我们又会感到不快,因为这种外来的冲击影响到我们的自尊心。没有哪个民族能够完全放弃自己的传统和文化。我们的传统和文化,我们的习俗和体制哪怕再不好,也是长久以来逐渐积累起来的,这种传统和习俗给了我们一种归属感和安全感,而外来的事物却让我们感受到了威胁。世界变得更加动荡,我们心里自然就会更加焦虑。

  这段话概括了人类文明的交流,尤其是东西方文明交流中的悲欢离合。我们不妨从这个角度,回顾一下“一带一路”的历史。

  现在通常所说的“丝绸之路”,是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全球最重要的贸易网络。“丝绸之路”不只是一条路,它包括了陆地上和海上的多条商路,实则是一个网络。“丝绸之路”不仅仅是关于丝绸的,瓷器、铁器、香料、马匹、棉花、木材,都是借助这个网络交换的。中国是“丝绸之路”的终点站之一,但并不是最热闹的站点。中亚、西亚才是最为熙熙攘攘的中转站。东方和西方的文明通过“丝绸之路”的全球网络,产生了剧烈的碰撞。

  西域这个词,最早出现在《汉书·西域传》中,《史记》也记载了西域的种种事情,但没有《西域传》。西域一词,在中国古代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西域,主要指今中国境内玉门关、阳关(今甘肃敦煌西)以西、葱岭(今帕米尔)以东,即今巴尔喀什湖东、南和新疆的广大地区。广义的西域,地理范围则涵盖了通过狭义西域所能到达的地区,包括葱岭以西的中亚、西亚、南亚次大陆,以至东欧和北非。

  中国古代中央政府对西域的管辖,始于西汉,盛于唐朝。公元前60年,西汉政府在今新疆轮台县境内设立西域都护府,对整个西域地区行使主权管辖,并开始实行郡县制。斯时,新疆即以天山为界,分为以农业为主和以牧业为主的两个区域,在天山南麓的塔里木盆地,以塔里木河和和田河为纽带,分布着“西域三十六国”,至东汉增为55国。不过,古人所谓的国,实际上是以地域、语言或部族为纽带组成的地方政权,西域诸国中,最大的有数万人,如龟兹国(今库车、新和县)有8万人;小的则不过百余人,如单桓国,仅27户,194口人;又如位于吐鲁番的交河故城废墟,是车师前国的国都,余大约花了40分钟,就走完了全程。由西域契入丝绸之路,我们便可了解古代中国的中外交通史,从而进一步了解古代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等交流。

  狭义的西域,主要指今中国境内玉门关、阳关(今甘肃敦煌西)以西、葱岭(今帕米尔)以东,即今巴尔喀什湖东、南和新疆的广大地区。

  丝绸之路的概念最早是由德国人李希霍芬(公元1833-1905年)提出的,其自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通西域后,东西交通得到恢复和发展,我们和中亚、西亚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当时从长安(今西安)出发,经过今新疆的中西陆路交通有南北两条途径:南道经敦煌,出阳关至鄯善(今新疆若羌)、沿昆仑山北麓西行至于阗(今新疆和田)、莎车,越葱岭可达大月氏、波斯(今伊朗),再西可达条支(今伊拉克)、大秦(罗马帝国,今意大利);北道经敦煌,出玉门关至车师前王庭(今新疆吐鲁番),沿天山南麓西行至龟兹、疏勒等地,越葱岭达大月氏、康居、奄蔡(今咸海、里海之间北部)。因通过这两条道路向西方输出的丝织品,在国际上享有盛誉,故被后人称为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宛若一条光芒四射的金色飘带,唐朝的丝绸锦绢和瓷器等工艺品,大量输往沿线各国;彼方也大量输入香料、棉布、珍珠、象牙等。有唐一代,随着中国经济、文化的大发展,中国封建社会达到鼎盛,中华文明吸引了世人的目光,这一金色飘带也达到了昌盛期。自唐太宗征服东突厥,唐高宗征服西突厥,唐朝正式接替了西突厥汗国在西域扮演的角色,形成了以伊、西、庭三州为核心,以安西都护府为保障,以羁縻府州为依托的多层次的统治结构。

  然而,丝绸之路在为人类文明创造财富和奇迹的过程中,亦因古代交通工具不发达,以及这条道路沿线气候、地理、地貌等条件的复杂性,从而使一代代行走其间的先贤,在茫茫戈壁、长河落日、大漠孤烟中,伴随着苍凉的驼铃,艰难地去采撷幸福的果实。今人可以从唐诗中,管窥先贤们就像永远不倒的胡杨,在丝绸之路三条金色飘带中的老马负轭,坚忍不拔。

  唐朝的丝绸之路南道从长安出发,由敦煌西南出阳关,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经于阗、至疏勒,然后越葱岭西至波斯、大食(阿拉伯帝国)及拜占廷。王维有感于挚友骑着骆驼告别繁华的长安,遂壮吟一绝:“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送元二使安西》)。丝绸之路中道从敦煌西北出玉门关,沿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西行,经西州(公元640年,唐朝廷在西州境内设置了安西都护府)、轮台、焉耆、龟兹、姑墨到疏勒,过葱岭,向中亚、西亚、欧洲进发。岑参有感于西州的旅人挑战生命极限,遂悲吟一绝:“火山突兀赤亭口,火山五月火云厚。火云满山凝未开,飞鸟千里不敢来。”(《火山云歌送别》)。丝绸之路北道自沙州经矟竿道至伊州,再北越天山经庭州(公元646年,唐朝廷置庭州,公元702年,改为北庭都护府),西至啐叶(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玛克西南)及中亚、通向欧洲。岑参有感于丝路沿线戍边将士的悲壮,遂满怀乡愁吟道:“轮台风物异,地是古单于。三月无青草,千家尽白榆。蕃书文字别,别俗语音殊。愁见流沙北,天西海一隅。”(《轮台即事》)。

  绵延2000多年的丝绸之路充满了传奇、充满了宝藏、充满了诗情画意。近代以降,不少西方探险家深入西域,考察丝绸之路,给我们留下了深沉的思考、广泛的联想。举其要者有俄国人瓦里汉诺夫、柯兹洛夫、奥登堡,匈牙利人斯坦因、德国人柯克、格伦威德尔,法国人伯希和、芬兰人马达汉、美国人华尔纳、瑞典人斯文·赫定等等,其中尤以斯坦因、伯希和、斯文·赫定成就最大。

  行文至此,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是有其历史因缘的。正如余在2001年秋采访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时他老人家反复强调的,中央政府应高度关注新疆、开发新疆,认为新疆是中国唯一有世界四大文明圈——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希腊、罗马文明的交汇之处,它的经济、文化内涵不可估量。由是观之,中央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决策是有历史渊源的。

  中央将福建定为“一带一路”的核心区,盖因福建的泉州乃古代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宋元时期世界上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之一。

  余在1999年桃花盛开的季节,登上泉州的青源山巅,眺望远方,似见鼓乐喧天、万千舟楫扬帆出海,绚丽的历史风云仿佛金色波浪,将我们带到中古的海上丝绸之路……

  在阐述海上丝绸之路时,先要回顾古代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线索。中国历史上最为剧烈的大动荡,当推魏晋南北朝,继北方五胡十六国的金戈铁马大闹中原,公元420年东晋灰飞烟灭。斯时,北方黄河流域经过连年征战,呈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萧条景象,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相较而言,东晋之后建立的宋、齐、梁、陈等南朝,处于安定的长江流域,这就为北方人口大量南迁留下了空间。在当时的170年间,北方如候鸟般南迁者约90余万,占北方总人口的八分之一以上。这不但为此后南方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而且带去了农业、手工业的先进生产技术,更有通过南北人口联姻等方式,促进了民族大融合,从而在孙吴、东晋原有的基础上,江南经济得到了显著的发展。此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经济重心南移。

  当历史的航船驶过隋唐经济、文化大发展的万重山峦,却平地一声惊雷,公元874年爆发了唐末农民大起义。黄巢高吟一绝:“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于是,蝗虫般的义军将中原杀得血流成河,以致形成又一次北方人口南迁的高潮。这股汹涌的北方贵族和流民,不仅迁至东南沿海,甚至移向闽、皖山区,从而进一步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发展。此为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经济重心南移。

  在中国历史上两次经济重心南移、民族大融合的过程中,有两件事对形成海上丝绸之路至关重要:一是隋炀帝开凿大运河,使其成为南北商业交通的大动脉,为中外海上贸易提供了便利。二是造船业跃上新的台阶,隋代造过高4丈5尺,长20丈的大龙舟;唐代造的大海船长达20丈,载重一万石,可容700人,因其体积巨大,结构坚固,为中国船队远航四海提供了硬件。据考古研究,中国最早下西洋的航海家是唐德宗的外交使节杨良瑶(公元736-806年),他率领的船队抵达地中海沿岸的大食。自唐代“安史之乱”和唐末农民大起义后,中国封建社会进入拐点,北方的丝绸之路逐渐式微,而南方海上丝绸之路则如朝阳冉冉升起。

  今人所谓的海上丝绸之路,始于宋元,延至明清。北宋时代,我国的对外贸易比唐代更为繁荣。北宋朝廷在泉州、广州、明州(今宁波)、杭州、扬州和密州(今山东诸城县)等地设立了市舶司,专门管理对外贸易,检查进出口船舶,并征收商税。各市舶司所在港口,都设有专供外国商人居住的蕃坊,如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大多集中在泉州和广州两地。余在泉州清源山考察了唐武德年间(公元618-626年)的伊斯兰教圣墓,以及建于北宋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的清净寺,这两处阿拉伯胜迹,充分显示了泉州与西亚的友好往来。

  由海上丝绸之路来中国通商的除阿拉伯诸国外,还有日本、朝鲜、印度支那半岛、南洋群岛和印度各国。北宋浩荡的船队向沿线各国传送丝绸、瓷器、茶叶、金银和先进的造船、航海、印刷、造纸、指南针等技术;彼方则输入香料、药物、象牙、珊瑚、珠宝、玳瑁、玛瑙和苏木等商品。与此同时,双方的文化乃至宗教也得到了广泛交流。从北宋的泉州等港口到南海诸国和阿拉伯各国,甚至欧洲、非洲的航线上,中国的船舶占据半壁江山,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东来时,都喜欢乘坐我国的商船。而南宋和元朝,我国的造船业更加发达,从而促成了举世震惊的明代郑和七次下西洋。余在泉州开元寺内的古船陈列馆,看到一艘1974年出土于泉州湾的海船。这是一艘13世纪建造的福建远洋木帆船,复原长度可达34米,宽11米,载重量200多吨。近年,我国通过海洋考古,在挖掘的南海沉船中,发现了大批丝绸、瓷器,其中的密封茶叶,甚至还有香味。

  当问鼎中原的蒙古人建立了大元帝国,在北方草原丝绸之路日薄西山之际,海上丝绸之路却达到了高峰。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内,展示了当时这个“东方第一大港”的国际贸易、科技文化大交流的壮丽画卷。史书上亦记载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兴旺。元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元世祖忽必烈诏行中书省:“诸蕃国列居东南岛屿者,皆有慕义之心,可因蕃舶诸人宣布朕意,诚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元史》卷10《世祖纪》)。另据周密的《癸辛杂识续集》披露,泉州南部一巨贾,每次出海的船舶达到80多艘,其殁后因无子嗣,政府收其家资,单珍珠就有130石!

  历史教科书里写到, 1497年葡萄牙人达·伽马绕过非洲的好望角,找到了通往印度的新航线,促进了欧亚之间的贸易往来。而历史的真相是,达·伽马不过是闯入到别人家里的不速之客。他没有发现新航线。如何从非洲到印度,是一位阿拉伯航海家艾哈迈德·本·马吉德告诉他的。马吉德对这个海域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在马吉德的帮助下,1498年春天,达·伽马顺利穿过印度洋,从肯尼亚来到印度马拉巴尔海岸的卡利卡特,整个航程只用了23天的时间,这样快的速度大大出乎达·伽马的意料。要知道,在16世纪末,从威尼斯到耶路撒冷,仅仅是地中海的一小段航线,都需要花费两个月的时间。

  166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印度胡格利的一个交易点。图片来自网络

  欧洲人的到来,改变了印度洋上的贸易规则。葡萄牙是第一个试图用武力改变贸易路线、想要把最赚钱的贸易垄断起来的国家。葡萄牙人在印度建立了很多要塞,并规定所有来往船只都得从他们这里买通行证,不然就把船只击沉。葡萄牙人口气很硬,他们确实会击沉别人的船只,炮轰港口、烧毁货物,但他们实力不济,并没有真正统治浩瀚的印度洋。葡萄牙人之后,荷兰人、英国人陆续来到这里,他们彻底摧毁了传统的印度洋自由贸易体系,并建立了重商主义的、唯我独尊的贸易体系,这一切靠的都是坚船利炮。当时欧洲人的口号是“战旗飘到哪里,贸易就到哪里”。

  明清以后,在中亚地区,中国慢慢地失去了影响力。中亚地区变成了新兴帝国,尤其是英国、俄罗斯和德国的较量场。

  大英帝国是一个海上帝国。1588年,英国海军击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士气大振。从1652年起,英国和荷兰海军在英吉利海峡两岸不断交锋,打了大小十余场海战。之后,英国和法国在长达100多年的时间内争夺霸权,直至1815年拿破仑战败,英国迎来了鼎盛时期。19世纪初,大英帝国称霸天下,无人争锋。

  大英帝国虽然在海外占领了很多殖民地,但号称“帝国明珠”的却是印度。英国人在印度长期苦心经营,这块辽阔的土地给英国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但到了19世纪后期,英国人开始担心自己在印度的统治地位了。早在1807年,英国就曾得到过一条情报:拿破仑向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建议,两国联手占领印度。英国人到印度去都是走海路,俄国要是想入侵印度,会直接通过波斯和阿富汗,直下印度河。这让英国人着实担心。尽管拿破仑后来战败,法俄联盟随之破产,但俄罗斯一直在不断地向南扩张。19世纪初,大英帝国和俄罗斯帝国在亚洲的边境相隔两千英里,到了19世纪末,这一距离已经缩小到一两百英里,甚至几十英里。俄罗斯的疆土已经扩展到了印度的家门口。这段历史非常有意思,我推荐英国记者彼得·霍普柯克的《大博弈:英俄帝国中亚争霸战》,此书对英国和俄罗斯在中亚的争霸战描写得极为生动。

  英俄在中亚地区的“大博弈”到了20世纪初暂告结束。俄国在爆发十月革命之后,暂时无法顾及对外扩张。英国赢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大英帝国却走向衰落。

  总体来讲,欧洲人发现新大陆之后,在“旧世界”(即欧洲)和“新大陆”(即美洲)之间的贸易联系日益紧密,并取代了原来以丝绸之路为纽带的全球贸易网络。早期的跨大西洋贸易呈现出三角形特征:欧洲人把黑人奴隶从非洲卖到美洲,然后从美洲进口廉价的原材料,最后再把工业品卖到美洲和非洲。这个三角贸易,缺了其中的任何一环,欧洲都不可能实现后来的快速崛起。然而,这是一个十分病态的贸易网络,这个三角贸易确实给白人带来了利润,但却滴着鲜血,暗藏着肮脏的东西。

  总结这段历史,我们可以得到几点启示。

  第一,要用大历史的视角去看过去、现在和未来。过去我们在讲历史的时候,都习惯于只讲自己的历史。欧洲人讲欧洲人的历史,中国人讲中国人的历史,只有美国人自己的历史太短,所以不得不再补一段欧洲的历史。但这并不是真正的历史。真正的历史要有大局观,把同一时期不同人群的历史放在一起来看,尤其要关注他们之间的沟通和接触。这种历史观被称为“大历史”。这提醒我们,在观察历史的时候,不要被西方中心论带偏了。舞台的灯光不能只照在一个角落里,只有把灯光全都打开,我们才能看得清所有的演员。

  第二,“丝绸之路”带来了各种各样的交流。有些交流给人类带来了福音,有些交流给人类带来了悲剧,但不管是好是坏,这些主要的交流都深刻地改变了历史和我们的生活。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各地的物种交换,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子。就拿餐桌上的食物来说,没有“丝绸之路”,我们就不会有葡萄、西瓜、葱、蒜、香菜、胡椒、黄瓜、丝瓜、萝卜等。要是想吃麻辣烫,必须在明朝以后,因为辣椒、地瓜、土豆、玉米等作物都是明朝以后从美洲传入的。技术的传播也是非常重要的。在人类历史的漫长岁月里,技术进步不是靠科学家研究发明出来的,而是靠无数人在摸索中一点点积累出来的。和陌生人接触的好处是能够从别人那里学习到有用的经验。宗教也是通过“丝绸之路”这个网络传播的。伊斯兰教和佛教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性的宗教,跟“丝绸之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基督教也曾经借助这个网络传播,但主要传播的是聂斯脱里派,即中国所谓的景教。这一教派来自东罗马,被教会视为异端,逃亡到中亚。在西亚建立伊利汗国的旭烈兀就是景教教徒。

  当然,“丝绸之路”也带来了传染病和瘟疫。这些疾病原本是地方性流行病,但随着商队传播到了很远的地方,并一下子爆发为大规模的瘟疫。疾病的流行可能是贸易和人口流动不可避免的副产品。即使在今天,传染病也没有完全销声匿迹。相反,全球化会导致传染病传播得更快。我们曾经或见或闻的SARS、口蹄疫、禽流感、埃博拉病毒,莫不如此。

  这提醒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贸易视为商品的交换和财富的增加。贸易一定会带来人口的流动、思想的交锋、宗教的扩散、疾病的流行,有些时候,这些因素会带来比贸易更大的影响。

  第三,全球市场交易的规模不是自发扩展的,非经济因素,比如政治、宗教、战争,以及地理、历史、气候等慢变量,都会影响到全球贸易网络的扩张或收缩。

  在早期的远程贸易中,国家的作用不可忽视。对于大宗商品的贸易往来,比如粮食、马匹的买卖,主要是国家的需求。交通运输条件会影响到贸易的兴衰,但国王为什么要修筑四通八达的道路呢?不是为了让商人们行路方便,而是为了更快地派兵。西方对探险的热爱,对新世界的征服,不能完全用商业来解释。地理、历史和气候,虽然是慢变量,但一直在影响着全球政治经济。为什么印度洋能够发展成为一个紧密的贸易网络?因为有季风。为什么阿富汗、巴基斯坦北部一直动荡不安?因为它们从来没有被一个中央政府牢牢地控制过。为什么非洲国家有那么多内战?因为它们本来不是民族国家,是被殖民者强行拧在一起的。为什么在公元3世纪,罗马帝国和汉帝国都走向衰亡,因为在这一时期气候出现了异常变化,气温下降、持续干旱。公元800年至1200年,是一个温暖期,但从14世纪起,地球又进入了一个小冰期,气候变得寒冷,风暴变得频繁,在这段时间,出现了十字军东征、黑死病和百年战争。

  第四,21世纪,印度洋和中亚地区将成为新的热点,而这又恰恰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支点。70%的石油运输要经过印度洋。来自世界各地的商船有一半要经过马六甲海峡。中国在崛起,日本和韩国已经跻身发达国家俱乐部,印度雄踞印度洋、并不断向太平洋扩张,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展翅待飞,非洲可能是世界上最后一片待开垦的大市场,所有这些变化都使得印度洋的战略地位不断提升。与此同时,进入21世纪之后,中亚地区的“大博弈”又上演。美国、俄罗斯、中国、中东,都希望能够在这里有自己的影响力。这个地方是会变得更加稳定,还是更加动荡,谁也无法预测。唯一可以预言的是,这个地方将在很长时期内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

  第五,要充分重视“一带一路”的风险。首先,在一带一路沿线,缺少一个等级分明的秩序体系。美国的力量鞭长莫及,印度、日本等区域大国心有余而力不足,中国崛起速度很快,但遇到的阻力也很大。未来,这几个大国之间的博弈将会更加复杂而微妙。其次,“一带一路”沿线,海洋连接着陆地。非洲各国靠近海洋的区域将它们和国际体系连接在一起,但内陆腹地的沙漠又将它们和外界隔绝。南亚次大陆的北部和中亚地区地形破碎、崎岖不平,这里从来就没有真正被统治过。海洋更偏好贸易,但陆地则要求独立,陆地的冲突和动荡会影响到海上的秩序。再次,这里很可能是受到气候变化冲击最大的地区。非洲原来旱季、雨季分明,如今旱季和雨季已变得紊乱。先是下一场小雨,然后迎来的是持久的干旱,最后又来了瓢泼大雨。先旱后涝,这给当地的农民带来了致命的打击。涌向欧洲的难民,只有三分之一是来自利比亚、叙利亚和阿富汗的战争难民,倒是有三分之二是来自撒哈拉沙漠以南的生态难民。孟加拉国人口密集,但地势狭窄。大约有1.5亿孟加拉国人民困守在与海平面等高的地区,只要海平面升高一点点,就会带来无数家庭的流离失所。最后,“一带”和“一路”都很重要,但风险程度有所不同。不妨听听吕思勉先生的评论。他说:“泛海之道,贾客由之,虽物质文明,因之互相灌注,初无与于国家民族之盛衰兴替。遵陆之道,则东方之民族,自兹而西侵,西方之民族,亦自兹而东略,往往引起轩然大波焉。”简而言之,陆路的地缘政治风险更高,难以控制,而海路则更偏自由市场经济,贸易的效率更高。

  总之,“一带一路”是对全球化退潮的应对。我们在最开始提出“一带一路”的时候,或许是对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被动反应,如今,经过四年的思考,我们对“一带一路”的理解更为深入。这是在全球化退潮的背景下,站在文明对话的高度,我们希望最终能够建成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一个非常中肯的倡议,相信能得到更多人的认同和理解。从根本上来看,如果一个文明能够非常包容、自信,包容到能够吸收所有外来的思想,自信到不丢失自己的传统文化,这个文明才能在不断出现的外来冲击、日益加速的全球流通中提高自己的适应能力。在各个文明中游刃有余,并能够从中不断地“套利”,这才是高手的境界。

  根据新华社、中新网、今日头条等采编【版权所有,文章观点不代表华发网官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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