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一下“一带一路”的历史

郑瑟

　　著名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在《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中讲到，历史的重大变革往往出现在人们和拥有新技术的陌生人接触的时候。这又会带来一种复杂的情感：一方面，当我们看到别人更新奇的技术、更美好的事物、更高贵的生活时，我们会有一种强烈的学习和模仿动力。但与此同时，我们又会感到不快，因为这种外来的冲击影响到我们的自尊心。没有哪个民族能够完全放弃自己的传统和文化。我们的传统和文化，我们的习俗和体制哪怕再不好，也是长久以来逐渐积累起来的，这种传统和习俗给了我们一种归属感和安全感，而外来的事物却让我们感受到了威胁。世界变得更加动荡，我们心里自然就会更加焦虑。

　　这段话概括了人类文明的交流，尤其是东西方文明交流中的悲欢离合。我们不妨从这个角度，回顾一下“一带一路”的历史。

　　现在通常所说的“丝绸之路”，是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全球最重要的贸易网络。“丝绸之路”不只是一条路，它包括了陆地上和海上的多条商路，实则是一个网络。“丝绸之路”不仅仅是关于丝绸的，瓷器、铁器、香料、马匹、棉花、木材，都是借助这个网络交换的。中国是“丝绸之路”的终点站之一，但并不是最热闹的站点。中亚、西亚才是最为熙熙攘攘的中转站。东方和西方的文明通过“丝绸之路”的全球网络，产生了剧烈的碰撞。

　　西域这个词，最早出现在《汉书·西域传》中，《史记》也记载了西域的种种事情，但没有《西域传》。西域一词，在中国古代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西域，主要指今中国境内玉门关、阳关(今甘肃敦煌西)以西、葱岭(今帕米尔)以东，即今巴尔喀什湖东、南和新疆的广大地区。广义的西域，地理范围则涵盖了通过狭义西域所能到达的地区，包括葱岭以西的中亚、西亚、南亚次大陆，以至东欧和北非。

　　中国古代中央政府对西域的管辖，始于西汉，盛于唐朝。公元前60年，西汉政府在今新疆轮台县境内设立西域都护府，对整个西域地区行使主权管辖，并开始实行郡县制。斯时，新疆即以天山为界，分为以农业为主和以牧业为主的两个区域，在天山南麓的塔里木盆地，以塔里木河和和田河为纽带，分布着“西域三十六国”，至东汉增为55国。不过，古人所谓的国，实际上是以地域、语言或部族为纽带组成的地方政权，西域诸国中，最大的有数万人，如龟兹国(今库车、新和县)有8万人;小的则不过百余人，如单桓国，仅27户，194口人;又如位于吐鲁番的交河故城废墟，是车师前国的国都，余大约花了40分钟，就走完了全程。由西域契入丝绸之路，我们便可了解古代中国的中外交通史，从而进一步了解古代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等交流。

　　狭义的西域，主要指今中国境内玉门关、阳关(今甘肃敦煌西)以西、葱岭(今帕米尔)以东，即今巴尔喀什湖东、南和新疆的广大地区。

　　丝绸之路的概念最早是由德国人李希霍芬(公元1833-1905年)提出的，其自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通西域后，东西交通得到恢复和发展，我们和中亚、西亚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当时从长安(今西安)出发，经过今新疆的中西陆路交通有南北两条途径：南道经敦煌，出阳关至鄯善(今新疆若羌)、沿昆仑山北麓西行至于阗(今新疆和田)、莎车，越葱岭可达大月氏、波斯(今伊朗)，再西可达条支(今伊拉克)、大秦(罗马帝国，今意大利);北道经敦煌，出玉门关至车师前王庭(今新疆吐鲁番)，沿天山南麓西行至龟兹、疏勒等地，越葱岭达大月氏、康居、奄蔡(今咸海、里海之间北部)。因通过这两条道路向西方输出的丝织品，在国际上享有盛誉，故被后人称为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宛若一条光芒四射的金色飘带，唐朝的丝绸锦绢和瓷器等工艺品，大量输往沿线各国;彼方也大量输入香料、棉布、珍珠、象牙等。有唐一代，随着中国经济、文化的大发展，中国封建社会达到鼎盛，中华文明吸引了世人的目光，这一金色飘带也达到了昌盛期。自唐太宗征服东突厥，唐高宗征服西突厥，唐朝正式接替了西突厥汗国在西域扮演的角色，形成了以伊、西、庭三州为核心，以安西都护府为保障，以羁縻府州为依托的多层次的统治结构。

　　然而，丝绸之路在为人类文明创造财富和奇迹的过程中，亦因古代交通工具不发达，以及这条道路沿线气候、地理、地貌等条件的复杂性，从而使一代代行走其间的先贤，在茫茫戈壁、长河落日、大漠孤烟中，伴随着苍凉的驼铃，艰难地去采撷幸福的果实。今人可以从唐诗中，管窥先贤们就像永远不倒的胡杨，在丝绸之路三条金色飘带中的老马负轭，坚忍不拔。

　　唐朝的丝绸之路南道从长安出发，由敦煌西南出阳关，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经于阗、至疏勒，然后越葱岭西至波斯、大食(阿拉伯帝国)及拜占廷。王维有感于挚友骑着骆驼告别繁华的长安，遂壮吟一绝：“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送元二使安西》)。丝绸之路中道从敦煌西北出玉门关，沿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西行，经西州(公元640年，唐朝廷在西州境内设置了安西都护府)、轮台、焉耆、龟兹、姑墨到疏勒，过葱岭，向中亚、西亚、欧洲进发。岑参有感于西州的旅人挑战生命极限，遂悲吟一绝：“火山突兀赤亭口，火山五月火云厚。火云满山凝未开，飞鸟千里不敢来。”(《火山云歌送别》)。丝绸之路北道自沙州经矟竿道至伊州，再北越天山经庭州(公元646年，唐朝廷置庭州，公元702年，改为北庭都护府)，西至啐叶(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玛克西南)及中亚、通向欧洲。岑参有感于丝路沿线戍边将士的悲壮，遂满怀乡愁吟道：“轮台风物异，地是古单于。三月无青草，千家尽白榆。蕃书文字别，别俗语音殊。愁见流沙北，天西海一隅。”(《轮台即事》)。

　　绵延2000多年的丝绸之路充满了传奇、充满了宝藏、充满了诗情画意。近代以降，不少西方探险家深入西域，考察丝绸之路，给我们留下了深沉的思考、广泛的联想。举其要者有俄国人瓦里汉诺夫、柯兹洛夫、奥登堡，匈牙利人斯坦因、德国人柯克、格伦威德尔，法国人伯希和、芬兰人马达汉、美国人华尔纳、瑞典人斯文·赫定等等，其中尤以斯坦因、伯希和、斯文·赫定成就最大。

　　行文至此，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是有其历史因缘的。正如余在2001年秋采访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时他老人家反复强调的，中央政府应高度关注新疆、开发新疆，认为新疆是中国唯一有世界四大文明圈——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希腊、罗马文明的交汇之处，它的经济、文化内涵不可估量。由是观之，中央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决策是有历史渊源的。

　　中央将福建定为“一带一路”的核心区，盖因福建的泉州乃古代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宋元时期世界上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之一。

　　余在1999年桃花盛开的季节，登上泉州的青源山巅，眺望远方，似见鼓乐喧天、万千舟楫扬帆出海，绚丽的历史风云仿佛金色波浪，将我们带到中古的海上丝绸之路……

　　在阐述海上丝绸之路时，先要回顾古代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线索。中国历史上最为剧烈的大动荡，当推魏晋南北朝，继北方五胡十六国的金戈铁马大闹中原，公元420年东晋灰飞烟灭。斯时，北方黄河流域经过连年征战，呈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萧条景象，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相较而言，东晋之后建立的宋、齐、梁、陈等南朝，处于安定的长江流域，这就为北方人口大量南迁留下了空间。在当时的170年间，北方如候鸟般南迁者约90余万，占北方总人口的八分之一以上。这不但为此后南方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而且带去了农业、手工业的先进生产技术，更有通过南北人口联姻等方式，促进了民族大融合，从而在孙吴、东晋原有的基础上，江南经济得到了显著的发展。此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经济重心南移。

　　当历史的航船驶过隋唐经济、文化大发展的万重山峦，却平地一声惊雷，公元874年爆发了唐末农民大起义。黄巢高吟一绝：“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于是，蝗虫般的义军将中原杀得血流成河，以致形成又一次北方人口南迁的高潮。这股汹涌的北方贵族和流民，不仅迁至东南沿海，甚至移向闽、皖山区，从而进一步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发展。此为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经济重心南移。

　　在中国历史上两次经济重心南移、民族大融合的过程中，有两件事对形成海上丝绸之路至关重要：一是隋炀帝开凿大运河，使其成为南北商业交通的大动脉，为中外海上贸易提供了便利。二是造船业跃上新的台阶，隋代造过高4丈5尺，长20丈的大龙舟;唐代造的大海船长达20丈，载重一万石，可容700人，因其体积巨大，结构坚固，为中国船队远航四海提供了硬件。据考古研究，中国最早下西洋的航海家是唐德宗的外交使节杨良瑶(公元736-806年)，他率领的船队抵达地中海沿岸的大食。自唐代“安史之乱”和唐末农民大起义后，中国封建社会进入拐点，北方的丝绸之路逐渐式微，而南方海上丝绸之路则如朝阳冉冉升起。

　　今人所谓的海上丝绸之路，始于宋元，延至明清。北宋时代，我国的对外贸易比唐代更为繁荣。北宋朝廷在泉州、广州、明州(今宁波)、杭州、扬州和密州(今山东诸城县)等地设立了市舶司，专门管理对外贸易，检查进出口船舶，并征收商税。各市舶司所在港口，都设有专供外国商人居住的蕃坊，如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大多集中在泉州和广州两地。余在泉州清源山考察了唐武德年间(公元618-626年)的伊斯兰教圣墓，以及建于北宋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的清净寺，这两处阿拉伯胜迹，充分显示了泉州与西亚的友好往来。

　　由海上丝绸之路来中国通商的除阿拉伯诸国外，还有日本、朝鲜、印度支那半岛、南洋群岛和印度各国。北宋浩荡的船队向沿线各国传送丝绸、瓷器、茶叶、金银和先进的造船、航海、印刷、造纸、指南针等技术;彼方则输入香料、药物、象牙、珊瑚、珠宝、玳瑁、玛瑙和苏木等商品。与此同时，双方的文化乃至宗教也得到了广泛交流。从北宋的泉州等港口到南海诸国和阿拉伯各国，甚至欧洲、非洲的航线上，中国的船舶占据半壁江山，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东来时，都喜欢乘坐我国的商船。而南宋和元朝，我国的造船业更加发达，从而促成了举世震惊的明代郑和七次下西洋。余在泉州开元寺内的古船陈列馆，看到一艘1974年出土于泉州湾的海船。这是一艘13世纪建造的福建远洋木帆船，复原长度可达34米，宽11米，载重量200多吨。近年，我国通过海洋考古，在挖掘的南海沉船中，发现了大批丝绸、瓷器，其中的密封茶叶，甚至还有香味。

　　当问鼎中原的蒙古人建立了大元帝国，在北方草原丝绸之路日薄西山之际，海上丝绸之路却达到了高峰。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内，展示了当时这个“东方第一大港”的国际贸易、科技文化大交流的壮丽画卷。史书上亦记载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兴旺。元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元世祖忽必烈诏行中书省：“诸蕃国列居东南岛屿者，皆有慕义之心，可因蕃舶诸人宣布朕意，诚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元史》卷10《世祖纪》)。另据周密的《癸辛杂识续集》披露，泉州南部一巨贾，每次出海的船舶达到80多艘，其殁后因无子嗣，政府收其家资，单珍珠就有130石!

　　历史教科书里写到， 1497年葡萄牙人达·伽马绕过非洲的好望角，找到了通往印度的新航线，促进了欧亚之间的贸易往来。而历史的真相是，达·伽马不过是闯入到别人家里的不速之客。他没有发现新航线。如何从非洲到印度，是一位阿拉伯航海家艾哈迈德·本·马吉德告诉他的。马吉德对这个海域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在马吉德的帮助下，1498年春天，达·伽马顺利穿过印度洋，从肯尼亚来到印度马拉巴尔海岸的卡利卡特，整个航程只用了23天的时间，这样快的速度大大出乎达·伽马的意料。要知道，在16世纪末，从威尼斯到耶路撒冷，仅仅是地中海的一小段航线，都需要花费两个月的时间。

　　166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印度胡格利的一个交易点。图片来自网络

　　欧洲人的到来，改变了印度洋上的贸易规则。葡萄牙是第一个试图用武力改变贸易路线、想要把最赚钱的贸易垄断起来的国家。葡萄牙人在印度建立了很多要塞，并规定所有来往船只都得从他们这里买通行证，不然就把船只击沉。葡萄牙人口气很硬，他们确实会击沉别人的船只，炮轰港口、烧毁货物，但他们实力不济，并没有真正统治浩瀚的印度洋。葡萄牙人之后，荷兰人、英国人陆续来到这里，他们彻底摧毁了传统的印度洋自由贸易体系，并建立了重商主义的、唯我独尊的贸易体系，这一切靠的都是坚船利炮。当时欧洲人的口号是“战旗飘到哪里，贸易就到哪里”。

　　明清以后，在中亚地区，中国慢慢地失去了影响力。中亚地区变成了新兴帝国，尤其是英国、俄罗斯和德国的较量场。

　　大英帝国是一个海上帝国。1588年，英国海军击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士气大振。从1652年起，英国和荷兰海军在英吉利海峡两岸不断交锋，打了大小十余场海战。之后，英国和法国在长达100多年的时间内争夺霸权，直至1815年拿破仑战败，英国迎来了鼎盛时期。19世纪初，大英帝国称霸天下，无人争锋。

　　大英帝国虽然在海外占领了很多殖民地，但号称“帝国明珠”的却是印度。英国人在印度长期苦心经营，这块辽阔的土地给英国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但到了19世纪后期，英国人开始担心自己在印度的统治地位了。早在1807年，英国就曾得到过一条情报：拿破仑向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建议，两国联手占领印度。英国人到印度去都是走海路，俄国要是想入侵印度，会直接通过波斯和阿富汗，直下印度河。这让英国人着实担心。尽管拿破仑后来战败，法俄联盟随之破产，但俄罗斯一直在不断地向南扩张。19世纪初，大英帝国和俄罗斯帝国在亚洲的边境相隔两千英里，到了19世纪末，这一距离已经缩小到一两百英里，甚至几十英里。俄罗斯的疆土已经扩展到了印度的家门口。这段历史非常有意思，我推荐英国记者彼得·霍普柯克的《大博弈：英俄帝国中亚争霸战》，此书对英国和俄罗斯在中亚的争霸战描写得极为生动。

　　英俄在中亚地区的“大博弈”到了20世纪初暂告结束。俄国在爆发十月革命之后，暂时无法顾及对外扩张。英国赢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大英帝国却走向衰落。

　　总体来讲，欧洲人发现新大陆之后，在“旧世界”(即欧洲)和“新大陆”(即美洲)之间的贸易联系日益紧密，并取代了原来以丝绸之路为纽带的全球贸易网络。早期的跨大西洋贸易呈现出三角形特征：欧洲人把黑人奴隶从非洲卖到美洲，然后从美洲进口廉价的原材料，最后再把工业品卖到美洲和非洲。这个三角贸易，缺了其中的任何一环，欧洲都不可能实现后来的快速崛起。然而，这是一个十分病态的贸易网络，这个三角贸易确实给白人带来了利润，但却滴着鲜血，暗藏着肮脏的东西。

　　总结这段历史，我们可以得到几点启示。

　　第一，要用大历史的视角去看过去、现在和未来。过去我们在讲历史的时候，都习惯于只讲自己的历史。欧洲人讲欧洲人的历史，中国人讲中国人的历史，只有美国人自己的历史太短，所以不得不再补一段欧洲的历史。但这并不是真正的历史。真正的历史要有大局观，把同一时期不同人群的历史放在一起来看，尤其要关注他们之间的沟通和接触。这种历史观被称为“大历史”。这提醒我们，在观察历史的时候，不要被西方中心论带偏了。舞台的灯光不能只照在一个角落里，只有把灯光全都打开，我们才能看得清所有的演员。

　　第二，“丝绸之路”带来了各种各样的交流。有些交流给人类带来了福音，有些交流给人类带来了悲剧，但不管是好是坏，这些主要的交流都深刻地改变了历史和我们的生活。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各地的物种交换，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子。就拿餐桌上的食物来说，没有“丝绸之路”，我们就不会有葡萄、西瓜、葱、蒜、香菜、胡椒、黄瓜、丝瓜、萝卜等。要是想吃麻辣烫，必须在明朝以后，因为辣椒、地瓜、土豆、玉米等作物都是明朝以后从美洲传入的。技术的传播也是非常重要的。在人类历史的漫长岁月里，技术进步不是靠科学家研究发明出来的，而是靠无数人在摸索中一点点积累出来的。和陌生人接触的好处是能够从别人那里学习到有用的经验。宗教也是通过“丝绸之路”这个网络传播的。伊斯兰教和佛教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性的宗教，跟“丝绸之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基督教也曾经借助这个网络传播，但主要传播的是聂斯脱里派，即中国所谓的景教。这一教派来自东罗马，被教会视为异端，逃亡到中亚。在西亚建立伊利汗国的旭烈兀就是景教教徒。

　　当然，“丝绸之路”也带来了传染病和瘟疫。这些疾病原本是地方性流行病，但随着商队传播到了很远的地方，并一下子爆发为大规模的瘟疫。疾病的流行可能是贸易和人口流动不可避免的副产品。即使在今天，传染病也没有完全销声匿迹。相反，全球化会导致传染病传播得更快。我们曾经或见或闻的SARS、口蹄疫、禽流感、埃博拉病毒，莫不如此。

　　这提醒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贸易视为商品的交换和财富的增加。贸易一定会带来人口的流动、思想的交锋、宗教的扩散、疾病的流行，有些时候，这些因素会带来比贸易更大的影响。

　　第三，全球市场交易的规模不是自发扩展的，非经济因素，比如政治、宗教、战争，以及地理、历史、气候等慢变量，都会影响到全球贸易网络的扩张或收缩。

　　在早期的远程贸易中，国家的作用不可忽视。对于大宗商品的贸易往来，比如粮食、马匹的买卖，主要是国家的需求。交通运输条件会影响到贸易的兴衰，但国王为什么要修筑四通八达的道路呢?不是为了让商人们行路方便，而是为了更快地派兵。西方对探险的热爱，对新世界的征服，不能完全用商业来解释。地理、历史和气候，虽然是慢变量，但一直在影响着全球政治经济。为什么印度洋能够发展成为一个紧密的贸易网络?因为有季风。为什么阿富汗、巴基斯坦北部一直动荡不安?因为它们从来没有被一个中央政府牢牢地控制过。为什么非洲国家有那么多内战?因为它们本来不是民族国家，是被殖民者强行拧在一起的。为什么在公元3世纪，罗马帝国和汉帝国都走向衰亡，因为在这一时期气候出现了异常变化，气温下降、持续干旱。公元800年至1200年，是一个温暖期，但从14世纪起，地球又进入了一个小冰期，气候变得寒冷，风暴变得频繁，在这段时间，出现了十字军东征、黑死病和百年战争。

　　第四，21世纪，印度洋和中亚地区将成为新的热点，而这又恰恰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支点。70%的石油运输要经过印度洋。来自世界各地的商船有一半要经过马六甲海峡。中国在崛起，日本和韩国已经跻身发达国家俱乐部，印度雄踞印度洋、并不断向太平洋扩张，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展翅待飞，非洲可能是世界上最后一片待开垦的大市场，所有这些变化都使得印度洋的战略地位不断提升。与此同时，进入21世纪之后，中亚地区的“大博弈”又上演。美国、俄罗斯、中国、中东，都希望能够在这里有自己的影响力。这个地方是会变得更加稳定，还是更加动荡，谁也无法预测。唯一可以预言的是，这个地方将在很长时期内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

　　第五，要充分重视“一带一路”的风险。首先，在一带一路沿线，缺少一个等级分明的秩序体系。美国的力量鞭长莫及，印度、日本等区域大国心有余而力不足，中国崛起速度很快，但遇到的阻力也很大。未来，这几个大国之间的博弈将会更加复杂而微妙。其次，“一带一路”沿线，海洋连接着陆地。非洲各国靠近海洋的区域将它们和国际体系连接在一起，但内陆腹地的沙漠又将它们和外界隔绝。南亚次大陆的北部和中亚地区地形破碎、崎岖不平，这里从来就没有真正被统治过。海洋更偏好贸易，但陆地则要求独立，陆地的冲突和动荡会影响到海上的秩序。再次，这里很可能是受到气候变化冲击最大的地区。非洲原来旱季、雨季分明，如今旱季和雨季已变得紊乱。先是下一场小雨，然后迎来的是持久的干旱，最后又来了瓢泼大雨。先旱后涝，这给当地的农民带来了致命的打击。涌向欧洲的难民，只有三分之一是来自利比亚、叙利亚和阿富汗的战争难民，倒是有三分之二是来自撒哈拉沙漠以南的生态难民。孟加拉国人口密集，但地势狭窄。大约有1.5亿孟加拉国人民困守在与海平面等高的地区，只要海平面升高一点点，就会带来无数家庭的流离失所。最后，“一带”和“一路”都很重要，但风险程度有所不同。不妨听听吕思勉先生的评论。他说：“泛海之道，贾客由之，虽物质文明，因之互相灌注，初无与于国家民族之盛衰兴替。遵陆之道，则东方之民族，自兹而西侵，西方之民族，亦自兹而东略，往往引起轩然大波焉。”简而言之，陆路的地缘政治风险更高，难以控制，而海路则更偏自由市场经济，贸易的效率更高。

　　总之，“一带一路”是对全球化退潮的应对。我们在最开始提出“一带一路”的时候，或许是对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被动反应，如今，经过四年的思考，我们对“一带一路”的理解更为深入。这是在全球化退潮的背景下，站在文明对话的高度，我们希望最终能够建成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一个非常中肯的倡议，相信能得到更多人的认同和理解。从根本上来看，如果一个文明能够非常包容、自信，包容到能够吸收所有外来的思想，自信到不丢失自己的传统文化，这个文明才能在不断出现的外来冲击、日益加速的全球流通中提高自己的适应能力。在各个文明中游刃有余，并能够从中不断地“套利”，这才是高手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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