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属于中国宪制体制

成舍我

中联办法律部部长王振民在其最新著作《「一国两制」与基本法：二十年回顾与展望》的自序中，回顾了他与基本法二十多年的不解之缘，表示自己对「一国两制」的信心从未动摇。

最新一期《紫荆杂志》刊登了王振民的自序文。王振民在文中提到，他1989年到中国人民大学读宪法学专业研究生，成为该学科「掌门人」许崇德教授的弟子，而许当时是香港和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故他很自然选择了基本法作为博士论文选题，「从那时候开始我接触基本法、研究基本法和港澳问题迄今也有20多年时间。」

王振民在文中记述，他1993年至1995年在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学习並进行研究工作，此后回北京参与清华大学法学院的筹备復建工作，並从2008年到2016年担任法学院院长，其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宪法和基本法领域。他在2015年底被借调到中联办工作。

「20多年来，『一国两制』事业不管遇到多大的挫折，我对『一国两制』的信心从未动摇过。」王振民表示，20年是很好的回顾与展望的时间节点。「当初与很多学者一样，我也曾经认为隨着1997年香港回归、1999年澳门回归，需要研究的问题就没有多少了。现在看来这不符合实际。」他指出，「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实施中产生的问题比起草制定基本法遇到的问题更多，更复杂，更需要研究。他形容基本法是一部「非常年轻、非常特別、非常复杂」的宪制性法律，需要研究的问题只会更多，肯定不是更少，需要我们世世代代发奋努力，不断把「一国两制」事业推向前进。

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谢锋在最新一期《紫荆杂志》以《风雨紫荆绽放 廿载外交同行》为题撰文，从多方面回顾了驻港公署回归二十年为「一国两制」成功实践做出的贡献。在外交护港方面，谢锋指出，香港特区是中国不可分离的部分，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內政，不容任何外部势力、以任何名义进行干涉。他举例指，以所谓「道义责任」为借口不行，以「民主」、「人权」、「自由」等为借口也不行；发表所谓涉港报告、对香港事务指手画脚不行，勾结「港独」分子、为其站台背书也不行；公开干预不行，暗中插手也不行。

「20年来，我们密切跟踪有关动向，坚决遏制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等危害国家统一的行为，第一时间表明立场、有力交涉、坚决斗爭，确保国家和香港利益不受损害。」谢锋表示，驻港公署从国际关係和国际法的角度批驳「本土自决」和「香港独立」，指出其实质是企图把香港变成一个独立、半独立的政治实体，把香港从中国分裂出去，「这绝对不能允许，也注定没有出路」。

谢锋亦提到，驻港公署二十年来充分调动外交资源，努力为扩大香港对外交往、提升国际影响力办实事、办好事，並秉持「港人安全无小事，同胞利益重泰山」的理念，为香港同胞撑起遮风挡雨的保护伞，未来將继续牢牢把握「一国两制」的根本宗旨，严格按照宪法和基本法开展涉港外交，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坚定维护香港繁荣稳定，坚定维护香港同胞的海外合法权益。

《紫荆杂志》最新一期「香港回归祖国二十周年纪念號」刊登李飞专访，当中李飞谈到香港近年出现「港独」、「自决」等乱象时直言，「在香港搞分离主义，不管摆出多少条理由，最终都是对『一国两制』的破坏与否定」。「一国不存，何来两制？搞『港独』的这些人是要把香港引向一条死路，一条不归路」，他强调，「一国两制」对国家、对香港都最为有利，「中央必定会坚定不移地贯彻下去，香港社会完全可以放心」。

李飞亦指出，「一国两制」中的「两制」是有主有次的。「邓小平曾说过，实行『一国两制』必须明确国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这个主体是很大的主体，在此前提下我们允许在一、二个小的地方搞资本主义，二者不是等量齐观的。」他指出，香港有的人却总是错误地认为，「两制」等量齐观，並將香港的资本主义与国家的社会主义相对立，以所谓普通法来曲解基本法、排斥国家宪法，「希望大家今后在仔细阅读基本法时，能够从各项制度设计中看到中国宪制体制的基础元素」。

李飞还著重谈到香港回归以来的五次人大释法，强调五次针对的都是宪制层面的问题，「只有在对基本法的理解产生重大分歧，严重影响基本法实施的时候，全国人大常委会才会释法。」他坦言，这些年也专门注意收集反对释法人士的言论，「不管中央做什么，他们从来没说过一句好话，也可能他们说过一些好话，但在媒体报道上从来没有看到过」。

李飞特別澄清了有关释法的两个误区：「一个是香港有一些法律界人士，长期固守普通法思维，执意认为只有法官才能解释法律，而立法机关不能解释法律。但是，我们国家的宪法明确规定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和法律，可以说全国人大常委会就是中国的宪法法院，这是我们的宪制体制。另一个是认为「人大释法干预了香港的司法独立」。这是一个偽命题。基本法第158条明确规定，基本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法院的解释权也是全国人大授予的，被授权者不可能反过来限制授权者的权力。」

根据中新网、大公网等综合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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