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已经成为全球议题

成舍我

近来，有关中国宣导的“一带一路”成为全球学者研究和关注的对象。其中，“一带一路”的评论人士分为几派：一是看好该倡议的人，二是嘲笑它的人，三是要么不喜欢，要么质疑中国实施该计画的能力。

“一带一路”为何成成为中国，乃至全球的中心议题？

华尔街分析师特此转撰文，就中国的“一带一路”全球战略进行了全面分析。以下为其主要观点：

让我们来看看中国面对的问题和抱负，以及“一带一路”是怎样和为什么会成为中国，乃至全球的中心议题？

产能过剩

我们知道东西过多对我们是有害的。中国一直被过剩的产能和银行体系中过高的债务困扰。“一带一路”可能成为中国出口过剩产能和降低负债的一种手段。

更重要的是，中国在这样做的同时，还能向迫切需要贷款的国家提供信贷(在国家层面)。希腊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一带一路”为何成成为中国，乃至全球的中心议题？

减少国內信贷泡沫

中国国內存在信贷问题，其必须以某种方式处理这个问题。当然，不良贷款的恶性循环会降低GDP增长，但想一下这个问题：

如果中国將国內的债务问题转移到“一带一路”合作伙伴的资产负债表上会怎样？

又该如何转移？

方法是中国政府给这些合作伙伴贷款，用以建设大型基础设施专案(正如他们一直做的那样)。当这些基础设施建设专案建成后，中国企业將获得大量的专案工程，这样这些企业既能出口过剩产能，又能抑制国內信贷泡沫。

如果能成功实施，这將是非常聪明之举!

中国有大约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可以用来购买权力和影响力。

想想看，你更愿意看到的是一堆美元(美联储的掌舵人已经明确表明，在紧要关头，为保证国內的政治安全，他们会放弃持有美元)，还是在全球范围內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

最有力的武器

根据中国已经开始做的事情，中国的回答很清楚。他们已经向具有战略意义的国家和穷国提供巨额贷款。这些贷款会带来就业和基础设施，这些都是这些国家迫切需要的。

当一个国家濒临破产和绝望时，其常常忽视这些贷款苛刻的条款，以及使用中国的原材料和劳动力的要求(在私人投资世界，我们称之为“不良投资”)。

就像电影中提到的，中国不需要这些专案取得成功。实际上，有理由说他们希望这些专案不要成功。偿还债务会减少政治和经济上的影响。

举个例子：斯里兰卡的马特拉-拉贾帕克萨国际机场在2013年开放，但目前仍处于閒置状态。斯里兰卡得到了什么？一座空空如也的机场，还有对中国欠下无法偿还的巨额债务。巴基斯坦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瓜达尔港和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是另外两个例子。

中国控制著所有这些债务，通过控制这些债务， 他们就能並且也会使用这种力量，从而迫使对方“让步”

“一带一路”为何成成为中国，乃至全球的中心议题？

当中国的潜艇开始使用这些港口时，世界不应感到惊讶。北京方面 开始对这些伙伴国家的“资产”如何使用以及由谁使用拥有发言权，毕竟中国控制了这些债务。

当中国军舰开始向这些港口提供“安全”服务，或者中国军队的“安全监视”飞机开始向机场、天然气管道等提供“服务”时，我们也不应感到惊讶。

要知道，这些国家永远无法偿还这些债务符合中国的利益。这为中国提供了非同寻常的影响力，而且成本非常低廉。

我並不认为中国不希望这些基础设施用于促进贸易。但比起用导弹轰炸获取权力和影响力， “一带一路”是便宜得多的方法。“一带一路”远远不是主流媒体所报导的为中国商品建立贸易通道那么简单。我们很有必要瞭解到底会发生什么。

中国是亚洲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俄罗斯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德国)，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南美最大的贸易伙伴。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情复杂，企业走出去面临法律纠纷如何解决？7月8日下午，中国行为法学会举办“一带一路”法律服务学术研討会，学者及实务部门人士认为，对公平正义的追求是沿线国家经济文化交流基础，在解决法律纠纷过程中，应构建与“一带一路”建设相適应的仲裁解决纠纷机制。

“一带一路”由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构成，沿线有超过60个国家。司法部副部长赵大程表示，法律文化是一国法律制度框架的基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法律文化可分为四大法系文化，包括中华法系文化，沙乌地阿拉伯、伊朗等政教合一国家的伊斯兰法系文化，老挝、越南、柬埔寨等国沿袭殖民歷史的欧陆法系文化，以及马来西亚、汶莱、印度等国的普通法系文化。

赵大程分析，虽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法律文化总体呈现复杂性、多样性，但也存在共性。以各国法律图腾为例，中国是独角兽，柬埔寨是七头蛇、新加波是鱼尾狮、老挝则是大象，不同的法律图腾折射出各国独有的法律文化传统，但其寓意都代表了人们对公平正义的追求，这是沿线国家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基础。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莫于川也表示，各大法系拥有相通的立法精神、法律价值，但是要把理念、文化层面的东西转化成可操作的內容，这是立法、行政、司法都面临的任务。莫于川建议注重完善立法协调、行政协作、司法协助等理念、原则和机制。

莫于川举例说，一个行为在这个地区、这个国家是犯罪，到別的国家可能又不是犯罪。他认为，不仅要在宏观上区分法系，还要注重处理好宗教法与世俗法、国际法与国內法的关係。他同时提醒，中国企业走出去，在国际上要注意遵守软法机制。“一些国际协议，政府协定、地区共识、行业规范等，看似是软条文，但却是不容违背的硬原则，关係到多边合作的共同推进。”

“一带一路”工程庞杂，沿线国家国情复杂。中国行为法学会会长江必新提出，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政治风险、经济壁垒，如何使他们安心投资和经营？此外，虽然不少国家已经加入了“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但在其国內，地方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或许仍根深蒂固，当不可避免的纠纷出现时，企业如何进行法律求助？有没有足够的法律服务资源可以利用？

针对上述问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宋朝武分析，中国已有90多家央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分支机构，开展对外投资、国际贸易、工程承包等。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由于各国的政治与法律制度差异性较大，必须会产生各类不同的民商事纠纷，企业可以选择非诉讼方式来解决纠纷，包括调解和仲裁途径。

中国仲裁行业大而不强的问题突出，国內仲裁机构受理的涉外仲裁案件比例过低，国际竞爭力弱。宋朝武就此呼吁构建与“一带一路”建设相適应的仲裁解决纠纷机制。具体而言，在立法上，尽快將《仲裁法》修改纳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启动修法程式；在对仲裁裁决的司法监督方面，应当贯彻司法支持仲裁的理念，规范办案程式；在管理上，消除不当的行政干预，强化仲裁机构的民间性、专业性、独立性；此外，还应加强仲裁机构自身建设，建立適应实践发展需求的仲裁机构组织架构，支持涉外仲裁机构创新体制机制，以积极参与国际竞爭。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还囊括漫长的海岸线，常被忽略的国际海事仲裁將愈加体现出重要性。宋朝武表示，国际海事纠纷的处理传统上一直是“小诉讼、大仲裁”，当事人往往选择国际海事仲裁的方式处理爭议，但中国对国际海事仲裁重视不够。

据宋朝武介绍，中国海事仲裁始于1958年，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已积累了一些经验，但中国海事仲裁总体上发展仍然比较缓慢，每年的受理案件数量较少，与作为国际海事仲裁中心的伦敦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这与中国航运大国的地位非常不相称。宋朝武表示，国家应重视並支持海事仲裁发展。

根据中新网、新华网等综合采编

【文章观点仅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