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一个诗意的世界”

郑瑟

　　“人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一个诗意的世界。”王小波的这句名言也许能为本届SIHH(日内瓦钟表高级沙龙)最好的注解。

　　对钟表行业的从业者和关心者来说，2013年是一个相当低迷的年份。在经历了2010与2011年两年的爆炸增长后，2013年瑞士钟表业的出口数字显得不那么理想。根据瑞士钟表联合会的数据，在2013年，瑞士钟表出口至中国销量经历了超过10个月的连续下跌，许多人估计，2014年的情况可能会更糟。

　　今年的SIHH似乎就在这种令人失望的情绪中开场，就连展馆里新增加的收费咖啡厅与餐吧都成了不济的象征。但实际上，3天的表展里，参展人群那些被培养起来的奢华习惯依然被组委会保留着，会场里随时不限量畅饮的香槟与红酒、精致的午餐，日内瓦城今年甚至专门为表展增设了公交线路，展馆门前也禁止与SIHH无关的车辆通过;夜晚，除了官方组织的船上派对，由各个品牌举行的盛大晚宴也和往年一样准时上演。

　　根据官方的统计，今年参加SIHH的注册人数为19000人，其中1300人是受到组委会邀请的钟表行业的编辑记者，中国媒体的数量在2012年达到惊人的120人之后，自去年起稳定的回落到83人左右，Kath-leen服务的公司已经连续多年协助历峰集团邀请中国媒体前往日内瓦观展，她并不认为邀请媒体数量减少与中国惨淡的市场相对应，她认为原因是，在近3年SIHH的主要承办方历峰集团都会联合瑞士高级钟表基金会针对亚太区市场专门举行了高级钟表展——钟表与奇迹，这才是分流的主要原因。SIHH依旧坚持了未受到邀请便禁止入场的规则，这让整个沙龙维持了一直以来的私密性。

　　许多人都高估了中国市场在全球市场中的地位，包括LVMH与RICHMONT在内的几大奢侈品集团过去一年的财报都显示，虽中国市场销售下降，但整体而言他们并没有取得人们意料之内的成绩大滑坡。经济全球化之后，品牌们已经学会了利用不同市场的表现来分担风险。在去年中国市场表现令人纠心之后，欧洲和美国恢复了让人惊喜的增长。毕竟，中国市场自2005年开始被奢侈品集团注意之前，SIHH已经举办了十几届。真正要担心的是中国的奢侈品经营者们，暴发户式的消费很可能已经过去了，如何让自己的产品更好地打动普通消费者，保持利润的增长才是关键。

　　了解了这些，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些奢侈品牌们依旧在不断推出让人眼花缭乱并且售价高昂的作品。按照人们的臆测，他们应该更贴近民生，把畅销表款作为主力。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积家在今年表展期间推出了一只陀飞轮超薄三问腕表，伯爵则将其超薄的DNA更加发扬光大，朗格推出了让全场叫好的作品，在手表背面描绘了地球、月球和太阳的轨迹显示。参与表展某品牌PR告诉记者为什么他们每年都要推出功能复杂的作品，因为“我们要面对的不仅仅是普通消费者，还有庞大规模的手表收藏家”;而手表行业资深从业者康威凯则认为，手表这种机械时计发展到今天，最珍贵的东西就是坚持传统，一枚包含陀飞轮、三问等复杂功能的机械腕表，用“奢侈品”三个字简单概括实在有些肤浅。和他一样的许多从业者都认为，在奢侈之外，用艺术品去定义更为合适。手表的广告海报就能证明这一点，它很少需要明星来为它说话，一张手表本身的照片就足以吸引眼球。一张陀飞轮功能的手表图片能够吸引爱好者们花上许多天去讨论和研究，因为要对陀飞轮这一机械元件的功能结构了解，必须要花掉数年的时间去学习。今年参加SIHH的手表品牌有16家，但其中近一半的品牌都推出了包含这一复杂功能的作品，如果只是为了实用和好卖，其实大可不必这么麻烦，许多人赞叹陀飞轮，但却只有极少数人能说明白它好在哪。在这一点上，手表或许和当代艺术有那么一点相似——当你说不清楚它为什么好时，它就是好。

　　与现代人的作息不同，在古代社会，并非人人受到同样的时间秩序的约束。对时间的感知，是由城市生活与乡村生活划定的，也是不同的社会身份决定的。

　　对不属于自己的世界，人类总是充满想象。这种想象，既有美好的投射，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自我保护。现代人喜欢想象古代。想象中的古代天清气朗，风物迷人，器皿精致华丽，人物优雅悠游。这些想象有时过于投入，产出了千奇百怪的古装影视。古人不会争辩，今人大可只管发挥。无论古代的风卷起怎样的尘土，都弄不脏现代人的袖子。

　　小说、戏曲、影视模拟古代，模仿的是饮食、服饰、器用、建筑。但有一件事难以呈现，那就是古人的时间。

　　不必追溯太远。《红楼梦》里作息最清楚的是王熙凤。秦可卿死后王熙凤协理宁国府，每天卯正二刻便到宁府点卯，这是清晨6点15分至30分。要准时点卯，至少5点钟就要起床，这还是保守的计算。可卿五七的正五日，王熙凤寅正便起来梳洗——那是凌晨4点。待收拾完备，更衣盥手，喝了几口奶子漱毕口，已经卯正二刻。虽然起得如此早，管家奶奶却不能躲懒早睡。贾琏送灵苏州，熙凤和平儿打点行装，睡下时已交四更，那至少是夜里1点钟。要不是暑天中午还能歇一个时辰的中觉，琏二奶奶简直赶得上当代职场的女超人。

　　且不论王熙凤的作息是否健康，有一点倒是有趣儿。凤姐儿向宁府仆妇训话：“素日跟我的人，随身俱有钟表，不论大小事，都有一定的时刻。横竖你们上房里也有时辰钟。”《红楼梦》写的是清中期富贵之家的故事，钟表对他们不是稀罕物什。宝玉是富贵闲人，不赶钟点，照样拥有不少钟表。他在秋雨夜看望黛玉，从怀里掏出个核桃大小的金表。(顺便说一句，林姑娘说要歇息时大约是晚上快9点。)“寿怡红群芳开夜宴”一回里，怡红院成员邀来各位姑娘，尽力闹了一回。薛姨妈打发人来接黛玉，宝玉“要过表来瞧了一瞧，已是子初一刻十分了”。除了表，怡红院里也有挂钟。这挂钟命运不济，坠子被芳官弄坏过一次，从此便不响了。总之，贾府里从主人到仆役，都能获知精确时刻，并按着精确的时刻作息。

　　荣国府上下数百口人，姑娘们晨昏定省、承色陪坐，皆有时刻。厨房里每日传饭，时候自然也迟误不得。要是办起红白大事，更得人人守时。凤姐说“凡有领牌回事，只在午初二刻”，若是耽误了，这事儿今天可就办不成了。换言之，贾府的钟表，不仅是代表身份的舶来品，也是出于管理上的需要。

　　在《红楼梦》里，比贾府守时更严的，是皇家。元妃省亲那天，太监排出了精确的日程表：未初用晚膳，未正还到宝灵宫拜佛，酉初进大明宫领宴看灯方请旨，只怕戌初才起身。唱完戏赏了东西，执事太监便启道：“时已丑正三刻，请驾回銮。”元春与家人依依难舍，却也毫无办法。可见皇家规矩违错不得，越是身份高，便越是受时刻的拘束。

　　现今手机几乎成了人体器官，只消看一眼，当下的时间便可精确到秒。现代人生活在不同的时区中，遵循的是同一种时间秩序：上班、下班、约会、出行，都用24小时制的时间来衡量。时刻对我们的约束，比古代更为细密。但从本质上来说，贾府的时间秩序，我们不难理解。不过，古代社会里，即便在同个时空中，也并非人人受到同样的时间秩序的约束。这一点，大约是现代人最难想象之处。

　　刘姥姥一进荣国府，被凤姐堂屋中柱子上的挂钟报时吓了一大跳，以为是“打罗柜筛面”。钟表在当时是时髦的进口货，乡下人刘姥姥不认识自鸣钟，十分自然。但与其说不需要自鸣钟，不如说，刘姥姥并不需要精确的时刻。对于以操作农事为业的刘姥姥来说，天光才是唯一的依准，夜里听打更便已足够。至于清晨是卯正二刻还是三刻起身，无关大旨，更不会因此遭到惩罚。

　　自鸣钟带来了精确的时间，把贾府上下带入一种与现代更为接近的时间秩序里。刘姥姥则留在另一种计时方式中，用不同的标准计算着时间。在《红楼梦》的世界里，对时间的感知，是由城市生活与乡村生活划定的，也是不同的社会身份决定的。《西游记》里唐僧一行从井里捞起了乌鸡国王，国王好生感激，定要把王位让给唐僧。孙行者毫不动心：“我们做惯了和尚，是这般懒散。若做了皇帝，就要留长头发，黄昏不睡，五鼓不眠。”国王的时间，被朝会典礼划定;行脚僧的时间，则由远近里程衡量。行者与国王，因着社会身份的不同，便分在不同的时间秩序中。

　　富贵人家不但掌握精准的时刻，他们一天的时光，说不定比寒苦人家还要长得多。《红楼梦》里金尊玉贵的小姐们各有一番辛酸。宝钗日间不大得闲，每夜灯下女工，必至三更方寝。湘云家道不易，在家时要帮着做针线，也常熬到三更。换算成今天的时间，宝姑娘和史大姑娘少说也要过了夜里11点才睡下。即便在现代，也算不得早。假定戌时起(晚上7点)方掌上灯，每晚点灯的时间，超过4个小时。其中花费，远逾普通人家。更何况宁荣二府的照明系统远超实用：治可卿丧，宁府大门门灯朗挂，两边一色绰灯，照如白昼;元妃省亲，更是银光雪浪，水天焕彩。

　　农家耕作劳苦，可如果硬要比较，刘姥姥的“天未明时”，也未必比寅正就起身的凤姐儿更早，姥姥老人家恐怕也不至四更方眠。管家奶奶固然家事繁剧，推而求之，更因为没有天光的时刻，并非人人得而享之。利用夜晚，有时甚至是一种特权。

　　《古诗十九首》里有这样的句子：“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诗人敏感地体会到时光飞逝，生命短暂，在长夜中也要秉烛作乐。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对一般人来说，夜晚是完全属于睡眠的。做这种选择，并非浪掷光阴，经济因素是重要的考量。虽然晚上难免需要室内照明，但点油灯毕竟是一种消费——否则省油灯在宋代也不会那样流行了。生活在城市里的现代人鲜有早睡的习惯，在起床的同一天再次入眠就算得上健康作息。无论夜有多深，室内照明与公共照明都理所当然。没有电的夜里做什么才好?这个问题怕是要难倒许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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