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教育让香港未来深深扎根在祖国的土地之中

郑瑟

　　2012年，香港推行“国民教育”却陷入政治化风波中，负责应对的“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委员会”最终决定“暂时搁置”，但其中一名委员坚决不投赞成“搁置”的票。这名委员名叫邓飞，曾任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如今是将军澳香岛中学校长、香港教育统筹委员会非官守委员。

　　邓飞是香港通识教育的权威之一，曾因判知名作家陶杰的通识考试答卷“不及格”而为外界津津乐道;在“国民教育”及“港独”话题上，他常有犀利言论。如今，特区政府换届，新特首林郑月娥多次表示要加强国民教育。“国民教育”到了重新推行的“拐点”?

　　环球时报：请您谈一下香港“国民教育”问题的由来。

　　邓飞：其实，“国民教育”这个词容易引起误会。“国民教育”本指普及教育，并非特指“爱国教育”，但在香港特殊的语境里，这个词就具备了特定含义。

　　寻找这个问题的历史渊源，可以从上世纪50年代谈起。那个时候港英政府没有“公民教育”一词，因为香港是殖民地，殖民地人不是“citizen”(公民)，只是个“城民”的概念。为解决这个问题，1952年，当时的港英政府成立一个“中文委员会”，专门研究怎么处理跟中国相关的教育内容，即语文、历史要学什么等等。

　　这个委员会的成立有两大背景，一是香港很长时间都没有强制义务教育。我们所说的“九年义务教育”拖到什么时候才落地?内地人可能猜不到：1981年。另一背景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全球华人充满热切期待，香港也如此。

　　“中文委员会”发现，想要把香港人的民族意识、历史文化全抹去是不可能的。怎么办?那就让香港所有涉及中文、历史的科目以及课外的德育教育必须有一个特征——四个字：厚古薄今。也就是只能尊崇历史文化上的古代中国，尽量不触碰近现代的事情。

　　当时的中文教育有大量文言文，但涉及当代的，只有一些公函、信件等应用文写作。这就造成香港人对近现代和当代保持着一种陌生认知，似乎近现代只有流血和动乱。而他们越喜欢古代的中国，就越讨厌近现代和当代的中国。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上世纪90年代。

　　举个例子，我1993年参加“中五会考”(读大学预科前的考试)，那时的历史试卷分为ABC三部分，A大约是夏商周到唐朝，B是唐朝到明朝，C是明朝之后。绝大多数人选A、B，选C的极少，因为老师都不怎么教，怎么考?所以，说香港人对中国历史很陌生不完全对，香港人只是对近现代和当代陌生。

　　上世纪80年代中英开启香港问题的谈判，港英政府出于政治考虑开放区议员和立法会功能组别的选举，开始引入“公民教育”。那时的“公民教育”有个特点是“去国家化”。这是个很奇怪的现象，因为港英统治者面临一种窘态：不能说香港人是“英国人”，也不愿说香港人是中国人，在这种回避态度下，“中国”就缺位了。再加上当时香港正处于经济腾飞阶段，很多七八十年代在香港出生、奋斗、享受香港经济发达成果的人，政治公民意识非常强，但这种意识又是“去国家化”的。

　　临近1997年，很多人意识到香港的国民教育要跟上，社会上形成一个共识，要增强对国旗、国徽、国歌、政治制度、祖国风土人情的教育。当时有两个改革方案，一是“非学科化”，即仍保持“国民教育”不是一个单独学科的状态，而是融入到其他科目中。另一种方案是专门设立“国民教育科目”。相比而言，后者的支持者少一些，因为这意味着要砍掉其他一些科目的课时，同时“谁来教”也是个难题。就这样在争论中，“国民教育”一直保持着“非学科化”的状态，不成系统，没有标准。

　　后来，为改变这种局面，特区政府编写了一个“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大纲”，这就引发了2012年“反国教”事件，9月，上任不久的梁振英宣布搁置课纲。

　　环球时报：“反国教”事件后，香港的国民教育是什么状态?

　　邓飞：其实以“非学科化”存在的“国民教育”并没有萎缩，但有一点非常致命：“国民教育”被污名化了，以后但凡有人谈论“国民教育”都闪闪缩缩。

　　香港的课纲和教材是两码事，课纲是统一的，而教材由学校选择。“国民教育”不是独立科目，甚至连教材都没得挑，因为它不考试，出版商就无利可图，只能学校自己设计教材。如果学校重视，那就自编教材，如果不太重视，那就以参观、讲座等活动来代替教学。

　　香港高中有一门“通识教育科”，它原本跟“国民教育”没有关系。这门课有个人与人际关系、香港、中国、全球化等六个单元。问题是，考试时“香港”单元常常有很敏感的政治化问题，比如“七一大游行”“立法会拉布”，而“中国”单元则出题很少，且常是无关痛痒的问题。这就造成教课时“重香港而轻中国”，联想到“反国教”“占中”，就会给人一种印象：通识教育像是在做香港“街头运动”的政治培训。好在最近两年，通识科不再出政治题目了，中国当代的社会经济发展也开始出题了。

　　环球时报：很多人指责教育专业人员协会(教协)操控教育界，是这样吗?

　　邓飞：“教协”最初支撑起很多反对派团体的建构，同时它也是香港历史最悠久的教师公会。我不认为它可以“掌控”教育界，它并不操纵“国民教育如何运作”，更多的是影响教育界。它的领导层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常常通过一些声明、所谓“民意调查”来形成其对“国民教育”应当何去何从的观点，施加舆论压力，比如“洗脑”这个词，在香港说得最多的就是“教协”。

　　可想而知，它对教师的影响是怎样的。即使一个教育界人士觉得“国民教育”没问题，他也不敢说，因为很容易被反对派媒体围攻，学校声誉受冲击，影响招生。其实，这是一种“恐怖文宣”。

　　环球时报：您遇到过类似事情吗?

　　邓飞：当然。2012年“反国教”事件中，特区政府成立“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委员会”，我是其中一员。当时因社会压力很大，委员会决定暂时搁置国教科课程指引。为确保“搁置”结论能“好看一点”，特区政府和委员会的领导层都认为应该“全票通过”。但我是拒绝的。

　　首先我爱国，我所在的香岛中学也是爱国学校，你让我投票赞成“搁置”?这可是立此存照啊!委员会的二三十人中，我几乎是唯一反对的，有些官员就像“三司会审”一样坐在我面前劝。最后我说我顶多弃权，于是他们专门做了弃权票给我。有趣的是，浸会大学一位老师看到可以这样，立刻也投了弃权票。

　　环球时报：在“国民教育”问题上，您想给林郑月娥特首哪些建议?

　　邓飞：首先应该为“国民教育”正名，恢复其名誉，这是必须要突破的。第二，教育局必须重视，因为正名不正名最终还是要看政府的态度，教育局要引导教育界像其他学科一样，就“国民教育”进行各种实践。第三，教育界对于“国民教育”不要躲躲闪闪，不能停留在“只做不说”上。最后，我认为还是要恢复“国民教育”课纲，应该把它跟“公民教育”合为一体，名字就叫“中国特区公民教育”，把公民教育里国家应有的角色与身份还回去。反对派要污名化“国民教育”，总不能把“公民教育”也污名化吧?难道他们不想做公民吗?

　　林郑月娥特首曾提到要加强青少年的国家认同，我希望香港“国民教育”能迎来一个拐点。不过，她还需要更进一步的举措，因为在其他的教育项目上，她是有详细方案的，比如说每年增加50亿(港元)的拨款，这50亿怎么分配非常清楚，但在“国民教育”这块还没有更具体的方案。毕竟，要突破被污名化的社会印象，并非易事。

　　环球时报：“国民教育”在香港为什么再难也要推?

　　邓飞：很简单，与“台独”不同，“港独”思潮在港英统治150多年的时间内都没有出现，反而在回归后冒出，正说明我们的国民教育做得远远不够。现在我们要把“港独”思想遏制在萌芽阶段，从国民教育入手才是对症下药。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如果一个年轻人认为“港独”远比统一要好，那就从一个角度反映出他们封闭的心态，以这种心态如何面对全球化的竞争?这种思想不光是危害国家，对其自身也非常不利。我曾碰到一件事，在大围跟一些学生做升学辅导，建议可以考香港中文大学，这两个地方同在沙田区，相距几公里，竟然有学生惊叹：“啊!这么远啊!”

　　“港独”最可怕的地方并不是它的力量真能对国家构成实质威胁，而是纵容了这些孩子心胸的“宅化”。“港独”是一种社会心理的不健康，反对“港独”就是为了拯救孩子。

　　延伸阅读：

　　香港对于所谓“青年人”的年龄定义是15到24岁。但教育从娃娃抓起。香港要实施好国民教育、培养下一代接班人的国族认同和爱国情怀，从基础教育开始培养，刻不容缓。记者专访了香港资助小学校长会主席赖子文。

　　1997年香港回归时，看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赖子文心中所想的就是终于能够大声告诉他学校里的小学生们：我们回归祖国了!

　　回归20年以来，香港的基础教育制度不断演进，更实现了十二年免费教育，使得受教育机会更加普及与平等。赖子文认为，香港的教育在教授知识方面做得非常好，在国际上也是名列前茅，但与此同时，让学生们能够在知识学习以外得到更加多元的发展，是未来香港教育仍然可以提升的空间，“每一个家长都期望以进入大学作为一个最终的目标，但是我们知道每一个小朋友是有不同的才能。单一个目标、单一个路向其实不能够完全顾全小朋友的发展。我们需要发挥不同的所长。特别是在于我们的无论是学生老师还是家长里面，我们要清楚知道，成绩、各科成绩不是唯一的需求。我们更加要知道，我们小朋友的品德、或者他们的思考、思维能力、或者他们共通的能力、或者融合其它社会的沟通能力，是更加的重要，所以我们要发挥小朋友的多元技能。”

　　除了为学生们指出更多发展可能性以外，赖子文认为，香港基础教育目前还欠缺的就是德育、尤其是国民教育、培养学生们国族认同和爱国心方面的努力。他说，殖民统治时代，国民教育就缺位，那是当时殖民统治者的统治手法，企图抹掉在香港的中国人的爱国情怀。如今，国土已经回归，国民教育就不能再继续缺位，“在认识我们自己的香港、认识我们自己的祖国方面，我们更加要加强，让他们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香港人，是会有一个自豪的感觉，而不是讲所谓‘西方的月亮更亮一些’。所以我们都期望我们的下一代，多一些认识我们自己的国家，多一些对于我们自己国家有一个强烈的归属感，因为始终无论怎么说，我们身体里面都流着中国人的血，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不能够忘记自己这个身份。”

　　20年间，赖子文迎来送走一批又一批小学生，年轻的面孔在变，但赖子文想要追求的国民教育理念没有变。他在自己的学校坚持实施全方位的国民教育，同时也希望香港的学校都能投入更多的资源和精力，让小朋友们从小就能培养起对祖国的热爱，“我们每一年都会有两次到三次，带我们小朋友返回内地做一个交流，让他们认识到、亲眼见到国家的发展。那么，亲眼见到，我相信他们的感受会最深，也都会最能够触动他们，让他们相信我们的国家已经是非常繁荣、做得非常好。”

　　在赖子文看来，不仅小朋友们从小就要看到祖国的发展，香港本身教育制度也不能拒绝聆听来自内地的经验。香港和内地的基础教育各有所长，两地可以在未来更多地合作，取长补短，充实各自的基础教育建设，“香港的教育制度，我们的优胜之处在于我们有一个很大的自由度，并且管理上面比较有弹性。内地我们看到，在各科上面根基的建立，做得非常之好。如果我们两者可以互相融合，就是香港教育制度的管理、自由度、比较能天马行空一点的思考，同内地扎实的基础，能够互相合并在一起，相信不论对香港还是对内地的教育发展，都会有再进一步的帮助或者影响。”

　　在访谈过程中，赖子文在表达时一直充满热情，直到访谈的最后，他又回忆起20年前政权交接的那一瞬间。他说，那时候他感觉到自己不再是一个无根的人了。他盼望并且相信，国民教育就是一个辛勤的园丁，让香港未来的主人翁，深深扎根在祖国的土地之中。以下为专访全文：

　　记者：1997年香港回归时您在哪儿?心情如何?

　　赖子文：我当然在香港。我的心情非常激动、非常兴奋。因为我们可以回归祖国怀抱里面。我作为一个教育界人士，可以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的小朋友：我们回归祖国了!

　　记者：您多年来深耕教育界。在您看来，20年以来香港教育制度有什么样的变化发展?

　　赖子文：香港教育制度在2000年有一个改变。这个改变缺乏了德育和国民教育。我们尝试用一个比较软性的模式去推进德育和公民教育，但效果并没有很明显地彰显出来。所以我们在未来发展中，要给我们的小朋友加强国民教育和德育的培训。

　　记者：您的学校在国民教育方面采取了什么样的方式方法?

　　赖子文：我们力求培养我们的小朋友成为一个良好的公民。我们的学校宗旨、学校目标里面也有将我们小朋友培育成为“香港的栋梁、国家的栋梁”这样的字句。所以在我们的课程里面都会配合。

　　譬如我们会在科目里面加上一些公民和国民的元素，让他们了解我们的祖国、了解香港的政制，从而从小培养爱国的心。其他活动也会配合，例如我们会做一些本地的交流，带他们参观立法机构，让他们了解香港的政制。同时我们也带小朋友和内地的小朋友、或者内地的学校来做一些交流。我们会有姊妹学校。我们每一年都会带我们小朋友返回内地两、三次，去做一些交流，让他们认识到、亲眼见到国家的发展，希望培养我们的小朋友能够亲身感受到国家在经济、政治、人民生活的状况。只要亲眼见到，我相信他们的感受会最深，也最能够触动他们，让他们相信，我们的国家已经是非常繁荣、做得非常好;也都可以很自豪地说，我们已经成为超级大国的其中一员。

　　记者：现在香港教育制度存在什么问题?

　　赖子文：香港的教育，在各科知识上面其实做得非常好。我们在一些国际专业考试或者评估上面，都在全世界名列前茅。

　　但是，可能受制于一些家长的观念，我们这几年会讲一些“赢在起跑线”、“赢在终点线”之类的话，每一个家长都期望以进入大学作为一个最终的目标。但是我们知道，每一个小朋友是有不同的才能，他们也都会有不同的志愿。单一个目标、一个方向其实不能够完全顾全小朋友的发展。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在未来的发展里面发挥不同的所长。特别无论是学生、老师还是家长，我们要清楚知道，成绩不是唯一的需求。我们更要知道，小朋友的品德和他们的思考、思维能力，或者他们共通的能力、融合其他社会沟通能力，是更加的重要。我们要发挥小朋友的多元技能。

　　在认识我们自己的香港、认识我们的祖国方面，我们更要加强，让他们因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香港人而自豪，而不是所谓的“西方的月亮一定比较亮一些”。我们中国人能够做到的事情是很多的。

　　记者：香港和内地的教育制度之间如何沟通、交流、合作?

　　赖子文：香港教育制度的优胜之处在于有一个很大的自由度，并且管理上面比较有弹性。内地在各科“根基”的建立，做得非常之好。如果我们两者可以互相融合，即香港教育制度的管理、自由度、天马行空的思考，同内地扎实的教育基础，互相合并，相信不论对香港还是对内地的教育发展，都会有进一步的帮助或者影响。

　　记者：香港回归20年以来，最令您印象深刻的事情是什么?

　　赖子文：回归20年以来，我最深的印象就是回归的一刻。我见到我们的国旗升起，我看到标志着殖民地时代的旗子下降。我们可以告诉自己，我们不是无根的民族、无根的地方，我们找回了自己的根，我们不再是二等公民的身份，我们真真实实成为我们国家的一部分、一个成员，这是我最感动的。20年来，我们的发展虽然还有可以改进的地方，但是我们觉得，我们的认识，特别是对我们下一代来说，充满了盼望。除了两地的交流越来越频繁，同学与同学之间互动越来越多，我们的下一代对于中国的情怀，会一路加强下去，总有一日，我们能完完全全成为一家人。

　　记者：香港有声音一直在反对搞国民教育，认为“没必要”。您怎么看这种说法?

　　赖子文：可能有人讲，国民教育在香港不需要，因为在过往殖民地里面，我们没有国民教育，发展也能很迅速、很繁荣。这其实是一个管理的手段，当时是英国人管理香港人，乖乖让我们完全投入到经济或者其他各方面。但我想问，有哪个国家不讲国民教育?不希望自己国民对自己国家有一份深厚的情怀?

　　我们见到我们的国家在革命时代、或者更早的年代，被人欺负。人们怀着国民情怀，对国家有一种使命感，无论遭受到多大的迫害、多大的攻击，都仍然坚持下去，会为了我们的国家抛头颅、洒热血。这是真真正正对国民身份的认同，对国家团结统一的识记。我们更多期望我们的下一代，多一些认识我们自己的国家，多一些对于我们自己国家有一个强烈的归属感。因为无论如何，我们身体里面都流着中国人的血，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不能够忘记自己这个身份。

　　记者：您认为未来香港教育制度会怎么发展?

　　赖子文：香港的未来教育制度究竟怎么变化，我相信，除了我们有一帮很聪明、很有干劲的教育局官员以外，凭借香港以往的经验，香港人也能配合到我们国家的发展。同样我相信，我们国家发展、在世界上国力日益强大的同时，我们的教育都会随之办得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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