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国际化为一带一路开路

成舍我

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上指出，在“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框架內，各方秉持共商、共建、共用原则，携手应对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开创发展新机遇，谋求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作为“一带一路”合作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通”之一，资金融通无疑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支撑。过去几年，人民幣国际使用的积极作用已经开始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体现，未来如何在更深层次、更高水准上发挥这一积极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7月15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幣研究所（IMI）和中国金融科技50人论坛（CFT50）共同主办的2017国际货幣论坛——“一带一路”下的货幣战略与金融合作分论坛，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

我们注意到，论坛上来自欧、美、亚等地区科研院所、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的著名专家学者就“一带一路”下的人民幣国际化机遇与挑战参与了討论。其中，有观点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带来了人民幣国际化的重大机遇，同时需建立相关国家的有关合作机制。

四方面论证重大潜在机遇

“丝绸之路经济带將会给人民幣国际化带来重大的潜在机遇，从区域上看，应该从丝绸之路经济带陆上区域入手，把中亚5国作为重点。”中国人民银行乌鲁木齐中心支行党委书记、行长郭建伟在上述论坛上表示。

郭建伟从4个方面论证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將会给人民幣国际化带来重大的潜在机遇。他认为，第一个理由是，按照全球产业梯度转移的客观趋势来说，將有利于推动沿线国家使用人民幣，把沿线64个国家工业化的水准做了分析，这60多个国家处于前工业化阶段的只有一个，工业化初期阶段的14个，中期阶段的16个，后期的有32个，可以看出，客观的经济发展阶段有差异性，很容易形成以中国为沿线国家的验证模式，丝绸之路经济带可以形成产业转移，这种模式使人民幣走出去成为一种可能。

第二，沿线国家现在最迫切的是需要加大基础设施的投资。实证证明，虽然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地理距离近，但贸易的相关性不大，由于周边国家基础设施不连通，所以跟他们之间的贸易关係远远小于距离很远的其他国家，这就说明在丝绸之路“五通”建设中，基础设施的连通是很重要的方面。周边国家恰恰是资本短缺、技术落后，电力方面等急需大量的投资，所以实证研究发现，基础设施特別是铁路的投资，能够对沿线国家经济具有最显著的拉动力。中国恰恰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有很强的比较优势，可以依託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园区和自贸区等，来推进人民幣的输出，提供人民幣融资，以解决周边国家的基础设施发展瓶颈，在这一点上有客观合作的前提。

第三，我国和周边国家下一步的贸易合作潜力巨大，有利于推动人民幣的计价结算，將极大地改变周边国家的福利水准。现在周边国家跟我国的贸易，既不用人民幣也不用他们自己的货幣，都是用美元，而周边国家的美元是靠他们的资源出口，他们急需通过用其他货幣替代美元，以改变国际储备流动性短缺的困难。

第四是全球资源配置上有客观的需求。因为出现了资源配置的错配，一是货幣错配，这些国家的本幣在本国內並不占主导地位。比如哈萨克斯坦，在存款类最高的时候，其美元存款占整个存款的90%，近年“去美元化”把比重降低到60%；还有是期限的错配，大量的投资需要长期的资源来源，但是境外融到的资是短期的；还有结构的错配，沿线国家都有一定储蓄的潜力，但是市场动员能力很弱，金融市场不发达，如何把储蓄转化为投资，在这一点上又是一个瓶颈。

目前货幣合作存两个障碍

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MRO）主任常军红认为，“东盟10+3”地区是最有活力、经济规模最大的地区。在过去10年，中国经济是本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推动了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国和人民幣在地区贸易投资和金融市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力地保证了地区的金融稳定。中国应该利用好“一带一路”，增加跨地区的投资活动。同时，要与该地区其他国家共同促进国际金融结构体系的改革，加强风险规避和风险控制能力，开发新的金融工具，適应新的经济形势。

乔治敦大学客座教授、IMF原亚太部门主管Anoop Singh教授则指出，人民幣国际化仍处于初级阶段，需要进一步进行经济的结构性转型和调整，平衡相应的政策，建立更加完备的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他认为，央行应该承担起应对市场预期变化的责任，採取相应的资本管制、干预措施和货幣汇率的监管措施。

此外，郭建伟还在上述论坛上就初期与中亚5国的合作模式指出：“我们提出‘2+X’的模式，‘2’指两个大的货幣，形成两个大的货幣作为货幣合作的支撑，其一肯定是人民幣，另一个最优可能选择哈萨克斯坦货幣。X代表众多周边国家的小货幣，理论上进行实证比较，这个选择对于其他国家推动本幣跨境合作‘去美元化’是最有潜力的。”

郭建伟还表示，目前货幣合作方面的主要障碍有两方面。第一是路径依赖，因为各国都已经习惯以美元货幣结算，现在要改变习惯，需要花时间；

“第二，我们现在希望推荐以人民幣结算的方式，人家自然要將其与美元进行比较，看有什么好处。必须要通过一种方式给对方提供福利，他才会选择人民幣。”他说：“我们的好处就是，人民幣与对方货幣直接产生价格，直接进行结算，规避了用其他货幣进行换算的成本和风险。另外，我们可以延长对方产业链，给其带来经济增长和就业。这必然带来两国金融制度的对接，这就需要金融层面不断地密切合作。”

但他也坦言，以人民幣进口其石油、天然气和铁矿石，要想把人民幣付给出口方，必然要到当地银行提供人民幣服务，当地银行必须要在市场上平盘交易，按照目前一天只交易一小时来说，是很难实现的，国际上很难找到下家。

对于解决的方式，他指出，微观层面上需要建立本幣跨境清算的平盘机制，“我们跟（对方）央行探討，你方银行放开、开闢人民幣业务，我方银行同样当天晚上清盘给你，首先是在市场层面建立这种合作机制，再通过两国央行的互换提供最终的流动性的支撑。”

中国人民银行货幣政策二司司长霍颖励：

人民幣国际使用与“一带一路”建设相契合且相容

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于2009年7月开始跨境贸易人民幣结算试点，基于市场主体的实际需要，逐步建立起了便利和支持人民幣跨境使用的政策框架，人民幣国际使用的范围和规模因之逐步扩大。2016年10月，人民幣正式纳入国际货幣基金组织特別提款权（SDR）货幣篮子，标志著人民幣的国际货幣地位初步确立。从近些年的实践来看，人民幣国际使用的逐步扩大对“一带一路”建设形成了重要的支持力量，两者相辅相成、互相支持。

第一，人民幣跨境结算有力提升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准。2016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达6.3万亿元人民幣，增速快于我国全部对外贸易，中国企业已在沿线二十多个国家建立了56个经贸合作区，中国对沿线国家累计投资超过500亿美元。2016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境贸易人民幣实际收付7786亿元，占双边贸易额的13.9%，比2012年末提高了4.3个百分点。通过將人民幣用于跨境贸易投资计价结算和支付，双方企业有效规避了国际汇率大幅波动的风险，降低了汇兑成本，贸易投资更加便利。

第二，中资金融机构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人民幣综合金融服务水准稳步提高。伴隨著人民幣国际使用程度的稳步提高，主要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充分发挥在国际贸易、国际结算、跨境人民幣和外汇资金等方面的业务优势，逐步形成了海外机构、代理行和清算网路、综合金融服务体系等，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人民幣等投融资和跨境金融服务。在“一带一路”建设的不少专案中，中方既是主要投资方，也是主要建设者。中资金融机构深化与沿线国家金融机构合作，通过设计相应的人民幣融资方案，將人民幣直接用于国內机械设备和原材料出口、专案施工款支付等，使跨境资金流与货物流匹配迴圈，有效缓解了幣种错配，规避了汇率风险。如中国银行(3.760, 0.00, 0.00%)、国家开发银行等积极开展大额产品承包出口、出口买方信贷等多种跨境人民幣业务，有力带动了中国产品出口和企业“走出去”，实现了优势互补、资源共用和风险共担。

第三，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货幣合作不断深化。2008年以来，中国先后与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本幣互换协议，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共22个，通过货幣互换机制向离岸市场和沿线国家提供人民幣流动性支持，为沿线国家使用人民幣提供了综合保障；与23个国家实现双方货幣直接交易，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8个，与两个沿线国家实现双方货幣区域直接交易，帮助市场主体有效降低汇兑成本並管理汇率风险，便利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和投资；与23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人民幣清算安排，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7个。与18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人民幣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试点机制，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5个，为沿线国家投资国內人民幣金融产品提供了便利通道；与9个国家签署边贸或一般贸易（与投资）本幣结算协议，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8个。此外，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统（CIPS）的参与者不少是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金融机构，中银香港作为海外首家直参行接入CIPS，带动沿线国家更多参加行参与CIPS清算，为沿线国家人民幣清算搭建了高效、安全、稳定的“高速公路”。

第四，国內金融市场开放稳步扩大，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配置人民幣资产创造了有利条件。近年来，境內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度和投资便利性稳步提高，境外机构可通过QFII、RQFII、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直接入市等多种管道投资境內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截至2017年4月底，共有包括境外央行类机构、境外商业银行、境外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境外金融机构产品类投资者等在內的400多家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託管总量超过8000亿元人民幣。据国际货幣基金组织统计，目前已有五十多家境外央行和货幣当局將人民幣资产纳入外汇储备，金额折845.1亿美元，其中一部分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人民幣国际使用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有著巨大发展空间

“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长期、复杂的全球性战略过程，需要各国开展全方位的深入合作。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带一路”设施联通研究课题组估算，2016～2020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合意投资需求至少达10.6万亿美元。亚洲开发银行估计，到2030年亚洲基建投资需求高达26万亿美元。要满足如此巨量且投资週期较长的资金需求，需要沿线国家共同构建长期、稳定、可持续的投融资和金融支持体系。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宣佈中国將加大对“一带一路”建设资金支持，包括：向丝路基金新增资金1000亿元人民幣，鼓励金融机构开展人民幣海外基金业务，规模预计约3000亿元人民幣；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將分別提供2500亿元和1300亿元等值人民幣专项贷款，用于支持“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产能、金融合作。可以预计，人民幣將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更加重要和积极的作用。

应该看到，目前人民幣国际使用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支持作用还面临一些短板和制约因素。首先，人民幣跨境支付和结算对双边贸易的支持力度还不够大。2016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使用人民幣的比重远低于跨境人民幣使用的平均水准。其中，在10%以上的仅有7个国家，介于5%～10%的有2个，介于1%～5%的有13个，其余均低于1%。其次，资金短缺和投融资风险等问题较为普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权信用评级属于“投资级”的有24个，占比36%，其他国家属于“投机级”或没有评级，“一带一路”早期阶段不少投资都是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大、建设週期长，期间当地政治、经济等不利变化会增大投资风险，同时对深化双边货幣合作也会形成一定制约。再次，人民幣国际使用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接受度还不够高。一些沿线国家对外汇使用存在不同程度的管制，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水准落后，人民幣在官方认可、当地开户、跨境支付使用等方面均存在一定障碍。

2017年以来，人民幣跨境使用总体上出现一定程度下降，但在沿线一些国家如俄罗斯、马来西亚等则保持较快增长。目前，离岸市场人民幣资金池止跌回稳，人民幣存款略有回升，人民幣帐户开立呈上涨势头。总的来看，人民幣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使用具有扎实基础，前景广阔。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进一步发挥人民幣国际使用的重要作用，具有以下优势和好处：一是为我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投资提供更加丰富和便利的跨境清算支付服务，进一步发展互利共贏的经贸伙伴关係和建设自由贸易网路。资金接受国可直接使用他国本幣购买本幣发行国的产品乃至偿还融资债务，节省换汇成本，便利贸易投资。二是为中国金融机构的国际化和市场化拓展新的发展空间，提升国內金融业对国际贸易投资和企业“走出去”等实体部门的跨境金融服务能力和水准，逐步形成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的网路化佈局。三是便利“一带一路”建设的相关投融资活动，探索建立和完善多管道、市场化和可持续的投融资和资金供给机制。通过使用本幣开展对外投融资並形成合理回报，可调动当地储蓄资源和全球资金。同时，深化本幣金融市场开放和离岸人民幣市场也將更加便利境外主体持有人民幣资产或融资。四是进一步提升与沿线国家货幣金融合作的层次和水准，深化本幣结算和货幣互换等，共同维护区域金融稳定。更多地使用本幣有利于逐步增强对本幣的信心，促进以本幣计价的资本市场发展，同时减少对主要货幣的依赖，丰富汇率风险管理手段。

进一步发挥人民幣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作用

按照需求驱动、政策引导、市场运作的基本原则，坚持以企业为主，市场化运作，凝聚广泛共识，统筹管控风险，充分发挥好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作用，积极调动政府和市场、沿线国家以及国际资本等资源，扩大人民幣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使用领域和规模。

一是进一步发挥人民幣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跨境贸易计价结算功能。坚持经常专案可兑换原则，鼓励和支持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投资中人民幣用于跨境支付和清算，逐步提高人民幣所占比重。继续发挥人民幣清算行在行销客户、研发人民幣产品、管理外汇风险、推广人民幣境外使用的功能。提升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统（CIPS）功能与效率，探索和支持沿线国家的银行和金融机构以各种方式参与CIPS，提高人民幣跨境清算的安全性、可靠性和便利性。进一步推动涉外经济活动统计使用人民幣计价，支持“一带一路”重大建设专案在合同、银行贷款发放、配套投融资等方面使用人民幣计价。支持我国大宗商品进口以人民幣计价，探索人民幣计价大宗商品期货市场对外开放。我国在钢铁、石油等大宗商品市场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大宗商品的定价权一直由境外商品市场主导。要充分利用我国在大宗商品市场上的优势，推动大宗商品以人民幣计价，提升我国优势大宗商品在国际市场的话语权。支持金融机构通过完善金融服务网络，推动专案所在国对中国的出口使用人民幣结算，积累人民幣资金用于支付中方施工建设等费用，实现双贏或多贏。

二是进一步发挥人民幣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投融资功能。充分发挥商业银行、开发性金融在海外机构格局、市场化运作、財务可持续和注重长期投资等方面的优势，支持国內金融机构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人民幣开展专案合作，有效提升资金融通水准和品质。落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成果清单，鼓励金融机构开展人民幣海外基金业务。鼓励商业银行探索適合沿线国家当地情况的投融资模式。发挥债券市场融资功能，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府或商业机构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行人民幣计价债券。加强与国际金融组织和多边金融机构的合作，支持其募集人民幣资金並开展人民幣贷款等业务。

三是进一步发挥人民幣“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资产配置功能。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与有条件的国家和地区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打造有利于人民幣使用的市场设施环境。支持国內金融机构以设立分支机构、开展当地並购、与当地机构合作等形式加快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点佈局，更好地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在“股票通”“债券通”基础上，继续稳步推进境內外资本市场联通，有步骤地联通境內外金融基础设施，便利投资者利用人民幣进行投融资活动。推动人民幣与相关国家货幣直接交易，活跃人民幣区域外汇市场，为企业提供对冲汇率风险管理工具。

四是进一步发挥离岸人民幣市场在支持“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借助沿线区域性、国际性金融中心的专业集聚优势，支持其更好地发挥包括人民幣在內的各种投融资功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为“一带一路”建设筹集资金，提供专业化的专案融资、会计、审计、资讯、风险管理等各种服务，开发满足“一带一路”建设所需的投融资和避险金融产品，带动更多市场资源参与投资这些金融产品。

五是进一步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货幣金融合作。加强与沿线国家、国际机构等的沟通，建立健全多层次的合作交流机制，消除不利于扩大本幣使用的体制机制障碍。在平等互利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积极开展与沿线国家等各国央行（货幣当局）的货幣合作，深化本幣结算合作安排，进一步提高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准。加强双边金融管理合作，逐步在区域內建立高效的协调机制，创造有利于本幣使用的政策制度框架。强化在金融稳定和危机管理、反洗钱、反恐融资、宏观审慎管理等方面的合作，更好地维护金融市场稳定，防控风险。

根据中新网、网易等综合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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