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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这个时候,都有一批毕业生迈入职场。从校园人变成社会人,有些不适是难免的。一则新闻颇有意思,“叫姐别叫姐姐?喊哥还是喊老师?‘职场菜鸟’第一课竟是如何喊人”,如何称呼也是个大学问,遑论其他。大概“与领导的眼神交流频率”“会议上说话分贝的大小”“食堂打饭要不要帮同事递盘子”等,都可纳入“职场学”的范畴。
面对如许复杂且细微的职场学问,不少毕业生很难适应。或许在一些毕业生眼中,这些职场规则,与“虚伪”“荒唐”“无聊”画上了等号。在笔者刚毕业的两年,听过不少同学不胜其烦的抱怨,选择辞职深造、跳槽挪窝的人也不少。
可以说,职场的一些或明或暗的规则与默契,从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与学生时代经验的反差,它代表了另外一种游戏规则。在这个规则里,它并非循着努力学习——成绩优异——前途远大的线性逻辑,而是一种通盘考虑的复合逻辑,好比能力固然重要,但人脉有时更为关键;工作成绩一骑绝尘,但有时还要迁就整体方案;自己表现极为突出,但还要平衡团队利益……对这种新规则的接纳,或许就是学生“社会化”的过程。
笔者无意断言“社会化”就是正确的,具体在任何一个小环境里,风气都可能有正有邪,不可一概而论。难以否认的是,大概“社会化”是一个无所不在的大背景,在任何单位都有自己的表现。这种社会化的人生体验,对于理想主义者总是有些丧气的。或许在他们眼中,世间万物总是要分出个正负黑白,哪能有“65%的正面”“32%的白色”呢?
但有时又不得不承认,理想虽然高远,但终究要从现实的路径上前行。《红楼梦》里有句话:“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句话,启发我们换个角度来看待“社会化”的意义。并不只意味着让理想妥协,它其实展示了一种人生的多义性,一种人生价值实现的多种可能,一种“成功”的多重定义。
大概在学生时代,“成功”的标准是清晰的,成绩最好,亦或是体育最棒。在一个社会化的情境里,标准则多元了。它可以是技术出色,可以是组织周密,可以是协调顺畅,可以是为人厚道。社会化的规则,对应的是一个多义的社会,它是多元价值取向的复合。而那些乍看颇不适应的社会规则,也就能理解它的存在意义:那些多元社会延伸出的对人的评判标准,“会说话”“情商高”“热心肠”无不是一个社会人的价值意义。
从这个角度看,毕业生对社会化的进程或许不适应,但是不涉及原则问题,其实也不必过分排斥。大概多数人都无法逃脱社会化的进程,不妨将之视为自我意义的延展,在社会层面重新定义自我。
当然,这并非庸俗地说要与一些歪风邪气同流合污,毕竟在校读书这么多年,天地良心的界限还是应当分明的。而是在某种程度上,以“了解之同情”的眼光,对社会规则适度地理解与体认,试着以更加多元的社会人身份参与社会建设。美国心理学家艾略特·阿伦森在《社会性动物》一书中曾对“认同”作出定义:“表示个体希望与影响施加者保持一致,而对社会影响产生的某种反应。我们采取特定的行为方式,仅仅是因为这种行为方式能使我们与所认同的另一个(或一些人)建立起令人满意的关系。”因此,对一些社会规则的接纳,也是人生进入社会阶段所不得不进行的姿态调整,是一种在社会网格中定位自身坐标的便捷方式。
社会化的进程,既是人生阶段的转变,往大了说,恐怕也是一场人生意义的哲学思索。它标志着人生已经不再由考试成绩作为全部意义,在你的举手投足之间,一颦一笑之际,嘘寒问暖之时,人生的意义与乐趣也就在这些细微之处构建起来了。
来源: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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