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仍是中美经贸主旋律

郑瑟

　　当地时间7月19日，首轮中美全面经济对话在华盛顿闭幕，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与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商务部长罗斯共同主持对话。本轮对话确立了中美经济合作的正确方向，发展双边经贸关系将坚持合作共赢的基本原则，并确认将开展中美经济合作一年计划的准备工作，从宏观经济政策、贸易、投资、全球经济治理四大领域入手，做大中美经济合作蛋糕，解决中美经济关系快速发展中产生的问题和矛盾。

　　业内人士认为，中美经贸合作有携手也有交锋，此次会议坦诚、友好、具有建设性地就中美双方关切的问题进行了交流，最重要的是确立了中美经济合作的正确方向。同时，会议确认即将开展的经济合作一年计划将引领中美经贸关系继续行走在务实、高效的轨道上。

　　在“让美国重新伟大”的口号指引下,特朗普在去年竞选期间针对美国经济提出“让就业岗位回到美国”,进而指责中国、墨西哥等新兴市场国家“偷走”了美国的就业岗位。此外,特朗普还对中美贸易中美国长期处于逆差地位,且逆差数额日益扩大感到不满,威胁对中国出口的商品征收高达45%的关税。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问题由来已久。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开始全面融入全球经贸体系。同一年,美国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为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扫除了一大障碍。

　　此后,中美经贸关系稳步发展,到2015年,中国超过加拿大成为美国最大贸易伙伴,而美国目前是仅次于欧盟的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另外,美国还是中国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四大进口来源地。根据中方统计,去年中美贸易额达5196亿美元。

　　不过,有数据显示,中国加入WTO后的10年里,美国制造业就业任务下降了近三分之一——受影响最大的就是美国东北部工业带,同期的中美货物贸易赤字不断扩大。据此,美国国内一些人认为美国制造业萎缩、就业岗位减少是中美贸易不平衡造成的。

　　受此影响,靠美国东北部“锈带州”选票胜选的特朗普,必然会在振兴制造业、增加就业上做文章。加之特朗普是商人出身,其对美国贸易逆差数字自然会更加敏感。去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3470亿美元。根据美方数据,今年前5个月,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达1380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5.3%。

　　不过,数字反映出的贸易不平衡,并不是中国故意为之,而是两国经济和贸易结构差异决定的。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加入WTO的促进效应,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凭借劳动力优势和工业基础,成为制造业投资和转移的重要承接地。

　　对于贸易不平衡问题,历届美国政府在与中国打交道时都不断提及,美国前总统奥巴马8年任期内,这一问题始终是两国经济领域对话的议题之一。只不过到了特朗普这儿,该问题被摆到了更突出的位置,并且他还誓言要扭转这种局面。

　　制造业向劳动力廉价的新兴市场转移,是全球性趋势,而非中国独一份,美国把制造业萎缩、就业减少的帽子扣到中国头上,显然有失公允。其实,不光是中国,美国与其他很多国家间的贸易都存在逆差问题。比如,美国与盟友韩国之间也存在较大的贸易逆差,而这正是美国威逼利诱韩国重谈双边自贸协定的重要动因。

　　美国对华贸易的逆差,显然不是中美贸易的全部。与美方的负面看法相反,中美贸易关系不仅也惠及美国,更重要的是在两国政治关系出现波动时,经贸还起到了稳定器的作用。

　　根据牛津经济研究院的最新研究报告,中美贸易关系大约支持了美国260万个就业机会。从美国对华出口来看,植物产品比重高达11%。以大豆为例,2016-2017作物季,中国预计将从美国进口3000万吨。仅此一项,就拉动密西西比州、密苏里州、田纳西州和阿肯色州超过10%的就业。

　　投资则是中美地方合作的最新亮点。中国在美投资保持增势,截至2016年底,中企在美直接投资存量约1100亿美元,累计为美国创造14.1万个直接就业岗位。

　　美国在服务贸易上拥有优势,在对华服务贸易上获得了大量净收入。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15年,中美双边服务贸易达635.5亿美元。其中,美国从中国进口151亿美元,美国对华出口484亿美元。

　　中国国有企业是美国公司业务服务的主要购买者,约占中国进口美国业务服务需求的40%,带动了美国东北部波士顿大都会区和西部加州硅谷地区等地约85000个涉华业务岗位。

　　中企也成为美国创新发展的重要贡献者。中国两大电商巨头阿里巴巴(云计算部门)和京东均在加州圣克拉拉建立数据中心和研发中心,百度也在加州建有人工智能实验室。华为、联想等知名中企也在美国开展研发业务。

　　作为成功的商人,特朗普自然不会无视中美贸易给美国带来的巨大利益。坐到总统位置上后,他也深知稳定的中美经贸关系有助于两国合作解决其他国际问题。比如,他上台后并未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

　　特别是4月初中美元首海湖庄园会晤之后,两国不仅商定举行包括全面经济对话在内的四大对话机制,还启动了双边经贸合作百日计划,为两国沟通协调处理经贸问题定下基调。

　　首轮全面经济对话前,7月12日,中美公布了经贸合作百日计划取得的早期收获,涉及农产品贸易、能源、金融服务、投资和中美往来等5个部分10个要点。

　　其中,农产品方面,中美双方7月13日签订合同,中国将进口约1250万吨美国大豆和371吨猪肉及牛肉,这是美国牛肉时隔14年重返中国市场。同时,中国熟制鸡肉时隔13年后重新获准进入美国市场。最新成果是,7月20日,中美双方谈判十多年后,美国首次获准可对华出口大米。

　　能源方面,美国液化天然气输华政策障碍开始破冰,今年前5个月中国从美国进口天然气已达40万吨;今年前5个月中国从美国日均进口原油近10万桶,是2016年全年日均水平的10倍。官方预估,今年会从美国进口原油达10亿美元,去年这个数字才1.5亿美元。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预计,未来10年美国对华货物和服务出口将翻一番,达到3690亿美元,到2050年将增至5200亿美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7月20日也表示,首轮全面经济对话期间,中美双方同意为缩小贸易逆差进行建设性合作。

　　7月19日，首轮中美全面经济对话就中美贸易投资、经济合作百日计划和一年计划、全球经济和治理、宏观经济政策和金融业、农业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达成了广泛共识。除此之外，中美双方还讨论了中国钢铁产能过剩、农业和电池补贴、汽车业监管以及政府对私营业数据的控制等具体问题。

　　虽然对话过程更倾向于“会谈”而非“谈判”，但从各种迹象来看，对话进程充满艰辛。贸易逆差问题便是双方交锋的焦点之一。

　　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当日在华盛顿表示，中美就双方贸易结构中的问题进行了坦诚和事实求是的分析。双方一致认为，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的办法不是美国减少从中国进口，而是增加对华出口。同时，中方提出，美方要放宽对华民用高科技产品的出口管制，中方会将此列入经济合作一年计划的中方诉求。

　　7月18日，汪洋在中美工商界联合欢迎午餐会上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如果美国将对华出口管制程度降至对巴西的水平，对华贸易逆差最多可缩减24%;如果降至对法国的水平，最多可缩减34%。

　　“中美不应过度放大逆差问题，而应在合作中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长王军在接受国际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美贸易逆差存在的根本原因是两国发展阶段不同，在全球的产业分工不同，这导致了美国对华货物贸易逆差，服务贸易则是顺差。这种局面是多年形成的，解决起来不能浮躁。从长远看，随着中国产业升级，贸易逆差缩减将是大势所趋;从目前来看，美国如果放宽高新技术对华出口管制，缩小贸易逆差就能在短期内见到成效。

　　武汉大学美国与中国周边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苗迎春在接受国际商报记者采访时建议，在推动高科技产品进口上，中方可以进一步加强对业界的了解，针对最有可能实现的领域，具体梳理出扩大进口的重点产品，循序渐进，降低谈判的难度。

　　在推动美国放宽对华民用高科技产品的出口管制的同时，中国在解决中美贸易逆差问题上迈出了实质性步伐。据悉，中美两国此前推出了经济合作百日计划，清单内容中已有超90%得到了落实，其中，中国在农产品、金融业等许多领域作出了较大让步，中方对推动双边经贸合作的诚意可见一斑。

　　从特朗普上台后在产业和贸易政策方面的表现来看,其判断标准只有两条,一是能否给美国增加就业,二是是否会加大贸易逆差。而就中美贸易现状来看,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货物贸易逆差国,占美国货物贸易逆差的48%,而且逆差与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下降重合。因此,中国必然是其主攻方向。

　　这一点也体现在特朗普对关键职位的任命上,他希望贸易团队针对中国采取强硬的贸易保护措施。7月12日,特朗普提名国会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副主席谢伊出任美国副贸易代表。如果谢伊顺利履新,他将成为继商务部长罗斯、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席纳瓦罗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之后,特朗普贸易政策团队中又一个对华强硬的“鹰派”人物。

　　这种极具针对性的人事任命,也在很大程度上给“中美贸易战一触即发”这种论调提供了口实。

　　虽然中美贸易关系整体上保持着稳定发展,但在微观层面上,这些年来中美之间也经常出现贸易摩擦,常遭美国商务部双反(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的钢铁产业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案例。而钢铁产能过剩问题,也出现在19日举行的中美首轮全面经济对话中,双方就此进行了深入政策沟通。

　　特朗普上台前,美国智库彼得森研究所的报告模拟了中美贸易战,三种可能性的后果都会对美国造成重大负面冲击:一是爆发全面贸易战,即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45%的关税,然后中国也进行对等回击;二是非对称性贸易战,即中国有选择地采取反制措施,可能威胁终止购买乃至抛售美国国债及采取其他金融手段;三是时长不超一年的“闪电式”贸易战,由于中国终端供应链切断,美国金融市场将陷入动荡、消费者商品短缺进而导致价格攀升。

　　换句话说,贸易战真打起来,对中美双方都没好处,完全达不到特朗普“让就业回到美国”的目的。或许是考虑到了最坏情况,也可能是百日计划期间中美紧密沟通并取得一些突破性成果,特朗普政府并未如此前外界预计的那样在贸易领域对中国发飙。

　　首轮全面经济对话期间,中美双方均认可百日计划的成果,并顺势将之升级为一年计划,给两国重新确定贸易关系更多的时间和可能性。同时,在这次对话前夕,特朗普宣布将7月17日定为“美国制造日”,将7月16日至22日定为“美国制造周”,以此促进美国制造业发展,为美国货开拓国际市场。

　　这意味着特朗普不再单纯地对外使劲,他也开始着手解决美国经济本身存在的问题,内外发力,重构双/多边贸易环境,振兴制造业以扩大就业,增加出口以缓解贸易逆差。

　　除了贸易不平衡问题之外,从2008年开始到2016年底,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已完成了31轮磋商,但因美国政府更迭和特朗普上台后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眼下这事又悬着了。接下来,两国能否借首轮全面经济对话的势头重启BIT谈判,成为关注点和风向标。

　　据悉，本轮对话最重要的成果是确立了中美经贸合作的正确方向，发展双边经贸关系坚持合作共赢基本原则，解决分歧采取对话磋商基本方法，对话合作保持重大经济政策沟通的基本方式。中美双方认为百日计划取得重大进展，并就开展经济合作一年计划进行了讨论，争取实现早期收获。

　　知情人士透露，中美双方在此次会议上仍存在很多分歧，更加细致的合作方案尚未敲定。对此，王军表示，中美经贸合作的不确定性因素仍然存在。如果双方不能相向而行、管控分歧，不排除会出现经贸合作恶化的可能，因此目前亟须寻求可行方案，巩固和扩大合作根基。

　　朱光耀在首轮中美全面经济对话闭幕后透露，接下来双方将全力开展中美经济合作一年计划的准备工作，从宏观经济政策、贸易、投资、全球经济治理四大领域入手，做大中美经贸合作蛋糕，解决中美经贸关系快速发展中产生的问题和矛盾。“中美经贸有交锋也有合作，这很正常，但合作才是最终正确的方向。”苗迎春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了兑现竞选承诺，必然会在贸易逆差、钢铁贸易等领域对中国发难。中美一旦走向对抗，挑起贸易摩擦甚至引发贸易战，将对两国乃至全球经济都带来巨大负面影响。因此，中美只有在合作中解决问题，才能使道路越走越宽。

　　在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前亚洲事务高级主任麦艾文看来，中美关系中的“稳定核心”并没有发生变化。即便中美经贸关系中的竞争因素增加，也不意味着合作的减少，这种“竞合”关系的深化恰是双边关系成熟度提高的表征。

　　中美经贸关系深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表征是，美国州和地方政府正成为维护中美关系的积极力量。

　　美国肯塔基州州长马特·贝文日前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中美两国发展强劲的经贸关系至关重要。因为一加一大于二，中美强劲的经济纽带将有助于全球和平与稳定。”

　　在美国西北部的俄勒冈州，州长凯特·布朗7月5日签署了州议会通过的关于加强与中国经贸关系的共同决议案。加州州长杰里·布朗在6月1日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后的第二天就启程访问中国，寻求在清洁能源技术、碳交易市场机制等方面与中国加强合作。

　　在中美经贸关系面临来自联邦层面风险考验的同时，中美之间的地方合作正如火如荼展开。目前，美国加州等7个州市与中国十几个省市分别建立了省州经贸交流机制。仅去年一年这些机制共推动双向投资项目近50个，合同金额超过25亿美元。

　　中美经贸合作给美国地方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利益是美国各州争相对中国示好的重要原因。美国华盛顿州民主党众议员里克·拉森近期接受《纽约客》采访时，戏称自己为“熊猫拥抱者”。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发布的报告显示，2016年美国对中国商品出口额超过10亿美元的州有29个;从2006年至2016年，对中国商品出口额增幅超过100%的州达30个。而服务贸易增长更为迅猛，从2006年至2015年，美国全部50个州对华服务贸易出口增幅超过100%。

　　投资则是中美地方合作的最新亮点。截至2016年底，中国企业在美直接投资存量约1100亿美元，累计为美国创造14.1万个直接就业岗位。

　　次贷危机后美国经济持续复苏乏力，呈现出“大萎靡”特征。美国中西部的怀俄明、内华达、亚利桑那等州至今仍未恢复到2008年前的经济产出水平。这令中美经贸合作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并且，中美两国经济存在共同演进的结构性互补趋势。例如，美国地方各州对中国的服务贸易出口增长迅猛，而服务业开放则是中国未来改革开放的重点领域。又如，在中国产业结构转型的同时，美国很多地方州正在进行“再工业化”，工业产能合作亦可能成为双方合作重点。

　　前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麦艾文日前在华盛顿参加一场中美经贸关系研讨会时强调，中美关系中的“稳定核心”并没有发生变化。

　　他认为，即便中美经贸关系中竞争因素增加，也不意味着合作的减少，这种中美“竞合”关系的深化恰是双边关系成熟度提高的表征。

　　麦艾文的看法得到了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的认同。在王缉思看来，中美关系的韧性至少来自于三方面：首先是中美双方的交流和沟通深化;其次，双方具有更多可以缓冲冲突的机制性联系;再次，双方加强了务实性双边和多边合作。

　　美国观察人士普遍认为，富有韧性的中美经贸关系具有超越政治周期的能力，将持续成为中美关系行稳致远的“压舱石”。

　　根据新华社、人民网、中新网等采编【版权所有，文章观点不代表华发网官方立场】